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笔谈） >> 教育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笔谈）   (2016年第6期）

　　［编者按］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将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2016年4月28日，《教育研究》杂志社举办“互联网+教育”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互联网+”对教育领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探讨了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中应有的改革与创新。

　　                          “互联网+教育”带来的教育变迁与政策响应

　　                     杨银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1946年，当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问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重30吨、占地10间房的巨物最后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1969 年，美国“阿帕网计划”启动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 Internet已经走进全世界的大小城市和乡村。就影响的广泛性、深刻性而言，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莫过于电脑和互联网。人类发明了电脑，同时也就扩展了人脑；人类发明了互联网，也就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及至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和先导的新技术革命仍然方兴未艾，人类社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快的加速度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数字时代飞奔，每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应用发生。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互联网无所不在的广泛应用，带来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联结融合的物联网，带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互联网+” 时代，促使我们认真研究、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包括“互联网+教育”行动计划。

　　一、“互联网+教育”可能带来的教育变迁

　　如果说20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纪，21世纪就是“互联网+”的世纪。“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我国正在加速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致力于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技术更新的速度之快、技术应用的范围之广，难以置信也难以预测，而飞速发展的信息化已经和正在带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深刻变革。每时每刻，我们进行着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见证“互联网+生产”的力量；每日每天，收发电子邮件、微信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见证“互联网+交往”的力量；每年的11月11日，日益膨胀的天猫网、淘宝网营业额，见证“互联网+消费”的力量。“互联网”和“互联网+”正在颠覆时代，变革时代，升华时代，定义时代。与颇具规模、颇具生产力、颇具竞争力、颇具效率的“互联网+生产”、“互联网+消费”、“互联网+交往”相比，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展开和影响似乎远远落后，或者说，“互联网+教育”还在蹒跚学步。虽然如此，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互联网+教育”的广阔未来和可能带来的教育的变迁、学习的革命。

　　（一）资源形态的变迁

　　传统的教育资源形态是教科书和老师的教案。在“互联网+教育 ”时代，这种形态仍然必要，但却正在悄然拓展和变迁，那就是教育资源的数字化或数字化的教育资源。数字化的教育资源的使用，可以脱离授课教师主体，打破了教育中的时空限制，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大规模共享成为可能。通过教育信息化，它的受众没有了边界，从繁华的城市到偏僻的乡村都有可能，家门口就有好学校，大山再也挡不住知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互联网时代》中讲：“理论上说，世界上一门课只需要一个老师。”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北京数字学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所有12个年级的全部学科录制了优质视频课，供北京市所有中小学生免费听课学习，在2015年12月8—10日北京雾霾停课期间，北京数字学校有线电视和网络平台两个渠道的累计总访问量达到368万人次，32万名中小学生到北京数字学校学习，实现了“停课不停学”。不仅如此，北京数字学校还为全国其他部分地区提供资源服务。通过教育信息化和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同时实现增加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和降低教育成本三重目的。

　　（二）教学形态的变迁

　　信息化让每个孩子都坐到了教室的第一排。“互联网+教育”时代，教学形态将发生重要变迁：一是学生课下听课、课上解疑释惑、小组学习、团队合作和深入的主题探究讨论，即翻转课堂；二是学生学习个性化、互动式、甚至“自定步调”；三是学生主体地位体现更为突出。教育（education）越来越走向学习（learning），越来越走向学习者中心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从更深入、更具体的意义来看，真正的高品质的教育信息化必将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变化。“互联网+教育”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来的平面资源变成数字资源，不是简单的教材搬家，更不是“人灌”改“电灌”；而是要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多媒体、交互式、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者中心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三）学校形态的变迁

　　“互联网+教育”时代，学校形态正在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式学校形态和混合式学习模式。近年来出现的慕课就是其中的典型形式。这种“混合式”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多选关系；二是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的密切结合，宛若教育领域的O2O模式。譬如，我是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我60%的课程在北大学习，20%的课程在清华学习，另有20%的课程在国家开放大学、华文慕课、学堂在线或EdX、Future Learn学习，最后均得到北京大学认证获得了北大的学位证书。我是北大的学生吗？是，又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放融合、生动活泼，这就是未来我们学校的新形态，这就是未来我们教育的新时代。

　　（四）社会形态的变迁

　　教育信息化能够带来社会形态的变迁，促使教育社会化、社会学习化，走向学习型社会。从1972年的富尔报告、1996年的德罗尔报告到2015年的《重新思考教育》乃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日益成为当今时代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如何使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从概念走到现实?信息化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走到北京的地铁中，全是低头一族，虽然不全在学习，但已经完全具备了学习的条件。学习资源无处不在，学习成为人的生存方式，学习成为社会的生存方式。我们还只是互联网时代的访客，今天的孩子则是数字化一代，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将更习惯于随时学习、碎片化学习。由于现在更优的数字化能力、更高的数字存储能力、更快的数据传输能力、更强的数字接收能力，实实在在地标志着一个数字学习（E-learning）时代的到来，即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泛在学习（U-learning）时代，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教育信息化让教育终身化成为可能，让学习型社会成为可能。

　　二、因应“互联网+教育”的政策响应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互联网+教育”已经扑面而来。我们要坚持双轮驱动，运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运用政策工具，激励其发展，主动适应和促进教育的变迁、学习的革命。

　　（一）共建共享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促进资源形态的变迁，实现数字学习

　　高质量的数字化教育资源是数字时代的高质量教育的前提。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目前，教育部等五部门正在落实《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这是缩小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差距，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举措。建设高质量、高效率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整合、改造及开发多来源、多层次、多类型资源，实现共建共享；要倡导社会责任，实现传统名校名师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开放的突破；要建立共建共享的激励机制，促进资源共享；要统一标准、完善平台，解决资源库分割和信息孤岛问题，为共建共享和开放服务提供技术可能；要充分利用云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合作模式，保证数据和资源的高可用性、高可靠性；要加速开发面向学生的优质教育资源，使资源中心既面向教师又面向学生。可参考北京数字学校等经验，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行动计划”，在已有工作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一师一优课、一师多优课”，“一课一名师、一课多名师”，进一步汇聚、整合全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力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全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及薄弱学校共享、共用的覆盖面。

　　（二）建设全国高质量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示范区，促进教学形态的变迁，实现混合学习

　　在线教育正在触发传统教学形态、学习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知识传授模式、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学组织方式的变化必将引发教育理念、教育业态乃至教育体系的全面更新和调整。教育信息化不是简单的教育技术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真正深度融合是提高在线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这既需要一流的数字化教育资源课程，同时需要一流的高品质的学习支持服务。设立全国高质量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示范区，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创建功能齐全、性能可靠的、兼容网络与移动技术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深入探索、扎实试验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个别学习、小组讨论和导学助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育业态，真正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将支撑由“以教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走向“以学为主”的新型教育模式，带动推进高质量的数字化、交互式、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带动推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认真研究技术发展新趋势，它们将对教育的方向（学什么）与教育的方式（怎么学）产生重大影响。促进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的转型升级。例如，谷歌公司旗下DeepMind公司的“阿尔法围棋”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开启了人工智能（AI）的新时代，也启发了人们对学习与教育的思考，教育中将更加强调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而不是记忆力的训练。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的日趋成熟及相应资源制作成本的不断下降，将使沉浸式学习（Immersive Learning）走出实验室，走进千百万学校和课堂，甚至在不远的将来常态化，从而为学习者提供一个虚拟的但接近真实的学习环境，学习者通过高度参与和互动体验，掌握知识、提升技能、提高学习效果、提升教育效率。教育信息化的前景也正在于，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形成“互联网+教育”的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倍乘效应。

　　（三）建立不同学习成果积累认证转换制度，促进学校和社会形态变迁，实现定制学习、定制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

　　多年以来，我们期盼能通过我们的教育体系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让学习者有多次选择机会，让青少年有多种成才机会，是教育体系灵活开放的重要体现，也将为全面素质教育实施提供宽松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这包括探索建立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学分并非一个新概念，但需要进一步夯实学分作为基本教育单元的学分制管理制度设计。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建立了个人学习账户和学习成果累计、认证、转换制度，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学习成果框架及标准体系，学习者就可以弹性学习，方便选课走班及选课走校；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相互融合，实现“跨界学习”；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学习将成为“学习超市”，教育将可以“量身定制”，学校也打破了围墙限制。这也就是人性化、个性化、泛在化、终身化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体系。

　　（四）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与决策服务系统，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促进教育科学管理与科学决策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趋势，我国也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在教育方面，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成为提升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推动教育数据开放共享，促进教育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将为有效处理复杂教育问题提供新的手段。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教育管理理念和教育治理模式进步。完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教育基础数据的伴随式收集和全国互通共享。建立各阶段适龄入学人口基础数据库、学生基础数据库和终身电子学籍档案，实现学生学籍档案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纵向贯通。推动形成覆盖全国、协同服务、全网互通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学生数据库、教师数据库、学校办学条件数据库等三大基础教育数据库建设进展顺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教育科学决策支持服务系统，将发挥大数据管理对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

　　（五）发挥制度优势，运用市场机制，统筹、协调，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推进教育信息化，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协同努力，需要调动多个积极性。以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开放大学建设为例，就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合理利用市场机制来加强开放大学和国内高水平大学密切合作。办好开放大学需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以及远程教育技术领域共同组成高水平专家团队，积极支持和参与开放大学建设和改革。高水平大学、高水平教授学者应秉持“大学的使命在于分享知识”的理念，以一种主动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入国家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建设。鉴于我国高水平大学是国家公共财政支持重点建设的公立高校，有义务让优质教育资源造福更多的学习者，应充分利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织建设国家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对此，要有相应的约束性规定，例如每所“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院校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高质量数字课程。同时，要适当运用市场机制，给予资源提供者精神嘉奖和物质上的适当鼓励，形成数据库资源不断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实际上，考虑到开放大学在教育信息化趋势中已经走在了普通高校的前列，在技术应用、课程上网、支持服务、平台建设、系统办学等方面具备自己的优势，两者可以有更多更深的合作，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要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鼓励学校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等方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探索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新方式。推动开展学历教育在线课程资源共享，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革。在建立标准规范解决资源库分割和信息孤岛问题上，在打通信息技术设施的“最后一公里”上，还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加大政府投入。

　　有关“互联网+教育”的探讨，还包括如何在信息时代的海量信息中寻求最有价值的知识，如何在泛在学习时代的碎片化学习中进行深度学习，如何在自媒体时代更好地进行德育和弘扬核心价值，如何运用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技术进行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互联网+教育”的本质特点与发展趋向

　                         　秦虹（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武升（天津市政府参事）

　　“互联网+教育”是国家战略“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先锋和新锐，是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有力引擎。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推进“互联网+教育”，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掌握“互联网+教育”的领先权和主动权。

　　一、“互联网+教育”的本质特点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阔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可见，“互联网+”所形成的是一种新形态。对于“互联网+教育”，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互联网+教育”是互联网技术手段在教育上的应用，以使教育教学成果更有效、优质资源配置更均衡。有将“互联网+教育”界定为，“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的新型教育形态，是建立在现代电子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教育，它以学习者为主体，学生和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间主要运用多种媒体和多种交互手段进行系统教育和通信联系”［1］。笔者认为，把“互联网+教育”定义为一种新型教育形态，反映了“互联网+教育”的本质。“互联网+教育”并非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也不仅仅是教育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教育、学习平台；而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推动教育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增强教育创新力和生产力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教育变革。但是，“互联网+教育”绝不会取代现行的全部教育。现行教育中人与人的思维、情感和个性的生活性相互影响和促进，是再先进的视频教育和人工智能所不能代替的。“互联网+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态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跨界连接。“互联网+”中的“+”表达的就是一种跨界，是由此及彼的连接，在跨界连接基础上产生一种新形态。在教育领域，互联网可以说无所不能“+”，可以“+”德育，可以“+”课程，可以“+”教学，可以“+”管理，等等。每一种“+”体现的都是跨界连接，都是原有教育层次和水平的升级，一次质的飞跃。例如“互联网+教学”，通过人机交互模式、人工智能等，使师生由线上分离变为线上互动结合、问答交流的体验得以实现。

　　第二，创新驱动。“互联网+教育”体现的是用互联网思维对教育整体及部分创新，使教育发生质的变革，达到水平的飞跃。［2］一是强化技术对教育创新的支撑。例如，图形图像技术、搜索技术和社交网络促进互联网教育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化、虚拟世界、云计算、网络视频、课题录制、移动教学等新技术带来了教育教学互动创新模式的形成，等等。二是促进教育众创空间的发展。可充分发挥网络开放创新的优势，聚集网络技术资源，创建各种类型的教育教学众创空间，给学生提供创新学习和创业试验的平台。目前，在改革发展先行的各级各类学校中，众创空间正在大量涌现，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风景线。三是形成开放分享式创新。互联网技术为创新的开放和分享提供便利与可能。教育主体的创新理念和设想通过互联网进行创新协作和集成，使参与者共享成果、教育教学的创新点迅速扩散发展为创新的线和面。

　　第三，优化关系。“互联网+教育”打破原有的各种关系结构，对其优化重组，使师生关系、教育机构与学习者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升级到更高水平；改变组织、合作关系等的传统内涵，使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界限模糊；让用户拥有学习选择权，进行广泛的分享，实现信息的对称交流；使人的角色关系互换、变化，真正集成大众智慧，进行创新与创业。

　　第四，扩大开放。“互联网+教育”使教育走出了学校，跨越地区、国家，全球连成一片，实现了真正的开放。可汗学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可汗创立可汗学院的目的是让更多人能够享受有品质的教学，经过两年的努力就迅速聚集了1 000万名学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校”。

　　第五，更具生态性。教育的生态性表现为多元、多样、自然、进化、渐进、质变等。“互联网+教育”使教育上述特性更突出、更具操作性。因为先进的技术可更广泛地关注每一个体学生，把学习内容呈现得更多样、更合乎需要，而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作用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创造性更能充分表现，学习方式更加个性化、细微化，使学习变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教师更主要是指导者、引导者，是学生人生的关心者、启迪者。

　　二、“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趋向

　　第一，增长取向，表现在技术和区域两个方面。由于宽带技术的飞跃发展，4G商用范围迅速扩大，智能终端加入教育领域，使教学直播互动实现并普及。学生不需坐在电脑旁，也无须接入WiFi，只要通过4G网络，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就可随时随地学习。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5）》，2014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57亿人；2015年，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达到8.39亿人。使用手机看视频的用户比例不断上升，这为“互联网+教育”提供了广泛实在的基础。从各国发展比较来看，一方面，北美和西欧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发展迅速，将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研究发现，亚洲中小学生数量6亿多，比北美、西欧国家的总和还多。据预测，到2020年，25～34岁在全世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亿人中，亚洲将会占一半以上。亚洲在线学习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到2018年，亚洲预计将会占到全球互联网教育市场23%的份额。［3］

　　第二，技术取向，主要指向大数据。大数据不仅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已经进入教育，引起教育的变革。维可托·迈尔-舍恩伯格在《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中指出，大数据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实现弹性学制、个性化教学和家庭学习。大数据可以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各种所需课程，帮助教师和教育机构提高对学生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主体取向，主要指向互联网大公司与教育机构的深度结合。“互联网+教育”需要互联网和教育双方的积极性，尤其是互联网一方，在发展初期掌握着技术主动权，他们的积极加入是关键。现实也正是如此，在全球“互联网+教育”发展中，谷歌、微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公司是重要的开拓者、引领者，谷歌的“谷歌教室”、微软的“课堂笔记本”都是引领潮流和风向的教育类型。

　　第四，服务取向，主要集中于K-12和职业教育。在未来，“互联网+教育”发展的热点领域是K-12和职业教育。K-12是最大的学生群体，教育学习的需求内容最多，因而“互联网+”的空间更大、前景更广。职业教育涉及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水平，所需学习掌握的技术技能越来越多，从而需求市场也很大，所以，在职业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投资大项目或公司。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已经把“互联网+”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教育”已成为教育现代化实现和提升的重要指标。据教育部信息，2015年，教育信息化方面国家经费投入达到2 000多亿元。截至2014年11月，全国中小学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为82%，其中，接入带宽在4兆～10兆的中小学比例为32%，接入带宽在10兆以上的中小学比例为41%，全网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中小学生比例为78%，普通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比例为39%。中国“互联网+教育”已具备良好基础，成为加快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有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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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3］ 王磊，周冀. 无边界：互联网+教育［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4、19—20.

　　［2］ 马化腾，等. 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48—49.

　　                                     “互联网+”时代教育公平的推进

　　                             徐继存（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愿望，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教育公平的推进创造了条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教育公平，不断从观念层面走向实践领域，已上升为我国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

　　一、建立政府主导的建设开发机制，确保硬件到位和优质资源供给

　　以“互联网+”主导的现代信息技术为教育领域带来的变革创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对此，各地各级部门纷纷行动起来。“三通两平台”工程进展顺利，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上升到85%，多媒体教室拥有率达77%，“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圆满收官，全国6.4万个教学点全部实现设备配备、资源配送和教学应用“三到位”，全国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校数量增长到4 200万个。这些工程不仅可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共享，还可以针对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

　　“互联网+”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配置提供了外在条件，在保证了所有孩子的“物理接入”之后，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和供给应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鉴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国家基础性的公共事业，应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信息化资源开发机制，以利于克服教育信息化资源开发的商业化倾向，消除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现象，保证教育信息化资源的公益性。同时，国家还可以制定必要的激励政策，鼓励优秀教师开发信息化教育资源，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问题，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可持续供给。例如，为了推进“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的开展，教育部专门组织力量，配套开发人教版1～3年级8门国家规定课程的数字资源，并从2013年9月开始通过网络和卫星两种方式同步播发，通过专递课堂、同步课堂等方式实现山里孩子与城镇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二、构建学校间的协作伙伴关系，缩小区域内的校际差距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是学校竞争的重要原因，学校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区域内学校的均衡发展。学校间存在差距、各有优劣势，构建学校间的协作伙伴关系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互联网+”背景下的校际协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学校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因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基于区域内学校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由小到大逐步扩展。对于存在许多微型学校和教学点的区域来说，不妨先行构建以区域中心学校为核心的校际协作，因为中心学校一般具有较大的教育资源优势。伴随着学校对更多优质资源共享需求的扩大，可以构建以区域教育资源中心为核心的校际协作，乃至跨区域的校际协作。构建校际协作伙伴关系，需要学校树立大局观念，从封闭的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克服本位主义的做法和倾向，更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适时引导，制定相应教育政策，厘定学校特别是优质学校的责任，调整对这些学校评估的标准和策略，转变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破除学校之间的体制壁垒，为校际协作创造共同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三、形成优势互补的教研共同体，促进校内教育过程公平

　　每个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能否公正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决定着学生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公平。即使在同一所学校，不同班级和同一班级的不同学生享有资源特别是高质量的教师、课程和教学等资源的机会也不均等。近些年来，随着教育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育公平观念日渐深入，许多学校在传统班级教学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潜能和学习差异及学校资源状况，实施走班制和分层教学，以赋予学生一定的课程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但受资源和条件的各种限制，仍难以关照到每一个学生。

　　充分运用互联网和现代数字技术的优势，学校完全可以做到用最优化教学方案集中解决班级教学的共性问题，创造使所有班级的学生公平享有校内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缩小班际优质资源配置的差距。学校可以建设基于互联网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系统和在线个性化学习支持系统，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系统，把学校每个年级和学科中最优秀教师的教案文本、教学视频等推送学生选用。同时，通过个性化学习支持系统，及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指导和帮助，既提高了教育效率又照顾了学生差异，较好地实现了学生受教育过程的公平性。当然，无论是缩小班际资源差距，还是开发在线个性化学习支持系统，都需要教师分工协作、汲取彼此智慧，真正形成优势互补的教研共同体。学校应该反思并改进现行的教研模式，努力寻求和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有针对性地设计一种调节教师之间利益关系的动力机制，为教研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四、关注师生的数字化生存境遇，应对新的数字鸿沟

　　随着网络的普及，传统意义上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但新的数字鸿沟已经出现，而且其影响越来越大。当前，虽然我国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对互联网、多媒体计算机等技术设备与手段的有效利用方面，不同区域与学校以及教师与学生个体间等均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个体的技术操作水平不同，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就不同。另一方面，个体选择和利用信息的目的、内容、方法不同，信息的使用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异。如有的学生把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混同于进行简单的信息浏览，还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和娱乐。在这种情况下，仅有硬件条件的平等还不足以有效地实现教育公平。对此，须充分关注师生在信息技术使用技能、时间、方式、频率和应用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应对新的数字鸿沟，可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做好两类学生群体的工作，一是大力提升农村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学生的信息素养，使之在意识、技术、文化等多层面顺利融入时代发展大潮；二是加强对弱势群体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使之能够借助信息技术有效弥补其在身体、感觉、认知、情感等方面的不足。信息素养的提升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可以通过“做中学”的方式逐步推进。新的数字鸿沟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仅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

　　                               “互联网+教学”的融合与超越

　                         张广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要求通过新形态的互联网对其他各行各业的催化作用，引导传统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借此东风，“互联网+教育”的发展风起云涌，“互联网+教学”的实际推行与发展亦如火如荼。

　　一、属性功能：融合与变革

　　“互联网+教学”是基于教学的生成本质和促进人文化成的价值追求，适应、激发和融通互联网的属性、功能尤其是互联网思维，在两者的相互渗透、深度融合、双重双向一体化超越中，实现教学在互联网中的恰切呈现，以及互联网在教学中的合理展现。所谓两者的双重双向超越，一方面，互联网在以其对象化的方式展现教学世界的同时，给“教学”打上其自身数字化的烙印，而在教学中也得以部分地自我呈现；另一方面，教学在按照其文化使命和生成性、发展性原则使自身融于互联网，并使自身获得信息化展现之时，也使互联网成为教学世界得以持存的一种表现形态，或是被赋予了特殊意涵的教学存在。教学的信息化和信息的数字化，正在并将越来越使得教学存在成为数字化存在。在新的存在条件下，教学的要素品质、关系样式、存在形态、时空界域、思维方式等均将发生变化，在观感、思维、体验、评价诸方面，以崭新的面貌给人以巨大的异质化冲击。数字化存在的教学，基于但绝不限于“互联网+”的技术层面。正是两者的双重双向超越，而赋予双方以新的存在形态，具备或展现新属性。

　　二、关系定位：既在外更在内

　　“互联网+教学”中的“互联网+”，对于教学而言，可能处于不同的结构联系中，有着不同的关系定位，显示不同的价值位阶。在认识上，按照自外而内的顺序，有作为环境、作为手段和作为内容三种定位。在现实存在中，互联网之于教学则呈现为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关系状态。

　　第一，互联网作为教学系统的环境而存在。无论在直观经验上还是在现实发展中，“铺天盖地”的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环境，为教学存在提供的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一个全新的环境背景。此时的互联网，是教学的具有无限可能的资源库、影响源、潜在的改造对象和巨大的变异诱因。作为环境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互联网，与教学系统发生的是外部联系，它构成一种背景，更是一系列诱因，还是一类不易觉察的价值检验系统。

　　第二，互联网因其显要的技术特性而成为教学的手段。互联网当然是一种技术手段，但此时的存在形态已是经历教学化、系统化的考验、批判与改造并纳入教学系统而成为其要素之一的教学技术手段和平台，是可用作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信息存取、交流与传播效率的信息技术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学资源的获取、教学信息的传递、教与学的互动交流等，都因互联网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共享、全时空交互、多元协作等功能特性及全新的信息整合性、操作的便捷性，而为教与学的过程带来实在的效率提升。

　　第三，互联网作为学习对象、教学内容而存在并发挥作用。当互联网被定位在教与学的对象、内容时，就意味着，互联网以其合乎教学目的要求、适合学生学习需要与水平的形式进入教学系统，而其本身的基本结构、技术要素、运行规则、语言符号、整体性状等，既作为教与学的直接对象，同时也作为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在知识、技能乃至观念方面的基础材料，而被纳入教学。作为学习的对象（内容）和作为使用的工具及其过程，在现实教学中往往不可分割，都是具有发展和教育价值的学习标的物。“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基于师生既有信息素养，也在信息素养的提升过程中展开、完善。这种关系分布，既反映实践发展水平的现实差异，更呈现价值取向与评估方面的位阶变化。在整体意义上，“互联网+”既是教学的环境，也是教学的手段，更是教学的对象和内容。这为理解“互联网+”条件下新的教学形态，奠定了差异化的但却是相对确定的认识基础。

　　三、现实存在：新的教学形态

　　“互联网+教学”的完整图景令人向往。互联网的介入使教学获得了全通道的手段、便捷丰富的内容、大规模的教师团队、众多的潜在同学群体，面临无限可选资源及难以预料和把控的网络影响，这让教学主体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遭遇严格的检验。

　　现实中，“互联网+教学”的具体教学样式种类繁多、做法各异。从要素组合的角度看，出于不同的教学设计，有微课、慕课、普通教学视频、教学局域网学习资料等前期独立教学资源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不同组合形式，意在借助新的教学元素、教学时空条件等的纳入与整合，达到改造传统课堂教学的效果；从技术整合的角度看，有internet、教学局域网、移动学习终端、云学习中心、电子书包等，它们与传统课堂整合，或被纳入课堂教学成为其某个教学环节的支撑平台，或在课堂教学之外（或前或后）发挥着支撑学习、交流、反馈、评价等教学功能的技术平台作用。无论具体模式、方式如何，都表现为教学要素的性状改变、教学结构的持续优化、教学时空的跨越式调整、教学方式的深刻变革及各类教学资源的高度整合，其内在机理和实质是基于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之多点、交互、虚拟、超时空、非线性、整合性等特点，为着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有限性、要素离散性、角色固着性、过程同质性和资源短缺性尤其是学习行为的浅层性和评价的相对终结性，而开放教学边界、增能教学诸元、激发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盘活课堂教学、促进深层学习，走向教学的持续生成与发展。

　　教学与互联网的有机融合，基于并超越技术属性，不仅生成了新的教学关系，更创造了新的教学形态，并由此实现教学结构优化、效益高企、水平跃迁。其间诸元的深度融合、教学系统与环境的平滑开放以及各类新型关系的可持续生成，正是这一轮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教学变革之根本亮点与核心所在。如何面对、适应和妥善定位“互联网+”与教学的整体关系，正在成为当下所有学校、教师乃至学生和社会大众必须思考、回答并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思维转换：从互联网思维到教学思维

　　“互联网+”条件下的教学，是一个具有无中心、无边缘、超时空、去个性化和虚拟化特征的世界。对这样的教学世界的认识与实践，亟须实现思维方式的转换。基于互联网属性及其功能发挥的互联网思维，体现为多元、平等、参与、联结、跨界、协作、共享和共赢等特征。这些特征与教学存在的基本属性及教学发生的思维特征，有着诸多相合之处，如教与学的交往互动、相互开放与沟通，教学主体间的平等尊重与主动自觉，教学关系中的相互助长，同学间平等交流、共享共进，教学诸元的相谐共生，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教学环境的生态友好，等等。正是由于众多的异质同构及模态相拟，教学也可以实现多点联通、跨界链接、平等参与、一体共享、协作多赢的整体效果。在此教学中，蕴涵着一系列值得特别提出、认真研究与实践的基本思维。教学的人本思维、关系思维、开放思维、复杂性思维、反思性思维及生成性思维，直接关乎教学存在及教学变革的基本属性与取向。其既是教学的生成性和人的生成性的必然要求和体现，也是促成教学与当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一体化发展的保证。

　　                                   迈向“互联网+”时代的教育管理

　　                               潘洪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与平台，更是一种场域与精神。“互联网+教育管理”将互联网作为集聚教育资源的重要平台，可最大限度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变革教育行政管理与学校教育管理模式，实现教育管理的国际化、信息化、智能化。

　　一、创新管理理念，转变教育管理职能

　　“互联网+”具有开放分享、跨界融合、多重连接的特点，为教育管理职能转变提供了新的手段与技术。教育行政部门优化教育行政管理，需要打造教育信息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生态下的创新成果和思维方式，建立全国教育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解决行业与区域、条与块分割的问题，全方位地开展信息的搜集、处理、编辑、发布工作，建立纵横贯通的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和信息交流通道，真正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约束到引导的转变，全面提高教育治理水平与服务质量。

　　二、创新组织结构，推进教育管理民主化与科学化

　　管理结构的创新主要体现为管理重心下移，扁平化、网络化横向分布式结构能降低教育管理的边际成本，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管理层与职员之间直接沟通，信息流通更加顺畅、上下对接、及时互动。在无边界组织、跨界整合以及大数据的发展趋势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充分运用网络、微信、微博、公众微信、QQ群等手段，将有关议题、计划、规划、章程等向社会公众、相关群体发布，鼓励公众参与。科学管理与决策需要丰富、客观的信息，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管理科学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建立与完善国家级、省级教育数据中心和专题数据库，能为教育管理与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掌握多方面信息，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处理与分析各类数据，进行科学管理与决策。在学校管理中，可充分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及时便捷地听取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集思广益，实现学校治理民主化、科学化。

　　三、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教育管理效率

　　信息交换与互动更加频繁、便捷，多元主体参与成为常态，加强教育管理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是教育管理的创新方式。“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管理方式开始从“命令—服从式”走向“参与—创造式”，从刚性、静态、被动的管控走向柔性、动态、主动的治理，民主、对话、讨论、协作、创新成为管理的基本方式，建立适应学校特色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学生个性化学习的管理模式成为可能与必要。“互联网+”教育管理能有效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真正实现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型。教育行政管理与学校内部管理应按照标准化、规范化、兼容性的原则建设管理系统，科学设计系统的结构、模块，整合优化教育资源，实现日常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化，提高学校治理的整体水平与工作效率。

　　四、创新管理机制，优化教育管理生态

　　第一，完善管理制度。在课程管理方面，学校建立网络课程平台，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完善资源平台的功能，实现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和中小学公开课、精品课程的互联互通。在教学管理方面，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实现课程选择、作业提交、小组讨论、成果展示与学业评价网络化。完善微课、慕课运行制度，实施小而精的课程（SPOC），实现实体课堂与在线教育的有机融合。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管理方面，建立网络管理平台，利用APP软件及其相关技术，对学生的活动计划、实施过程与结果实时监控，确保活动的真实开展。

　　第二，整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建立多功能、一体化的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建立教育管理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反馈机制，实现数据的“伴随式”搜集、分层次开放与共享。第三，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强化教育管理人员与广大师生信息意识，不断提高信息技能。第四，建立考核与激励制度。健全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管理平台，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多元主体参与和监督共治，有助于营造新的教育管理生态，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互联网+”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危机与应对

　　                          孙宽宁（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互联网络以其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特性为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深度交流提供了便利，为教师开展个性化的教育教学创造了条件。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如何把握自我与技术的关系，避免技术依赖；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获得更好的专业发展，是当代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教师专业内涵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丰富多样的信息构筑出一个无处不在的信息泛化场域，并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数量的变化，不断改写着教师专业的内涵。

　　信息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在信息资源相对匮乏的前互联网时代，信息本身就是财富，就是知识；拥有信息就意味着拥有更多正确决策的依据，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就如数学家香农指出的，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教师的专业权威往往通过其所掌握的信息量的多寡反映，掌握信息的数量和传授信息的技巧是教师专业的核心。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特点发生了改变。首先，信息不再是稀缺资源，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以轻松便捷地获得海量信息；其次，信息曾经具有的消除随机不定性的功能严重弱化，既包含公共情境下经过论证并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财富的信息，也包含诸多基于个体的主观认识和感受，信息的存在方式和呈现方式多媒体化。

　　随着技术支持的信息特点的改变，教育已经不再是教师遵循线性轨迹向学生传输信息的活动，而是主体间的精神对话与建构活动，是教师教会学生在信息的海洋中明确个体的航向、掌握规避危险的策略、合理借助外力、自信扬帆远航的活动。这要求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再是掌握大量的信息，也不限于掌握获取信息的策略与技巧，而是不断提升自我对现实的认识、判断与选择能力，成为拥有成熟教育思想和丰富教学智慧的教育家。

　　“互联网+”时代的教师，被技术倒逼，必须重新审视其专业内涵。教师专业内涵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适应信息社会和信息化教育的现实，信息素养成为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基本而综合的能力，信息素养包括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去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信息素养，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具有基本文化知识，能准确地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辨别和评估；在意识层面，表现为有获取新信息并有效利用信息的意愿；在技能层面，表现为能正确使用技术进行信息获取和传播活动。另一方面，在信息泛化和文化多元背景下，教师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其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朝向主体完善的活动，越是在教育资源极大丰富的情况下，越需要教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主体立场来引导和规约自我的实践，成为信息海洋的弄潮儿。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迷失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的专业发展无法回避信息与技术。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使教师可以突破传统地域的限制。技术作为有效的手段与工具，拓展着教育教学的时空，也延展着教师的身体，使其获得更大的行为能力。无处不在的信息与技术在为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稍不留意，教师自我就会迷失其中。

　　首先，资源共享背景下教师的同质化危机。互联网架起了全球范围内教师之间沟通的桥梁，再辅以快捷的摄录编和数字转换技术，成千上万教师的教育叙事、教学方案、教学课件、教学视频、教学辅助材料等资源，迅速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共享。这些资源进入网络的过程，也就是脱离其产生的特定场域的过程，是对其质的多样性的清除过程。这些同质化了的资源被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教师反复利用和借鉴，会进一步造成教师的同质化，使教师越来越丧失自我的独特个性。

　　其次，过度选择条件下教师的不满意危机。教育资源匮乏固然是制约教师优化教育教学和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过量教育资源的铺陈也会导致严重的问题——教师必须在无限可能中进行选择，导致决定困难。随着选择的增多，人们的期望值不断提高，获得满意教育资源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过多教育资源的选择使教师陷入持续不满的不良体验中，忘记选择教育资源的初衷。

　　另外，技术渗透过程中教师的异化危机。在这个技术被应用到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时代，人选用一种技术，就会按照这种技术的逻辑去做事，技术潜在地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现代技术在教育领域渗透的过程中，把效率优先的思维逻辑嵌入其中。受效率观念影响，一些教师忽视对技术恰当性与适用性的评判，为了追求效率而不顾教育规律，使手段本身成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本身得以凸显，教师却丧失了独立思考与自我立场，被技术遮蔽和异化。

　　三、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应对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以不可抗拒之势全面地影响着教师的专业生活和专业发展。不能化解时代危机、不能适应专业需求的教师将逐渐被时代和专业所抛弃。教师要提升专业水平、获得专业发展，需要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基础上进行系统架构。

　　主体建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时代，“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够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1］。化解教师专业发展出现的同质化、不满和异化等危机，必须确立教师的自我主体地位，培养教师的主体意识和能力，使教师的自我关注成为他与人交往和开展教育活动的起点，并使之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真正提出主体性要求。满足学生发展需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用户思维是互联网企业的制胜法宝，在教育领域，学生就是教师的用户，一切围绕用户的需求展开是教师工作成功的基础。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名师，也不是为了使自己更加强大，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其他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网络平台和现代技术手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虽然教师的教育活动经常具有个人特色，但教育仍然有其不为个人甚至情境所左右的内在规律。教师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努力实现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跨国界的教师交流以及跨专业、跨行业的人员交流，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和体会教育的内在规律，明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我专业定位和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选用现代技术手段优化自己的教育教学，是现代教师应有的专业技能。

　　持续的反思与改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策略。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细雨润物、逐步推进的过程，教师应专注于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学，并从跨界交流和实践活动中灵活捕捉反馈信息，不断修正方向和充实内涵，从而实现专业自我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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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埃德蒙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