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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关系坏到了什么程度

 乐陶陶598 2016-07-12

2016美国专题之俄罗斯:
美俄关系坏到了什么程度

作者:孙军 时间:2016年7月12日
称为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北约峰会,近日在华沙闭幕。奥巴马亲自出席的这次会议,确定北约将在中东欧四国加大驻军。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25周年之际,北约在俄罗斯家门口讨论如何加大对俄震慑,美俄关系的紧绷可见一斑。

整个世界而言,冷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建立固定的游戏规则。对抗无处不在,军火库仍然有自身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美战略互信的水平已经远低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并未改变美俄关系的性质

冷战是世界历史上一段独一无二的时期。其独特性就在于,两个力量均等的超级大国进行竞争,装备了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武器,保证了国际体系史无前例的稳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形成了核导弹平衡,由于都面临着被全面摧毁的威胁,为对手划设了不可逾越的红线。虽然并未避免边缘地带的冲突,通常借他人之手,表现为其他国家或集团间的冲突,其背后却是两个超级大国,但“世界和平”总体上得到了保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突然结束,这一现象也随之消失。

不过,主要对手间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平衡不再,但却没有出现固定这一变化、确立其他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

历史上“世界秩序”的确立都是大战之后的结果。胜利者订立规则。例如,十七世纪经过三十年战争,而十九世纪是经过拿破仑时代。一战后,试图巩固相互关系的努力失败,导致二十年之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确立了新的体系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总统奥巴马(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冷战是系统性对抗,但并未发展到武装冲突阶段。尽管众所周知,这一切以谁的胜利告终,但是结果的形成并不依靠投降条件、其他正式文件,甚至不是体面的非正式协议。而且,似乎没有胜利者,因为在公众言论中,倾向于谈论完成对抗的所有参与者都赢了。

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赢了,谁输了。并相应地采取行动,特别是胜利者。然而并没有“和平条约”,即1945年确立的规则依然有效。世界瞬息万变:全球化、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之前边缘国家的解放运动。实际上开始重新审视冷战的结果。但是想要回到二十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的局势,显然已无可能,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这种条件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不可能进行战略领域的真正合作。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周而复始的对抗开始了,相互视为潜在的敌人,而且是非对称的敌人:俄罗斯,经历了虚脱,对美国的优势十分敏感,努力保持并增强自己的实力。华盛顿长期认为,俄罗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对莫斯科不屑一顾。一旦发现,俄罗斯出人意外地恢复了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博弈的能力,其反应完全俗不可耐:惩罚克里姆林宫,孤立莫斯科,首先是减少技术方面的交往。而且西方固执地认为,苏联的解体首先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技术落后,无法转入下一种技术制度。

确保相互摧毁的逻辑根深蒂固

俄美两国就反恐协商。

事件的发展就是这样别无选择吗?有没有可能克服冷战对抗的惯性、转入战略领域的完全合作?况且有过这方面的尝试—— 2010至2011年,俄罗斯和美国/北约讨论了在被称为国家战略安全“神圣之神圣”领域- 反导的协作问题。

核均势仍然是打开国际矛盾之锁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既能打开,也能锁紧这把锁。无论莫斯科和华盛顿做什么,不仅是遏制,而且“确保相互摧毁”仍然是相互关系的物质技术基础。因为这些不胜枚举的武器不可能有其他用途。任何国际问题的解决都不需要这样庞大数量的导弹。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早已失效,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变。但“钢铁”的力量不容置疑,无论俄罗斯和美国怎样试图让对方相信,不互相视为敌人,军火库仍然有自身的逻辑。

加快销毁这些贮备不太可能。第一,战略核力量—— 首先是政治武器和地位指标。谁也不会轻言放弃。对于俄罗斯更是如此,核武器是超级大国唯一的典型特征。但华盛顿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幻想着“无核世界”,显然不会认真地接受这一点。更不要说,两个巨人在核领域一言九鼎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核武器扩散正在悄然进行,而中国的核武器,尽管不及俄罗斯和美国,但却逐渐成为中国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会允许和北京处于同一“联盟”之中,因为那样的话,对抗其影响的配重就会更少。

以前的思想认为,应该克服确保相互摧毁的逻辑,基于下列观点:战略领域的相互接近最终将使俄美之间的核遏制成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产物。政治家和外交家们认为,反导的联合工作会降低对抗,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假如认真地这样做,迟早会出现下列问题,即相互发射导弹是荒谬的,因为“敌人们”正在共同建设联合防御。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随着美国、俄罗斯对二十一世纪现实威胁的认识,有可能成功。

然而,实践中却没有成功进行对话。2010年12月,俄罗斯-北约峰会几个月之后,专家们认真研究了俄罗斯和美国在反导问题上如何兼容的可能性。从一开始许多人就对协商原则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但是磋商还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直到2011年春季。六月,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斯进行了总结:俄罗斯关于责任区划分和系统交联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北约不能授权外部伙伴保障自身的安全。至此,内容丰富的讨论寿终正寝。

随后的偶发性尝试不是军事技术、而是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俄罗斯不强求反导的法律保障,在某些时候甚至不排除仅仅是政治宣言的可能性。但这两点都无法达成一致。至于必要的法律文件,华盛顿于2001年退出反导条约,这就是说,美国参议院通过新反导条约的概率几乎为零。任何“把美国手脚捆绑起来”的措施都会遭到立法者的顽抗,更不要说共和党人热衷于这一产物,即反导盾牌。在美国激烈政治斗争的条件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不断激化,行政当局不可能冒险通过不必要的政治宣言。

华盛顿建议,提高方案的透明度,扩大观察员接触数据的准入权。出于众所周知的以下原因,这无法令俄方满意:因为谈到不是完整的核查系统,例如,像之前的裁军条约那样,这最多只是展示性表演而已。结果一目了然,2011年秋季,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在檀香山的短暂告别性会晤,最终证明双方缺乏共识。

60年的博弈一再证明,核武决定战略稳定

从那时起,俄美关系急转直下,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甚至嗅到了冷战的硝烟味。反导问题重新列入议事日程,之前,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布什当局已固执地在波兰、捷克部署了第三个反导阵地。

乌克兰危机让人回想起,核武器作为遏制手段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假如没有它,乌克兰危机就有可能演变为俄美之间的直接冲突。核武库的存在完全排除了这一场景。

由于乌克兰事件,许多人回想起半个世纪之前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这一危机成为一个里程碑,此后确立了严格的游戏规则,一直生效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的摩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激化。当美国直接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区(土耳其)部署核武器,苏联领导决定回击,在古巴部署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这种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华盛顿对古巴实施了海上封锁,宣布将使用武力拦截苏联向该岛运送核武器的船只。神经高度紧张的几天之后,事件成功解决。克里姆林宫放弃了自己的企图,美国也很快悄无声息地从土耳其撤走了自己的装备。

2014年2月20日,乌克兰反政府示威者在独立广场上与警力发生冲突。

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的巅峰,因为划出了对抗双方都不准备逾越的红线。1962年10月之后,核冲突的危险降低了。当时战略稳定的概念作为稳定世界的保障而出现。之后,增强潜力成为一种目的,但却可以保障不使用核武器。

古巴导弹危机证明,地球的命运,包括生物体和政治体系的命运,掌握在两个大国手中,他们能够调整这一命运。虽然并不理想,但却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美俄互信水平甚至远低于冷战时期

当年局势的结果影响至今。首先是核武库和控制工具,以及莫斯科和华盛顿关于这一问题永无休止的争论。然而过去冷战的主题就是,两个玩家主导,并能够控制世界安全,但现在涌现了更多的大国,试图影响国际局势的走向。以前的集团纪律不再有效,之前服从大国的国家越来越自行其事。合法的不平等(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核不扩散条约》中同样的五大国)加剧了这一不满,而且自诩的“世界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稳定国际体系、调节冲突的义务。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或者互相制衡,或者基于大国利益的互换通过决议。

今年3月,普京访问克里米亚。

核武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遏制因素。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卡拉加诺夫指出,假如没有它,世界力量在西方和亚洲之间快速重新分配,就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历史上这种转移总是伴随着战争。

尖锐对抗的风险依然存在—— 太平洋已经取代了大西洋,成为世界政治的风口浪尖。理论上讲,可能出现古巴导弹危机的亚洲翻版。例如,台海危机,或中国试图加强对南海的控制而引发危机。如果美国自认为是世界领袖、在地区盟国眼中具备行为能力,在中国意志增强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做出反应。东亚、东南亚大量的领土争端有可能成为中美战争的导火索,就如同五十年之前的华盛顿和莫斯科。

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局势有着本质差别。缺少一言九鼎的主体,而且要求自身话语权的国家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国家如何认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五十年之前划定的红线。俄罗斯和美国,作为拥有核武库的大国,肩负着特别的责任,但却没有感到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联合行动。作为一种悖论,今天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水平甚至远低于冷战时期。当时还有铁的规则、限制在生效。现在一切都很不顺利,自己摸着石头订立规则,却不努力协商。

新的世界中,对抗是多层次的,并非只有两极。如何保持战略稳定,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应关心的主要问题。由于相互遏制,作为系统对抗的冷战才没有转变为热战。但是冷战并非以所有游戏条件、规则、形式上的协议而结束,缺少了这一条,就不可能寄希望于解决将来越来越多的局部冲突,不可能在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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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军

孙军,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防空反导防天理论、空天装备发展理论研究。先后在 《中国空军》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出版《中国空降兵》、《中国军队与联合国维和》等多本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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