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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20世纪史学大师、全球史研究开山宗师、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康涅狄格州托灵顿家中逝世，享年98岁。 从《西方的兴起》到《世界史》，从《瘟疫与人》到《权力竞逐》，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尼尔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他德高望重，成就斐然，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荣获伊拉斯谟奖，并因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国家人文勋章”。 历史学家史景迁曾说：“整个世界就在麦克尼尔的手中。” 最早的人类 如果确实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心，现代人类就是从那里开始进化的，那么，最早的人类是如何从发源地向外散布的，确切情况尚不得而知。细微的生物差异当然是存在的——对此，看看现存人类之间的种族差异就知道了。但是现代的各个种族是何时、何地形成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幸好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忽略这种问题的理由，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那些变数，似乎跟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差异没有什么可靠的关联。 甚至文化之间的差异，起初也许并不是非常显著的。无论如何，在旧大陆的广大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斧和其他石制工具表现出了显著的同一性。的确，在智人时代约十分之九的时间内，人类局限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使用简单的木制和石制工具，熟悉火，一代又一代，生存方式——就我们所知道的——几乎一成不变。 现存的石器都是按特定目的熟练地砍削和打磨而成，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制造者生活情况的信息。可以推测，只要人类主要是以狩猎为生，除了动物的肉类之外，以能够捡拾到的任何东西作为补充，如幼虫和昆虫，可食用的植物根茎和种子，那么，他们过的还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就像现代世界里残留的少数原始的狩猎民族一样。人群规模可能很小，由20～60人组成。偶然会与其他的邻居有所接触，这显然是原始生活的特点之一。当相邻的人群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自己的幸存和进行非同寻常的交易的时候，这种接触也许会变成正式的仪式。在这种场合下，可能会安排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联姻，而且，肯定要交换像贝壳那样的珍稀物品。在邻近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发生敌对行为，至少有时会发生，但是相关证据很缺乏，因为现存的石刀和石斧既可以用于狩猎，也可以用于杀人。 中国文明的确立
黄河在中游开始离开蒙古草原的不毛之地，经黄土高原，奔向下游的平原地区。这个肥沃地区靠零星的降雨来滋润土壤，有时倾盆大雨带来突发的洪水；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连续几个季节都没有降雨，这样庄稼就会遭受干旱。降雨取决于季风到达最北的范围，有的年份降雨就无法到达该地区。 在这种脆弱的环境里，公元前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开始种植粟。后来，黄河流域的农民开始种植来自中东的小麦和大麦、亚洲季风气候区的水稻。但是在一个可能极其缺乏水资源的地区，水稻的种植从来不多，更多的是耐干旱的粟、小麦和大麦。 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点被发现了。其中之一被称为“黑陶文化”，它发展出相当大的村落，有时还用坚固的土墙围住。有关他们的大型祭祀陶罐形状的详细情况与中国文明早期的青铜器非常类似。因此，“黑陶”民族很可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虽然还不敢肯定地认为，创造了其他风格陶器的民族没有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文明做出贡献。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明是独立兴起的。半干旱黄土的独特自然环境意味着，日常农业劳动与其他地区不同；而这为独特的、相对较高水平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它的早期，中国文明似乎已经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者的一些基本技术至少间接地来自西亚。 安阳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安阳是商朝的都城之一，年代定位于公元前1400～前1100年。安阳揭示了与黑陶村庄农民遗留物质的一些重要差异。特别是，王室墓葬包括殉葬马骨架、青铜武器和用具、马车。显然，这些特点是几乎同时代中东、希腊和印度战车征服者的强烈余音。其他两个证据是复合弓箭（特别加强了力度以使它更短但更有力，因此，在战车范围内非常有用）和城市的长方形布局，城墙内两条主要街道在中心呈十字形交叉。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以及黄河流域与西亚的遥远距离，给一些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否认中国如此之早就与中东有如此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和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也给那些否认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说受到遥远西边所发生的事件影响的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旦战车受到人们喜爱，那么使用这种新式和占据压倒优势武器的人就发现，它很容易征服中亚绿洲的和平农耕者，正如其他战车兵能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爱琴海地区一样。此外，面积不等的绿洲遍布中亚各地，这些绿洲都位于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沿岸，这些河流最终注入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天山脚下的沙漠之中。的确，在一定意义上，黄河流域只是最大和最东边的绿洲而已，位于一条大河旁边，这条大河能够突破沙漠障碍，重新到达雨水灌溉地区，并且最终注入大海。 年代顺序关系符合战车技术向东、向西和向南传播的观点，因为征服者的战车首次出现于中东的时间，与同样的军事装备到达中国之间相隔200年。但是这些绿洲的考古调查仍然是初步的，没有发现任何战车征服者的证据，尽管人们期望在那里可能追寻到战车征服者的足迹。这意味着与西亚的联系归功于安阳的统治者的说法仍然只是一种推测。 ——以上选自麦克尼尔《世界史》 石器时代，人类是怎样生活的？ 文化进化一定是从现代人的前人祖先那里开始的。幼年期的初步教育在许多高等动物中都可以观察到，与人类祖先在亲缘关系上最为接近的那些动物，其生活方式都是社会性的，而且习惯于用嗓子发声。可以设想，正是这些特征为原始人群作为狩猎者而发展其高等技能提供了基础。当男人们学会通过语言和使用工具越来越有效地协调他们的活动时，他们便能经常地获得大量猎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甚至在他们本人饱餐之后也常会留些多余的肉给女人和孩子吃，这就有可能在两性间产生新的分工。男人可以不再频繁地采集野果、根茎及其他食物（以前这些东西是他们的主要食品），而把精力集中在打猎上。相反，女人则像以前那样继续采集食物，她们可以从自我供养的艰苦生活中解脱出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保护和养育她们的婴儿。初生婴儿毫无自立能力，长大成人的时间又很长，只有生活在这种原始人类群体中，且主要食物由熟练的猎手提供，这些幼儿才可能生存下来。 现代人的起源仍是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未能解决的疑题之一。现代人的不同种族可能是人类各支祖先在旧大陆各个相互隔绝的地区平行地向着完全形成的人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我们手头一些十分零碎的证据也许同样能有力地支持另外一种假说：智人是在某一个中心地区兴起的，在向世界各地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种族的变异。 大约在三万年以前，当最后一次大冰川开始向北消退之时，智人出现在欧洲。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从西亚分两路而来，一条是地中海南岸，另一条是地中海北岸。这些新来者都是熟练的猎人，他们无疑是被鹿群、猛犸象、野马和其他食草动物吸引到欧洲这块沃土上来的，因为这些动物就栖息在冻土带和冰川退却后的南部稀疏森林地带。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的时间比智人早，但随着智人的推进，尼安德特人却消失了。也许是新来者把他们赶尽杀绝了；也许是发生了其他变化，比如流行病，致使尼安德特人遭到了毁灭。尽管在欧洲没有发现具有混合特征的骨骼，但也不能据此推断没有发生过杂交。与之相对照，在美洲，智人出现在一个过去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但是他们到达的时间（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及第一批美洲移民的骨骼特征至今仍不清楚。 在世界上那些冰川消退而且几乎没有引起剧烈的生态变化的地区，生产工具看起来也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确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发明创造事实上可能已经在欧亚大陆有人居住的北部边缘大部分地区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偏西一带。这里气候比较严酷，动植物群变化剧烈，迫使人类为生存而接受大自然的挑战。因此，我们在欧洲找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的杰出遗物，或许不能说是偶然的发现。 智人看来从初次到达欧洲那时起就能自如地使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具。用骨头、象牙、鹿角制作的工具补充了此前尼安德特人所使用的燧石器（可能还有木器）。骨头和鹿角能做成燧石所做不到的某些形状，像针、鱼叉头这类有用的工具，就只能利用那些比燧石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材料来做。制作骨质或角质工具的秘密是在制作特殊的削石器的过程中发现的。用工具来制造工具似乎首先是智人发明的，这是人类能成功地适应欧洲近北极地区自然条件的一个关键。 这块被打制过的燧石，是在英国的泰晤士河岸发现的，也许有50万年的历史了。它有5.5英寸长，粗端很钝，正适合手握。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把手斧似乎既美观又有实用价值。即使当时制造者的头脑里还没有美的观念，我们也为他所掌握的能把粗糙石头打制成如此平稳而匀称的工具的熟练技术而赞叹不已。 根据当代孑遗的这类狩猎民族推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可能生活在一种不超过20～60人的小群体内。这样的集体便于迁徙，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回到他们居住的洞穴或其他固定的避藏所。狩猎过程中的领导权很可能是以某个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以技术娴熟、本领高强而赢得了权威。估计在分布得相当分散的猎人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或者至少是邻近的群体之间划定了猎场范围。可能还存在着族外婚姻和集团间的礼仪性交往。毋庸置疑，当一个集团侵犯了另一个集团的领地时，有时也会发生争斗。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远距离贸易，但往往很难断定，某件物品究竟是从远方通过交换带进来的，还是在季节性迁移或其他形式的迁移过程中偶然拾到的. 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洞穴深处发现了一些粗糙的雕刻、奇怪的记号和出色的动物壁画,它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的几乎是唯一的证据。对这些遗迹的解释还不是很肯定。宗教仪式可能就在黑暗的洞穴深处举行，很可能人们把自己装扮成动物的形象参加舞蹈仪式，其目的也许想使猎人与他们将要猎取的动物保持亲密的关系——为了抚慰动物的灵魂，或是为了本族的人丁兴旺。之所以利用洞穴举行仪式，大概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黑暗的洞穴看成是通向大地之母（Mother Earth）腹部的路，人和动物都从那里来，又都要回到那里去。但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这头黑公牛是在法国中南部拉斯科克斯（Lascaux）附近的一座洞穴内发现的多个类似的壁画图案之一，可能是马格德林时期的猎人所作，他们曾在大约16000年以前居住在这个地区。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地底下去并将这些画绘在黑暗的洞穴深处，至今尚不清楚。精细的观察使他们那时就能捕捉住动物的某一特征姿态，如在这个例子中，牛的角和耳朵在视觉上画得并不正确，但这样的细节却赋予这些画以非凡的动感和力感。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幅画使人感觉到这头野兽具有令人惊叹的潜在力量，同时又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威胁。实际上，这种感觉在某种轻微程度上可能同把古代猎人与猎物联结在一起的那种模糊意念相一致，而这些洞穴壁画的作者们在作画时设法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意念。 洞穴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如此突出，可以使我们想象到旧石器时代猎人们的猎获情况很不稳定。他们的生活依赖猎物，而猎物的生存又依赖于变化着的生态平衡。大约一万年以前，覆盖欧洲和北美表面100万年之久的冰川开始了最后的退却。开阔的冻土带和长着白桦、云杉的稀疏森林随着冰川向北推移，而密集的落叶树林开始进入西欧。原先的野生动物也随之北移到靠近北极的栖息地，而在新的密林区则出现了大批新动物，必须用不同的方法猎取。 因此，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西欧居民中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有证据表明，这些新来者可能来自东方。究竟是入侵者同原先的居民混合了，还是老居民随着他们原先经常捕猎的动物北去或者东移，而留下了几乎无人居住的空地，都不得而知不管怎样，新来者给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系列增添了一些新的重要类型：弓箭、渔网、独木舟、小雪橇、滑雪板以及驯养的狗——估计是用来帮助打猎的。 整体而言，所谓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000—前4500年）的遗物还不如刚过去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燧石器的特点是较小，岩画（大多发现于西班牙）也不是特别出色、漂亮，但如果由此而以为欧洲的人类文化在倒退，那是错误的。尽管箭头和鱼钩乍看起来没有鱼叉那样引人注目，然而弓箭以及钓线却能更有效地捕获食物。中石器时代的宗教生活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但也不能据此推断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变得淡薄或者说他们已忘却旧的宗教传统。必须承认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从人类是食肉运动之首而且适应性最强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成了动物王国的主宰；但是，尽管人有工具，有社会组织，以及他所特有的发展、传播文化的能力，却仍然只能依赖于自然界本身的平衡。在人类上升为大地主人的过程中，紧接着迈出的伟大一步，就是找到了某些改造自然环境的方法，从而使环境能适合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随着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开始，以及把自然森林改造成农田这种方法的发展，人类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水平。从此他就成了其周围的动植物生命的创造者，而不再是单纯的捕食者和采集者了。 这个进步揭开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自发地限制着人 口数量，像早期人类和现代狮子这样体形庞大的食肉动物，在大自然中必然是相对稀少的。因此，较多的人口只有组织成一定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才得以维持生存；由于人多，可以按专长进行社会分工，这样就可摆脱过去单纯依靠狩猎采集为生而受到的天然限制了。这也许是人类全部进化中最基本的一环。毋庸置疑，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依赖于通过农业和动物驯养来扩大食物资源。然而，人类也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狩猎中所能体验的那种强烈的乐趣、力量的恣意发挥以及人在本能上的满足，现在却被枯燥单调的田间耕作所代替。因此，人类一开始施展自己的力量，就暴露了其深刻的两面性：农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摆脱了早先食物供应上的局限，但同时也就意味着人类陷入了无休止的耕耘、播种和季节性劳动的束缚之中。 ——以上选自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 大师终会离去，作品永留世间  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作者: [美]威廉·麦克尼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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