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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研究小学呢？有这样三种方法：一是通音韵。清代学者阮元说“穷经之道，必先识字，识字之要，又在审音。”阅读古书，即在于求取古书之真义，而汉字形、音、义三要素中，义存乎声，字以记音，所以声音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古书的音韵特点，就在于知道古今语音的流变及其异同，在于知道音的古音、今音之别。不同地区的人往往因操方言而影响交际，但朝夕相处的祖孙之间，尽管年龄悬殊也能随意交谈。这就是说，一般的人对于语音的地域差异比较敏感，而对于因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则难以察觉。因为语音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间，语音一般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因而容易被人忽略。但是只要把不同时期的语音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语音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百里不同间，千里不同韵”（阎若璩语），便是古人对语音演变的概括。这反映在声音、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 从古代诗歌的对仗也可以看出古今声母的变化，因为有些对仗是两组双声字相对。例如：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这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两句诗，其中“间关”和“幽咽”相对，分别为双声。如今“幽咽”依然双声，而“间关”不是双声了。至于古今韵母的变化，则更为明显。当我们翻开一部唐人的诗集，如果留意一下诗歌的押韵，就能对韵母的变化有所察觉。唐诗用韵比较严格，但在今天读来，有些诗歌的韵脚已不大和谐了。请看李商隐的脍炙人口的绝句《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以“原”、“昏”押韵，属诗韵中的元韵，表明它们的主要元音和韵尾是相同的。而今天，“原”的韵母是uan,“昏”的韵母是uen主要元音已不同。 声调从古至今也有显著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要数入声。这从诗歌的用韵也可以看出。比如唐崔颢《长干曲》：“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这首诗押的是诗韵入声职韵。入声字在普通话中已消失，分别变为：阴、阳、上、去四声，“侧”变为去声，“识”变为阳平。在唐诗中，近体诗一般只押平声韵，古体诗虽然可以押平声韵，也可以押仄声韵，但是同一首诗中平声韵和仄声韵不能相押。如果按北京音的声调系统来看这首诗，则是仄声韵和平声韵相押，显然不符合唐诗的用韵规则。这正是古今声调不同的反映。 二是明训诂。训诂之学，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视为经学的附庸。其实训诂的任务在于“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是所有阅读古书都需要的。我们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就必须充分利用古代文献；要利用古代文献，就要能读通文献语言，确切地了解它的语义，而训诂学就是研究语义的一门学问。 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常常引伸某义而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狹而少，后义较广而繁。如果我们不明白古时的训诂，误以今义而附会古义，就会误解词义了。如苏轼《喜雨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于是举酒属客而告之”，其中的“属”字，有一本《古代汉语》注为“通‘嘱’”。从上下文来看，这样也可以说得通；但苏轼《前赤壁赋》中又有“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里的“属”字显然不能再解为“嘱”。于是，这本《古代汉语》的编注者只好把它解为“拿起酒来劝客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属”字为什么能解为“劝”，同一作家，同言“举酒属客”，为什么两种解释呢？可见这不是确训。我们知道，“属”与“注”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同为“需”部字，故朱骏声谓“属”可以“假借为注”，由此可见，这里的“属”应解为“通‘注’”，又《说文》“注，灌也”，也可作为旁证。可以想像，那部《古代汉语》是一部比较严肃的科学著作，其中的注解尚不免有误，其他的一些注本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用训诂的方法究竟能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一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词义。书中难解的地方，往往都是在某个词的词义上，因为有些词从字面上看是看不出它的意思的。如“无虑“一词，在古书中常常可以见到，但它的真正意思，却是“自唐初人已不晓其义，望文生训，率多穿凿。”清代王念孙根据高诱注《淮南子·俶真·注》：“无虑，大数名也”，《广雅》：“无虑，都凡也”，《周髀算经》赵爽注“无虑，粗计也”等等，从而指出：“总计物数谓之无虑，总度事宜，亦谓之无虑。皆‘都凡’之意。”这才把这一词义解释清楚。 （二）分清句读。所谓的分清句读，用现在的通行语说，就是学会断句。会断句，有助于对文献中语义的理解，历代的教书先生和读书人，无不以此为下手的第一步。当然了，想学会断句，首先必须以解清词义为前提，反过来说，学会断句，也有助于词义的理解。如《南史》上有一段话：标点本是这样断的：“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这么断句，“草土”是什么意思，恐怕没有人能懂得，如果改为“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稍微读过一些古书的人，便会一眼看出“草土”是自谦之词。 （ 三）校正文字。清代学者王引之说：“经典文字，往往形似而讹，仍之则不可通，改之则自然理顺”（见《经义述闻》）。可见古代的训诂学家已经把校雠视为训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左传》：“焉用亡郑以倍邻”，“倍邻”这个词很难解释，钱大昕据唐、宋石经及岳珂本，“倍”均作“陪”，而“陪”为“培”的假借字，因而定“陪”为“培”之误字，并训为“陪”犹“益”也，这样就非常好理解了 三是辨形体。《说文叙》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一记载，是“仓颉造字”的的最原始出处。也就是说，仓颉一开始造的都是象形字，其后又产生了形声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并由此逐渐地发展起来。 说到象形造字，不能不提到“六书”。正像郑樵《通志》中说的那样：“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也就是说，有了这六种条件――六书――作为创造文字的标准，于是就可以应用无穷了。当然了，“六书”不是一个人创造的，也不是一时创造出来的，六书之体，完备于周代，至于说六书之说，则详记于《说文》。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具体地解释六书，许慎在《说文叙》里说得明明白白：“象形者，画成其事，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如果举例说明，象形如纯象形，日、月、水、火，就是按照物体的形状而造的字；指事如“上”、“下”，就像一个人在那里用手指着，这就是“上”，这就是“下”；形声如心情的“情”字，从心，青声；会意如“公”平分的意思，众八厶，八犹背也。韩非说“背厶为公”就是这个意思；转注如《说文》：“旁”溥也；信，诚也。假借如“西”，鸟在巢上，这个字本来是“栖”字，鸟栖时必在日末于西的时候，所以可以借为东西之“西”。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之法；而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 汉字是一种表意性很强的文字，因形求义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字形的演变，如今通行的楷书，已经很难探求字的本义。所以要使人们知道一些常用汉字的来历，并由此懂得这个字的本来意思，就必须让他们了解一些古文字的常识，懂得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这些我们祖先总结出来的古人造字的基本方法，并依据这些方法溯本（字的本义）求源（字的形源），从而更好地辨析字形，理解字义，提高正确使用汉字和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能力。 ( 青岛红房子：www. )那么如何利用古人造字的基本方法辨析字形呢？如诸葛亮《论交》中说：“势力之交，难以经远”。这个“交”就是个活生生的象形字。从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形体中完全可以看出，象一个两腿交叉，正视前方的人形。发展到楷书形体时，交叉的意义勉强看得出来。但“人直视前方”的形状根本看不出来了。“交”字的本义就是“交叉”、“交错”的意思。再比如龚自珍《己亥杂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里的“降”是会意字。这个字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形体基本一致，左边是一座土山(阜)，右边是两只方向朝下的双脚，因为脚的朝向向下，所以表示一个人沿着石阶下山。人下山就是从高处往低处走，自然有“下降”的意思。“降”字的本义就是“下”或“落”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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