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奇迹：这条70公里的小河，竟造福十分之一的中国人

1、冯玉祥的感动

1943年11月和1944年6月，时任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两度马不停蹄地从陪都重庆赶往川南自贡。在自贡，冯将军慨慨陈词，号召募捐。结果令冯玉祥大为惊讶:小小的自贡市，两次的募捐金额竟高达1．2亿元之多，并创下22项全国纪录，其中一个叫余述怀的商人在团体捐献之外，又个人捐款1200万元。

12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待遇在国内属于顶级的，月工资约6000元，也就是说，这笔钱相当于2000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月薪总和。另一位叫王德谦的商人捐了1000万元，两人双双突破全国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

冯玉祥为自贡感动了，感动之余，这位丘八诗人即兴赋诗一首，诗虽打油，却能看出他的一腔真情：巍巍自贡市，贤才多济济。各地都像你，飞机大炮坦克车，齐齐都能买新的。各地都像你，我们一定打过鸭绿江，还我自由新天地。

自贡之所以让见多识广的冯玉祥感动，在短时间里捐出如此巨款，倒不是这里的人民就比其它地方的人民更爱国，而是基于一个不容忽略的现实：这座新兴的城市要比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更为富有。

其实，早在1942年冯玉祥前来动员募捐之前，这座城市就已捐款购买了两架飞机，这两架飞机分别取名为盐工号和盐船号。飞机的名字已经透露出了历史的玄机：这座城市的富有和慨慷，都源于人类熟悉到了熟识无睹地步的最为普通的物质：盐。

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自先秦到当代，盐一直作为国家专控商品而存在。经营盐――尤其是生产盐，便成为一条致富的终南捷径，在古代中国，它所产生的利润，可能只有贩毒才能与之相比。

自古以来，盐的生产方式不外乎三种，即海盐、湖盐和井盐。海盐就是所谓的因海煮盐；湖盐产于青海、山西等地的盐湖和盐池中。但是，由于地理原因，远离大海的内陆不可能获得海盐，大多数地方也缺少盐湖和盐池，井盐的开采就应运而生。而自贡，恰好是1000多年来最为兴盛的井盐基地。

1938年4月，已迁至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为了拍摄一部反映井盐工业的科教电影，派出一支摄影队到自贡，带队的是一位年轻的摄影师，名叫孙明经。孙明经在自贡停留了3个月，摄制了一部科考纪录片和880多幅照片。这是古老的自贡井盐第一次用现代科技手段介绍给更为广大的民众。

今天，当我审视这部纪录片和这些照片时，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大半个世纪前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大的井盐基地的盛况。孙明经认为，地球上很少有哪个城市像自贡一样，地下既埋藏着丰富、优质的盐卤，又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天然气。丰富的卤水加上廉价的燃料，这是古代盐业生产的两大决定性前提。

正是有了这两个决定性前提，当时自贡盐场巨头、四川盐务局局长缪秋杰曾对孙明经开玩笑说，如果自贡不以盐业作为支柱产业，那么上帝会很生气。

2、一座因盐而兴的新城

井盐开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据载，它的发明人是秦国蜀守李冰，也就是修建了都江堰的那个著名水利专家。也许因为都江堰名气太大，遮蔽了这位水利专家的另一大发明。

其实，李冰所发明的井盐开采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影响了人类此后生活进程、进而改变了人类面貌的伟大发明：正是以他的井盐开采技术为蓝本，此后才有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人类也才得以进入了以汽车、飞机和精密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

不过，李冰在成都平原所发明的井盐开采技术的继大承者却是自贡先民。今天的自贡市辖富顺、荣县两县和贡井、沿滩、大安、自流井四区，向来有盐都之美称，而史料指证，盐都开采出的第一滴用于制盐的卤水，是在距自贡市区30多公里的富顺县城。

那是晋朝太康年间，一个叫梅泽的少数民族首领外出打猎，偶然饮用了一股源自石缝间的泉水，他发现那水居然是咸的。梅泽猜测地下一定有盐份，他号令族人，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掘进了300尺，终于，盐份极高的卤水奔涌而出。把卤水盛进大铁锅里慢慢煎熬，雪白的盐就诞生了。梅泽死后，后人因他发现盐泉有功，立庙纪念，追封为通利侯、金川王。

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梅泽并非最早在富顺境内采盐的先驱，在比他还要早300多年的东汉章帝时期，富顺就开凿出了著名的富世井。后来富顺设县时，也是以井为名。史书称此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惟此最大。它从东汉时期凿成产卤，一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才停废，其间历时达1400年之久，堪称世界第一。

在今天的自贡，到处都可以见到高大的天车。所谓天车，它是由成百上千根质轻耐腐的杉木捆扎而成，主要用于提取卤水，也用于淘井和修井。每一口盐井都有一架天车，昔日的自贡盐场，天车林立，蔚为壮观。彼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是上海国际饭店，但当孙明经来到自贡时，他看到的盐场天车，竟然比国际饭店还高。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化的采卤和制盐取代了沿袭1000多年的古老技术，这些天车从此渐渐残败倒塌。但既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自贡土地上竟然还存留着数以千计的天车，它们以直指蓝天的伟岸在默默地为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作证。天车之下，意味着有一口曾喷涌过卤水或天然气的井。

这些井的直径只有碗口大，却深入地下几十米、几百米，甚至上千米。这种井有一个通称，叫卓筒井。那是北宋庆历年间，四川盐工在总结李冰的大口盐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问世的。

随着凿井技术的日益进步，自贡地区的盐井越钻越深。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了厚厚的岩层，井底咸度极高的黑色卤水刹那间喷涌射出，令在场的人激动万分。

这些朴实的东方工匠们不知道，他们用3年时间打造的这口井的深度，如果按西方的长度单位换算的话，已深达1001.42米，已经一跃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

富顺原本是个边远落后的多民族杂居之地，因为有了盐，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到北周年间，朝廷以当地最有名的富世盐井之名，设富世县；后来因避李世民之讳，改富义县；又因避赵光义之讳，改富顺县，并沿袭至今。一开始，富顺县治就设在梅泽发现盐泉之地。可以想象，经过自梅泽到北周的三四百年的发展，这里已经从野兽出没的荒郊野岭变成因盐而兴的人烟绸密之地。

富顺城关镇一带的井盐开采繁荣了1000多年，到明朝嘉靖年间，渐渐呈现式微之势。但就像文明的命脉总是薪火相继、代代相传一样，当富顺城关镇井盐走向没落之际，同样属于富顺管辖的西北方向的自流井一带，一个更大的井盐基地正在形成。这就是后来的自贡盐场。

井盐很古老，盐都自贡却很年轻。作为一级行政单位，自贡这个名字出现得很晚，一直要等到上个世纪30年代。当是时，今天的自贡市区分属富顺县和荣县，属于富顺县的自流井镇和属于荣县的贡井镇都是最重要的井盐基地。

此两地的名字都和井盐有关：自流井得名于一口不用外力提拉，即可自动流出卤水的浅井；贡井得名于此地的大公井所产之盐洁白味美，多年以来就是贡品。

自流井和贡井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县级政权，彼此却不但只有咫尺之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天车林立的盐场。因而，它们走向统一的行政建制只是时间问题。

设立自贡市动义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因盐而兴。正是地下埋藏的难以计数的卤水和天然气，使得这里自清朝中叶以来，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盐业基地，而进入20世纪后的发展则更为惊人：

1938年，全国共产盐2322.9万担，四川854．6万担，占全国36.79%，自贡产盐456．8担，占全川53．45%、全国19．67%；当年全国盐税收入为13859．7万元，四川3273．5万元，占全国23．62%，自贡占全川80%。

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激增，使设立自贡市的时机呼之欲出。1938年5月5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决定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次年，自贡市政府宣告成立，1942年8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

从明朝中叶一个群山环抱的盐业基地，到四川诸多城市中排名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第三城，自贡用了差不多40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化蛹为蝶的飞跃，而促成飞跃的，当然是大地深处那日夜奔涌的盐卤。

3、川盐济楚的辉煌

孙明经在自贡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对这个同样年轻的城市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他搞不懂为何自贡的盐商们一谈起川盐济楚就眉飞色舞，像吃了兴奋剂。后来，他渐渐明白，所谓川盐济楚，那是历史给予自贡的两次伟大机遇。

如前所述，依靠一整套领先世界的盐卤和天然气的开采、生产技术，自贡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一直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生产基地，它的盐业经济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遥遥领先于中国西部。

但是，一个存在的现状是，尽管这里盐业资源丰富，但仍然无法与江淮海盐的巨大市场份额相比。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制度；也就是说，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地区，不得越界倾销。

因此，自贡出产的食盐即便质优价廉，即便生产能力巨大，它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也因如此，多年以来，自贡盐业虽然给当地带来了不菲的财政收入，但它的影响依然有限，一直停留在小敲小打状态。

到19世纪中叶，自贡井盐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851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为名，在广西发动起义，两年后，攻陷武昌，随后顺水东下，定都南京。太平天国的横空出世，造成了江淮出产的海盐无法像历朝历代那样通过水运上溯到湖南、湖北，而两湖地区不产盐，短短时间里，这一地区盐价飞涨，两湖人民面临淡食之苦。

面此窘境，清政府下令，把自贡的井盐调往湖南湖北销售，这就是自贡人经常在孙明经面前提起的“川盐济楚”。

自贡井盐一下子获得了比以往至少大两倍的产品倾销地，而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都使越来越多的投机者把目光瞄准了井盐开采，史料记载：“乃大开井灶，并办深井，及于火脉，火乃大升，盐产日增月旺。”“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

当时，井盐开采的主要动力除了人力外就是畜力。鼎盛时期自贡盐场常年拥有的生产用牛高达10万头，若以单位面积计，自贡是中国大地上生产用牛密度最大的地方。从咸丰年间朝廷下令川盐济楚延至此后的同治年间，自贡形成生产能力的盐井和天然气井多达707口，年产食盐20万吨，占全川盐产量一半以上；年征税银170万两，占全省盐税40%以上。

极盛时，自贡井盐除满足本地需求外，大多数远销省内各地及云南、贵州、湖南和湖北诸省200余州县，全国平均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食用自贡井盐，自贡在赢得盐都美称的同时，也一举成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中国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被人称为富庶甲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自贡井盐失却了两湖市场，盐业生产相对萎缩，但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沿海一带相继失陷，海盐运输受阻，作为海盐传统销售区的两湖地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那样，再次面临淡食之苦，大后方陷入一片恐慌。于是乎，自贡井盐在国难中又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这就是第二次川盐济楚。

前面说到的孙明经的自贡之行，他要拍摄的纪录片和照片，就是为了向国人宣传自贡井盐，以便安抚民心，鼓舞士气，告诉那些陷于淡食恐慌中的同胞：有自贡这个千年盐都的存在，日本人以为只要断了海盐来路，中国人就会不战而屈的虚妄始终是一场春梦。

第二次川盐济楚给自贡盐业带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川盐济楚。原因在于，这一次需要食用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行销的区域更广；另外，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19世纪中叶有了较大改进。

据统计，抗战前自贡井盐产量占全省的45%，仅仅在国民政府下令川盐济楚一年多后的1939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54%。抗战结束时，更是跃升到60%。在免除销售区人民淡食之苦的同时，自贡井盐生产和销售还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抗战初期，自贡盐税收入每年均在3000万元以上，后期增加到了5000万元以上，占到了全省的80%。

盐业的繁荣兴旺，造就了许多钟鸣鼎食的盐商家族，他们生活优裕，文质彬彬，但在国难当头时，一个个都慷慨募捐。比如前文提到的余述怀，就是大盐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募捐的金额，创下了抗战期间个人募捐的最高纪录，为此，冯玉祥称他为“今之弦高、献金模范”，蒋介石接见并赠以金质奖章。

余述怀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从经营酱园铺入手，后来开过盐店，进而一步步过度到自贡市首屈一指的大盐商。他的发迹和壮大，如同一个传奇，至今还在自贡广为流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文化不高的大盐商，一生却热心教育，既曾捐款2000多万创办中学，也曾捐款400多万修建川大实验楼。

查阅当年留下的资料，我还发现，盐业给自贡带来的财富，不仅造就了若干富甲王侯的大盐商，即便是普通盐工，他们也享受到了种种福利，比如当时开办的面向盐工子弟的学校，就是由盐商和盐务局出资，学生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

4、深入一条河的往事

现在，我们必须说到那条从自贡市中心蜿蜒流过的河。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川盐济楚，自贡井盐能闪烁如此动人的经济之光和政治之光，都是与这条如今看上去狭窄而浅的河流密不可分的。

即便不是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自贡井盐90%以上都是供应外地，它的传统销售区为四川、云南和贵州，而进入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销售区扩展到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省区。

自贡的盐要运抵这些遥远的地方，其运输方式不外乎两种，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肩挑背驮，其二是依靠水运。不论是从运输能量还是从运输成本考虑，水运都是最科学最经济的。自贡井盐外运的生命线，就是釜溪河。

釜溪河别名荣溪河，后来因成为自贡井盐外运通道，人们又称盐井河。这条河由旭水河和威远河在自贡市区凤凰坝交汇而成，属于沱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在富顺县李家沱注入沱江，全长只有70多公里。但就是这不起眼的70多公里，却在从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内昆铁路内江至宜宾段通车以前的200多年间，充当了自贡井盐外运的最主要通道。

统计数据表明，清初，通过釜溪河水运的数量占自贡井盐总量的70%，清末以后为80%，抗战时期上升到90%以上。

自贡地区主要为丘陵和低山，按理釜溪河应该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但事实恰好相反，从自流井——即自贡市区所在地——到只差几公里就要注入沱江的邓关镇，其间6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狭窄，而且不时经过水流湍急的险滩。

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这条河当年的拥挤：千帆齐拥，密如蚁群。很难想象，如此众多的盐船拥挤在一条水浅滩多的小河，一旦发生碰撞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自贡船工们因地制宜地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歪脑壳船的特殊船舶.考遍世界航运史，歪脑壳船仅自贡一例。所谓歪脑壳船，是指这种木质船的船头向左歪，船尾向右歪，从而形成船头和船尾方向相反的小倾斜，看上去像是用一只巨大的手把它扭曲了一样。歪脑壳船船长14米，宽2米多，由于它有一条比船体还长的船橹，因此它的学名叫做橹船。

歪脑壳船乃是自贡船工针对釜溪河的特点而悟出的天才发明。由于这条井盐耐以外运的大动脉过于狭窄，尤其秋冬水枯之时，可以利用的有效航道更是大幅度缩减，而来往于河上的船只却密如虫蚁，如果上下行船只一旦迎头相撞，就会造成卡船，一旦发生卡船，满载盐包的下行船就会大量堵在河中，如此一来，整条釜溪河必然瘫痪。

歪脑壳船的设计者们利用釜溪河中的行船规则是不论上行还是下行，一律都走左手的特点，把船头统一做成从右向左歪，这样，这些船头都左歪的船在航道上行驶时，一般就不会向右歪到对面船只的航道上去，即便偶尔上下行船相撞，也会因大家的船头都是向左歪而各归左手，不会发生卡船。船尾向右歪的原理和船头向左歪的原理一样：如果上行船或下行船从后面撞到同方向行驶的前船的船尾，也会很好地回到左手，不会因此而堵塞。

一条歪脑壳船有6个船舱，最多可载盐450包，载重量在50吨左右。至迟在清朝末年，歪脑壳船就已漂满了釜溪河，到抗战时期第二次川盐济楚，它们更是担纲了自贡井盐外运的主角。有时候，歪脑壳船也从釜溪河进入沱江，再从沱江进入长江，从而下行到湖北各码头。湖北人对这种从来没见过的船很感兴趣，给它另外取了个名字：川歪子。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如果不是这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木船，两湖地区千家万户的主妇们，一定会为无盐之炊而发愁。

上世纪40年代初，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重庆任职期间曾去过自贡，他对歪脑壳船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在他几年后回国写成的巨著《中国科技史》里，给予了歪脑壳船一席之地。同时，英国驻宜昌海关的学者型官员渥塞斯特，在他的著作《扬子江上游的船舶》中，用更大的篇幅记载了歪脑壳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教授周世德出版的《中国造船史》，更是把歪脑壳船图片作为封面。

那些名与姓俱不可考的歪脑壳船的发明者们，他们肯定不曾想到，他们天才的技艺，将会把歪脑壳船从釜溪河的浅水中，一直航行到中国科技史这片浩荡的大海。

歪脑壳船天才地解决了釜溪河河道狭窄的问题，但要想大规模地外运，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解决，那就是由于盐船吃水较深，而釜溪河航道较浅，且多险滩，一旦到了枯水季节，这些载满盐包的歪脑壳船就无法通行。

王爷庙是釜溪河边一座雕梁画栋的庙宇，位于自贡市区，它是负责盐业运输的橹船帮为了祭祀江神王爷而修建的。王爷庙脚下，江面较为宽阔，自康熙年间疏浚河道以来，这里就是自贡最重要的码头。每逢枯水季节，王爷庙脚下的江面总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船只，其密度之大，让人有些怀疑：这么多船拥挤在一起，它们如何才能行驶得动？

其实，这些盐船都在等待一个日子，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那就是放水日。原来，为了解决枯水季节行船难的问题，自贡盐政当局出面，在王爷庙下游不远的江面筑了一道临时水坝，以便储蓄上游来水。

等到储蓄的水足以把拦水坝上的盐船都顺利地由釜溪河冲进沱江时，放水日也就到了。届时，政府要事先张榜告示放水的确切时期，当工人们挖开临时拦水坝，一股大水奔涌而下，众多盐船一只接一只地顺水而行，70多公里的釜溪河，只需短短一天即可走完。

开水当天，盐政官员、大小盐商和行会负责人都会赶到码头送行，许多市民为了一睹放水盛况，也纷纷齐聚王爷庙两岸。坡上坎下，全是攒动的人头，一时间鼓乐齐鸣，鞭炮炸响。尤其每年正月的放水日，竟形成了自贡仅次于春节的另一重要节日：放水节。

5、那些曾经的水陆码头

为了考察釜溪河，我于一个菜花渐黄的早春从自贡顺流而下，造访那些曾经的水陆码头。岁月的无情变迁，已经湮没了当年的人与事，但一些旧日的痕迹还在，它们是这个春天里关于盐都、关于一条河的灿烂与落寞的关键词。

仙市是釜溪河上的第一个码头，那些停泊在王爷庙下的盐船，满载着盐巴顺水而下，不消几个时辰，即可抵达仙市。盐船到达仙市后，必须在码头泊下来，以便盘滩过坳。

原来，仙市附近水浅滩急，满载的盐船吃水较深，无法通行，只得由工人们把盐包搬下船，顺着河边搬到险滩下游，空船则顺水而下，到了水深之处，再把盐包搬上船，继续往下游行驶。

与此同时，一小部分盐包还将在仙市被分流，通过陆路运抵牛佛、内江以及川中诸县。只不过，与继续水运东去的量相比，分流的量要小得多。

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仙市，这里也就从一片荒山演变成了码头，进而有了商店，进而有了街市。近年来从仙市挖掘出的古碑证明，早在1300多年前的隋朝，这里就曾经是一个业已消失的县——义和县——的县治所在地。

肇自近代，尤其是第一次川盐济楚以后，仙市一跃而成富顺境内的几个大镇之一，到清末民初已有四街、四门、五亭、三码头的气派。众多的庙宇是仙市曾经繁盛的见证和象征：据在镇上生活了70多年的张大爷回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仙市镇，最多时有20多座庙宇。

这些庙宇既是民众朝拜神灵祈求庇护的上香之地，更是商人和市民的会所及俱乐部。当年，不论川主庙还是天后宫或是南华宫，大多是与盐有关的商人们聚会议事的场所。

其实，时至今日，这些残留的庙宇依然被精明的当地人当作了一种资源：院落幽深的南华宫，已被开辟成农家乐，扶疏的花影里，一些人在打牌，吵吵嚷嚷的麻将声中，回响的则是许巍的歌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我去仙市的时候正是春节，釜溪河水更浅了，水落而石出，仙市码头边原本淹没在水中的石级都露出了灰白的真面目。尽管当地正在着力把仙市打造为旅游之地，但街上并没有几个人，好多居民房前屋后的树枝上和矮门上，都晒着大片大片的青菜。

自贡一带的居民都有晻制青菜的习惯，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也和此地丰富的盐业资源有关：用来腌制青菜的，是一种颗粒大而洁白的盐，人称鱼籽盐。据说，只有用它腌的青菜，才既不腐烂，也有更为优秀的味道。

曾经香火鼎盛的庙宇还残留两三座，川主庙里，保留有一个几乎完整的戏台，戏台的房梁，是用一段粗大的黄荆制成，黄荆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树木，那么大一段房梁，估计得生长300年。看看旁边的文字，果然如此。

这些庙宇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天后宫的修建者肯定是福建人，川主庙是四川人，南华宫是广东人。它表明在不久的过去，如今已稀见外地人的仙市，曾是一个五方杂处、高大的屋檐下回响着南腔北调的兴旺之地。

庙宇很安静，只有两三个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令人意外的是，川主庙里也晒满了青菜，不仅挂在院子中央的那株枯树上，连大殿的门槛上也满是青菜，大殿里那尊高大的神，他威严的目光好像也落在了无处不在的青菜上。

这个细节是一种暗示，他向我们表明，神灵与人间烟火同在，那些原本因兴隆的商业而被塑造出来的神像，当商业的高潮过去之后，神灵也像繁华事散归于平淡的过来人一样，落寞而平静。

与仙市相比，与它近在咫尺的沿滩更为繁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就是自贡市辖的一个区，要比仙市高一个行政级别。当然，更重要者在于，在盐业给自贡带来好运气的黄金时代，尽管同为釜溪河畔的盐运码头，沿滩也要比仙市重要得多。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民国年间，这里设立了专门缉拿私盐的盐政部门。此外，沿滩除了是从自贡下行的盐船的必经之地外，它所辖下的王井等地本身也产盐。

如同仙市镇一样，沿滩镇一带也多险滩，下行的盐船也必须像经过仙市时那样盘滩过坳。每天守候在码头边的搬运工人，数量多达百人以上，他们都是盐业这根食物链上的一个小环节，他们依靠体力和汗水，混一口带咸味的饭。

道光年间，即19世纪30年代，为了提高盐运效率，自贡各大盐商出资，在重滩、仙市、沿滩等地修建了4道石堰储水，从此盐船不再需要费时费力地盘滩过坳。但是，由于每过一道石堰都要事先蓄水，因此消耗水量极大，放船需时甚久；加之枯水和洪水季节还要停航，致使全年由自贡王爷庙至邓关仅能往返6次。

随着第二次川盐济楚的到来，这种运输能力已完全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为改变这种现状，由川康盐务管理局投资，有关部门在沿滩及下游建成船闸和拦水坝一座，从此，釜溪河在通行了上千年之后，终于实现了全流渠化。从王爷庙到邓关的盐船，每年可往返40次，其中的沿滩船闸，每日可过闸10次，运货800多吨。作为船闸所在地的沿滩，它又迎来了一次与繁华亲密接触的良机。

这座曾控自贡盐运咽喉的船闸，因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曾捐款200万元，故以他的字庸之为名，取名庸公闸。船闸上一米见方的庸公闸三个大字，系著名书法家赵熙所书。

在古老中国，衡量一个城市繁荣与否的标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它庙宇的多与寡，建筑的繁与简。就像仙市在它的黄金时代有20多座由各地商人修建的庙宇一样，沿滩也有多达几十座的庙宇。只不过，几十上百年的光阴陡转，沿滩连半片庙宇的残砖也找不到了，倒是街头偶尔可见一两株数人合抱的黄桷树，只有它们，才见证了时光的变幻流转。

今天的沿滩镇沿釜溪河一带，还保留了不少百年老屋，它们都是川盐济楚的见证者，可惜，这些老屋已经过于破败。而今，沿滩区政府也要从这座古镇迁往更靠近自贡市区的新城了，在盐的事业终结之后，这座古镇的破败与衰落更加势不可挡。

当釜溪河流到邓关，它短短的行程就要结束了，因此，邓关既是釜溪河上的最后一个码头，也是由此进入沱江的第一个码头，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

邓关又名邓井，因最初在这里居住者乃邓姓的采盐人家，因而得名；乾隆元年，政府在此设盐运通判署，向来往盐船征收盐税，故而又称邓井关，但一般都简称邓关。从邓关到釜溪河注入沱江的终点李家沱，距离已经只有5公里，而李家沱一带因地形原因，无法建成码头，因此邓关就是釜溪河与沱江河上来往船只的天然良港，多少年来，邓关就充当了自贡井盐外运的交通枢纽。

毫无疑问，在釜溪河的所有码头中，邓关是最大、也最繁忙的一个。从釜溪河上的邓关水闸到李家沱汇合处这5公里的水面，长年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川盐济楚期间，这些船只90%以上所运货物为盐包，其余则为土特产。

按照传统习惯，从自贡行驶到邓关的橹船，一般到这里就要返回，它所运来的盐包，要转运到那些长途行驶的大型货船上。上个世纪30年代，邓关的年吞吐量即达10万吨以上。如此大量盐包的转运，它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赐予了邓关一个繁荣的机遇。

即便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贡井盐的外运已经渐渐减少，但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分利用邓关天然的水运，国家依然在周边布局了盐厂、树脂厂和炭黑厂等多个数千员工的大中型企业，邓关的年吞吐量一度达到30万吨以上。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自贡境内多条公路和铁路的开通，邓关的水运也走上了下坡路。等到以盐为原材料的盐化工企业彻底式微，邓关境内原本红火的工厂也大多倒闭破产，这座繁荣了100年以上的古镇就此进入了垂垂老去的暮年。今天，那些当年曾接纳过无数盐商、驾长、水手的临河的阁楼，已经在和时光的拔河中一败涂地，它们全都走向了不可抑制的破落。

曾经宽阔的河道上漂满了垃圾，再也看不到歪脑壳船和满身肌肉的水手与搬运工了，只有几只冒着黑烟的采砂船在肆无忌惮地忙碌着，给阴冷的邓关带来了一些更加杂乱无章的噪声。

李家沱是釜溪河注入沱江的地方。就在距两河相交不到200米远处，还有另一条叫镇溪河的小河，在釜溪河行将结束之际，一头扎进了它的怀抱，因此，李家沱又名三江口。

李家沱附近，有一片由两条河冲积而成的小平原，它像一个小小的半岛，被釜溪河和沱江河三面环绕，它的名字叫沙嘴。时值乍暖还寒的初春，肥沃的沙嘴上种满了绿油油的蔬菜，一些农民在地里劳作。

临河的一片小小坡地上，生长着茂盛的油菜，油菜已经开出了细碎而连绵的黄色花朵，蜜蜂飞舞，让人有种突如其来的疲惫和忧伤。就在菜花掩映中，有几座相向而立的两层老式楼房，楼房前，挂着富顺县航运站沙嘴医疗站的木牌，木牌上的字迹已经大半脱落，得像猜谜语一样才能猜得出来。

站在木牌旁往里看，陈旧的屋子空空荡荡，风中轻轻荡漾着蛛网。显然，这里已经多年无人居住。旁边的另一个院落里，一株开得正白的梨树下，几个人在喝茶。细问，他们告诉我，这的确是航运社的公房，但航运社不景气，先是撤了医疗站，接着是住在这里的工人也都搬走了。

想想也是，当盐业已经全面走向没落，主要为井盐外运效力的航运社，它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年如林的舟楫，如今已星散于岁月深处。

我雇了一条小船，顺着流水的方向从釜溪河慢慢摇进沱江。江面宽阔，水鸟急飞，从沱江江心遥望釜溪河，它从树丛与竹林中一头扎进了沱江，而沙嘴，则掩映在春天的菜花、桃花和李花中。

这里惟一还能让人联想得起釜溪河上曾经繁华的，是至今还在定时行驶的客运小汽船。由于从沙嘴对岸的农村到邓关和县城没有公路，也没有桥梁，因此几十年来，这里定期开行着短途客船。只不过，几十年里，客船也从人工的木船变成了机械的汽船。快速的汽船驶过，江面波涛顿生，它那过于尖利的声音把水鸟空寂的鸣叫也淹没了。

等到汽船驶远，江面又慢慢恢复了波澜不惊的平静，只有汽船驶过时留下的一道油污，在夕阳的照射下，发出令人疑惑的波光。回首釜溪河，它的确已经走完了短暂的70多公里的路途。一切，都在时间和空间的转换里急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