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有关章学诚的研究，都以“六经皆史”为其标志性学术贡献。然而，众所周知，“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首创。虽然此说与彼说语境不同，内涵不一，但以此作为章学诚的独到思想贡献，似仍值得商榷。其实，细读章学诚丰硕学说，可以发现，其理论重心最后落实在“切人事”的论说上，这才是他最具创见的思想贡献。
“六经皆史”的“史”是什么？
何谓“六经皆史”？学者见仁见智。章太炎将章学诚的意旨解释为“六经皆史学”，胡适则理解为“六经皆史料”，其他学者对章、胡二位的说法或取一端，或有所综合，但大体认同从经史关系或者史学的角度去理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实际上，章学诚此处所说的“史”，不同于今人所理解的“史学”。在撰著于乾隆五十四年的《史释》篇中，章学诚指出，史乃记事之书。府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等，虽有官役之分、高下之别，目的却都在于“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在章学诚看来，五史所掌之图书、记载、命令等，即“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也”，即为政事档案。孔子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他认为“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以及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由此可见，章学诚心目中的“史”是“掌故”，是关于国家政事的记载。
作为掌故之学的“史”，是具有时间属性的。“六经”是三代时期的“先王政典”，是“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易教上》）。但是，三代之后，历史仍在延续，由此决定“经”所言之“道”具有内在限定性。《原道下》有云：“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也就是说“六经”记载的是其成书之前，也就是三代时期的“道”，“皆先王之政典也”。但是“六经”对于后世的“事变”不能对应。因此，还必须“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也即在把握“六经”旨趣的基础上，延续历史的撰写，以探究大道。在章学诚的认识中，史学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由记录先王政典掌故的“六经”构成，另一部分由“六经”后“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的史学著述构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章学诚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报孙渊如书》）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梁启超、胡适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史”理解有误，正是看到章学诚之“史”不同于今人所谓的史料或者对史事进行解读的“史学”。因此，要真正理解章学诚，就必须回到章学诚的思想世界去解读其间真实的义涵。
“切人事”：章学诚的话语主题
章学诚言“六经皆史”，指明“六经”不过是先王之政典。但是，他的话语并未在此中止，他要更深入揭示的是“切人事”这一宏大主题。“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义。
“切人事”是章学诚反复阐释的学术宗旨。他称《周易》：“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之空言”（《易教上》）；又说：“《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易教下》）在《浙东学术》中，章学诚更是详尽地阐释了“切人事”的内涵。他主张“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朱、陆异同之成为争议话题，症结在于“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章学诚认为：“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因此，“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而史学也必须从“切人事”入手方为正道。
章学诚明确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三代学术”是章学诚心目中的理想学术形态，他将“切人事”作为这一学术形态的最鲜明的特点，正体现了以“人事”为本源和根本的思想主张。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批判“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这里的“近儒”显然指的是汉学诸儒。汉学诸儒笃信由训诂可得经书义理，章学诚则认为，离开了“人事”，根本就无义理可言。以往的学术研究，多为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所蔽目，实在没有注意到，乾嘉时期，还有一条以“切人事”为思路的独立探求“道”的学术路线。这条路线与汉学的“由训诂以明义理”以及宋学的经“涵养”以求义理划开界限，这就是章学诚的独特之处。
“人伦日用”：求道之“器”
章学诚以“切人事”为学术要旨，实际上根源于他独特的道器观。他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也”。道非先验性的，必须依存于“器”而存在。那么，“器”是什么呢？《原道上》有云：“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道”必须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方能显现，按照章学诚的说法，是在从“三人居室”到“一室所不能容”的变化之后“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他指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其中，人可得而见的就是“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实际为“典章制度”，也就是“器”，而这些制度变化的“所以然”就是“道”。他认为，“圣人求道，道不可见也”，必须籍“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方可见道，故圣人必须“学于众人”。因此，章学诚注重人伦日用之常，反复强调“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别无著述之道”（《原道中》）。他主张：“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所谓有体必有用也。”（《史释》）
章学诚主张即“器”而求“道”。他认为“后世学者求道多从六经着眼”（《与陈鉴亭论学书》），这实际上是个误区。“六经”并非如后世儒者所专称的“载道之书”，而是“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见不可见之道”的“器”。因此，求“道”必须立足于“人伦日用”，“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天道矣”（《原道中》）三代以前，“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原道中》）。可见，章学诚认为“人伦日用”是学者所必须“习”的关键所在，其在史学上的体现即是“切人事”。
如上所述，章学诚的真正思想贡献是“切人事”。他既以此作为“六经”的思想特征与本质属性，作为三代以前学者所习所用的文化传统，更将其作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宗旨。他的这一观念与泰州学派所谓的“百姓日用即是道”有相通之处，但也有重要发展。在中国传统思维世界，“颂圣”、以帝王将相撰述为史学中心是固有思维模式，章学诚却把“切人事”确定为史学中心，不仅在清代思想界独树一帜，而且以其近代性、科学性逼近传统思想的边缘。
（雷平，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