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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于是7月12号一天，我在伦敦走了十七座教堂。 来伦敦前前后后不下十几次，却从来没像在别处那样专门看过教堂。11号晚上忽然受了启发，决定花一天找几处大小教堂闲散地走一走。后来，一天结束，晚上回程的火车上看着笔记，发现竟然背着行李在大雨里走下来十七座，也很意外。 回头想起来，应该事先画定一条路线，少走冤枉路。但我事前只是随意在地图上打了几个星，于是到了下午，来来回回地在雨里穿梭找路，实际上总共也不过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但在不熟悉的城市走路真好啊，下雨也好！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奇遇，一切都是与这一处的缘分。没有哪条路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绕路的担忧。兴之所至，遇上的全是风景。 二. 在路口和上班的梦诗清庆小两口道别，我就钻进了一家麦当劳吃早点。我发现自己总是有意无意地选择麦当劳坐一会儿。除了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主动进过星巴克。一个人出门乱走的时候，倒是常去Pret吃点快餐，喝杯热水，我喜欢大木桌子和它装潢的敞亮，周围多是学生和上班的人，翻着报纸看着书写着文章，可以踏踏实实地坐一下午。但选择麦当劳就好像进了一家包子铺，大家都不端着，有一种落魄和对落魄的默许，闹哄哄里有一种人世的烟火气。事情一般是做不了的，我喜欢看人。 我要了一份油腻腻的早餐，排队时前面是位老太太，看穿着有着老派的精致，看谈吐和神情又并没有。对视的时候我和她笑了一下。她喜气洋洋地指着手里一份免费小报的头条，Theresa May这位新铁娘子正绽开得意的笑容。她指着红色大号的头版标题：“MAY-HEM，你看这标题多棒！” 我不知道说什么，就又对她笑了笑。前一天和梦诗走过议会门前时，正好碰上一群议员被媒体簇拥着：另一位保守党魁刚刚退出首相的角逐。 “时局艰难，终于可以松口气啦！”她又说。 我说，“会好的”。但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她好像察觉到了一点什么，于是带着点狡黠地问我：“你是外国人吧，哪里来的？” 后来我们就各自拎着油腻腻的纸袋子走开了，坐到了餐厅的两处最远端。我看着几排座位之外的她把小报一页页翻开，把里面的优惠券细心地撕下来折好，放进钱夹。不知新的首相和新的时局将怎样地碾过我们两个人。 人渐渐多起来，我一个人坐着四个人的方桌，渐渐也有人来与我分位子，都很客气地先问一句，“我能坐这里吧”，“你随便坐”。有拄着拐杖衣着破旧的老年男人先恭重地把拐杖放到长椅上占着位子，再把外套脱下来，点餐的时候，还不时回头张望他的外衣。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位阿姨，有的点了餐，有的只是在这里等着女儿，表情凝重地发着呆。其中有位阿姨敏锐地看见了我纸杯上买六赠一的小纸签：“这个你不要的吧？” 我看了一眼纸杯上“请在喝完后撕下标签”，说没问题，喝完再说。不过前半句话音刚落，她就利索地手起签落，身手不凡。然后我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对坐着。 在北京的时候，几次去单位找午间休息的彤妹玩，她回去上班后，我有几次都在地铁站附近的同一家麦当劳坐了一会，每次都有一个阿姨，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那里自言自语，有时候很温柔，有时忽然就哭起来，拍着桌子怪叫。周围的食客大概也都见怪不怪，愣两秒钟，就继续他们嘈杂的对话。服务员经过，什么都没发生似地扫了地就走了。 和其他那些在回忆里十分清白的咖啡馆不同，麦当劳对我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我感到在那里见证了许多事的发生，看到许多平常人的忍耐与来去，分得了许多他人日常的琐屑。而这个地方本身也像见过大世面一样宽容而不加指责地纳受着这一切，好像世上的百态都理所当然，没什么好藏着掖着，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三. 走出麦当劳就上了维多利亚大街。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我自然不知道我会迎面撞上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Westminster Cathedral，不是那个更有名的国教教堂西敏寺)。 这一天以这一座天主教堂开始，以另一座天主教堂，南肯星顿的布朗普顿圣堂(Brompton Oratory)作结。这两座都并非我设想之内，但竟然落得很圆满。 威敏主教座堂大概是我在这一天里看得最细致的一座。进门的时候还早，尚没有什么游客，殿内还在勤勤恳恳地做着清洁，让我想到佛罗伦萨的那个冬日清晨，晨光熹微里，我在湿漉漉阴惨惨的圣罗伦佐广场喂了鸽子，听了漫长的晨钟，在开门的一刹那冲进美第奇小圣堂。一个工作人员在精美而空荡的王子殿里上下踱着步，不大的足音回响在空旷的殿里。他甩着双手，就好像在紫竹院里做着晨练。当然，这儿并没有这么冷清。 正是因为游客尚少，一位穿红色教袍的教士（也或者是导览的工作人员）陪我细细地逛了下来。他向我迎面走来，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别看正厅的上半截现在是秃的，很快就会全部镶金，你过四五百年再来就可以看见了。” ……excuse me? 但我后来想，教士们以末世为量度的时间观宇宙观大概都是和我们不同的。而有了他的话，我再观察这个空间，也不自觉地带上了灿烂的想象。 但其实已经够精美了。这是座拜占庭复兴风格的建筑，外立面像威尼斯的圣马可，内部主要是镶嵌画与大理石的装饰，据说使用了四十个国家的石材。
座堂里最老的物件是一座镶嵌在墙上的十五世纪中叶圣母子浮雕，用的是诺丁汉郡有名的雪花石膏。宗教改革时，浮雕在慌乱中被运到天主教法国，成为私人藏品，二战后出现在巴黎的一场拍卖中，被主教座堂赎了回来，也算完璧归赵。正厅东侧的布道坛是阿拉伯式样的大理石镶嵌图案，鲜亮精致。东西侧厅各有若干个小礼拜堂，由不同的赞助人捐建。我最喜欢的是西侧厅的圣安德鲁和苏格兰圣徒礼拜堂。出于圣安德鲁本业是渔民的缘故，礼拜堂西侧的顶部用细密的金箔镶嵌成了灿烂的鱼鳞形状，底下是与圣安德鲁斯有关的三座城池，他任第一任大主教的君士坦丁堡，出生地与流放地伯赛大和帕特雷。地面上的图案是大理石镶嵌的二十九种鱼类。我路过的时候，一个男人正高举着双手虔诚告祷。而边上就是绿色的爱尔兰圣徒礼拜堂，圣帕特里克正在里面兴奋地斩着蛇。 圣安德鲁礼拜堂墙壁上还陈列着天然的大理石切面，自然是来自苏格兰。第一幅的形状让我没来由地想到了Graham Sutherland在考文垂座堂里的巨幅花毯Christ in Glory（1962年，考文垂座堂。一直没找到机会去，图是网上找的）。
四. 我终究还是去了趟滑铁卢桥，是对一个象征的造访。从维多利亚大街一路走去，还看见了二十四路公交汽车。路的尽头上，伦敦眼在上午的阳光下莹莹地闪动，像噙着颗可疑的泪滴。“我听见女水妖一一相对唱着歌。/我想她们并不唱给我听”。普鲁弗洛克心下是明白的。 五. 之后就是一路对教堂的寻觅和偶遇。第一个偶遇的，是寻找圣殿教堂的路上撞上的河岸街的St. Clement Danes。这是今天众多的Wren churches里面的第一座，有他标志性的白色塔楼。一天结束后回想起来，觉得这个不大的教堂是一天里最喜欢的之一。可能因为是从昏暗得连花窗玻璃都不敢装的Westminster Cathedral出来，看到这儿白白净净的，登时就神清气爽。作为皇家空军的教堂，维护得也很体面。
教堂两侧的窗子是带有纹理的玻璃，把光影吃透了。两年前和麦地一起去St. Mary Woolnoth时，她说起拉金的那首《高窗子》， ‘the sun-comprehending glass’。今天我又想到了她和这几行， ‘And beyond it, the deep blue air, that shows / Nothing, and is nowhere, and is endless.’
因为不识路，找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稍费了些周折，好在天气尚还晴好，路上除了矮墩墩的约翰逊博士，还撞见了弗利特街上的另一座教堂St. Dunstan-in-the-West，白色的哥特式塔楼。多恩和威廉·廷代尔都在这里奉过圣职。过了马路走下去就到了圣殿教堂。 圣殿教堂从十字军东征和大宪章之前就存在了，伦敦大火没受什么损失，倒是其后Christopher Wren对教堂内部做了重新设计，维多利亚时期又按照流行的哥特复兴式样做了修改。二战时的德军轰炸把教堂的木质结构都给破坏了，战后修复时，把一些Wren本来的设计给恢复了。美是很美的，洁净素丽，带着端庄的光辉，但好像怎么没能和它亲近起来，大概是因为太精致了，太空旷了。 朝着圣殿走的路上，倒有一棵好看的树。
午饭终究还是在Pret吃了，得了一种把pret creates看成poet laureates的职业精神病。
吃过午饭，再走上弗利特街，就下起雨来了。此后的十几个教堂，几乎都是狼狈地钻进去的。先是暂行避雨的St. Bride’s，再是St. Stephen Walbrook。这一路的目的地是St. Mary Abchurch，和前面两座一样，都是大火后Wren重新设计的。因为听说只有每周二中午开放，于是冒着雨焦头烂额地赶去。运气还好，恰好赶上午间的管风琴，比前一天St. Martin-in-the-fields的要好上不少。 接下来找到St. Michael Paternoster Royal，也是一座Wren church。真是太高产了。找到这里，是因为之前听说这里的花窗很好看。设计花窗的现代艺术家名叫John Hayward，和艾略特中年时一位好友恰好同名，2007年才去世。
接下来的St. Mary-le-bow还是一座Wren church。钟楼曾有68米高，里面还有一度举世闻名的bow bells，大概是Christopher Wren在圣保罗大教堂之后最精心的设计，但在二战中被毁了。现在的钟楼是战后重建的。花窗仍然是John Hayward。 St. Mary-le-bow的内部像St. Clement Danes一样，也使用了科林斯式柱。
之后多走了一段路，找到了Guildhall附近的St. Lawrence Jewry。教堂是十二世纪在古罗马起先的圆形剧场遗址上建起的，之所以叫 “Jewry”，是因为这里在中世纪曾是犹太聚居地。据说里面有拉斐尔前派的画展，但我被淋昏了头，忘了找，就没有看到。教堂也是战后重建的，内部是白色与金色的主色调，是个很典型的、敞亮朴素的新教教堂。圣坛上的百合散发着幽香。 雨停了一会儿，走到St. Margaret Lothbury，是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带祭坛屏风(chancel screen)的小教堂，在靠近门口的另一个屏风上还看到了希伯来文，不知有什么讲究。向东过了几条街，就走到St. Michael Cornhill，门廊的石雕稠丽而迷人，边上还有圣米迦勒降魔的雕像。和Mary-le-Bow与Margaret Rothbury一样，也用了白色与蓝色的圣母色。 谁在紫罗兰和紫罗兰丛中漫步 谁漫步在 郁郁葱葱的不同的行列中 一会儿白一会儿蓝，一会儿显出马利亚的颜色 谈着琐碎的事情 在永恒的悲哀的无知和熟知之中 谁在他们漫步时在其他东西中走动， 那么谁使泉水奔放，使春天清新 使干燥的岩石凉爽，使沙土坚定 在飞燕草的蔚蓝中，马利亚颜色的蔚蓝 留神啊 无声的修女蒙着蓝白的面纱 在紫杉中，在果园神的后面， 神的长笛喘着气，她垂下头叹气，但一言不发 … 直到风从紫杉中抖出一千声耳语 在此之后是我们的流放 T·S·艾略特《圣灰星期三》，裘小龙译
至于St. Mary Woolnoth, St. Magnus Martyr, 还有我后来要去的St. Bartholomew’s, 都是沿着艾略特的足迹走下来的。 当然，还有刚才走过的St. Michael Paternoster，出现在了《荒原》的手稿里，后来删掉了，只留下了St. Mary Woolnoth和St. Magnus Martyr。St. Mary Woolnoth紧临Bank地铁站。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做银行职员时，出了上班的地铁，就曾仰望它方形的钟楼顶，听九点的钟声。“直到圣玛丽·乌尔诺教堂，在那里/大钟正沉沉敲着九点的最后一响。”中午时，他常趁午饭的一个钟头从坎农街去下泰晤士街上打转，注视着教堂精美的细部，再走进教堂里歇息。这时他尚未皈依国教高教派，但这已经是他每天里唯一对局促生活的逃离。他在《荒原》里写St. Magnus Martyr: “殉道堂：/在它那壁上是不可言传的/爱奥尼亚的皎洁与金色的辉煌。”辉煌这个字眼是重要的，因为它已经不属于新教的朴素静穆，带着天主教的丰盈和富丽。这座教堂也是这一天里除了最后的布朗普顿圣堂之外，唯一的一座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里浸淫着英国国教高教派(Anglo-Catholic)传统的教堂，对艾略特皈依高教派或许也有着塑成性的影响。 说到国教高教派教堂，我又想起了Wellingborough的那座让我念念不忘的，兼具天主教与新教风格的圣玛丽教堂。我很想找时间再去一次，回来细细写点什么。
天气的缘故，教堂里十分幽暗，仅靠着这点辉煌照亮: ‘Inexplicable splendour of Ionian white and gold.’
从圣马格努斯出来，已经接近下午四点，雨仍然兜头下着。我一咬牙过了桥，打算去Southwark Cathedral。透湿地到了门口，被告知晚上有活动，这就要关门筹备了。倒是路过了在雨里不减闹热的博罗市场。 接下来坐地铁去Barbican附近的圣巴托罗买(St. Bartholomew)。 西斯廷里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中，手拿自己的皮和剥皮刀的圣巴托洛买。圣经题材绘画里，手拿刀或者刀和人皮这种非人设定的一般都是他…
像圣殿教堂和St. Mary Abchurch一样，圣巴托罗买也并不座落在商业繁荣的主街上，而在条安静的小巷子里。教堂的小院子对面是Cloth Fair，John Betjeman就曾住在这里。七十年代初，伦敦市政曾对古建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拆除，Betjeman曾称之一场‘criminal folly’。尤斯顿的旧拱门就是在这时拆除的。在这场拆除中，Betjeman曾倾力为保护建筑四处奔走，请求他保护失修教堂的来信也纷至沓来，以至于他曾自嘲“我曾以为上帝将我造成一个诗人，没想到竟变了邮筒”。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与圣潘克拉斯大饭店一样都是在他请愿下得以保留的建筑）二层开往中部的站台附近，还有他抬头仰望的雕像。 下了石阶，进到圣巴托罗买的门口，路边有一丛紫色的花。这是一天里除了圣殿教堂之外第二个收费参观的教堂，也确实值得。内部主体全部是诺曼时期的石结构，奇迹地从伦敦大火和德军空袭中幸存了下来。
或许为与古老的诺曼时期的主体相平衡，教堂里的艺术品不少都是当代作品。最东端头圣母礼拜堂中的altarpiece就是2012年委托西班牙画家Alfredo Roldan创作的圣母子。
除去回廊，教堂本身是个朝东的十字形，北面的耳堂里是Sukhi Barber的一尊题为‘Radiance’的雕像。这些当代的艺术展品也会定时更换。
等到我坐上地铁来到V&A隔壁的布朗普顿圣堂(Brompton Oratory)时，天已经放晴了。可能也是因为累了，再精美辉煌也一点儿都不激动了。殿中十二使徒的雕塑很像贝尼尼，回来查了查，都是十九世纪末从锡耶纳请回来的，作者也是与贝尼尼同一时代、深受他巴洛克风格影响的Giuseppe Mazzuoli。 在正厅里坐了一阵子。教士举着火，把圣餐台上高处的六支蜡烛逐支点亮了。
出了教堂向回走，V&A的红墙在夕照和树影里融融地发着光。 六. 除去这冗长的、流水账般的记述，还有一些拒绝归类的片段。 14年去Leadenhall Market的时候，高处悬着 ‘Time here becomes space’和 ‘Space here becomes time’的大字，当时觉得有趣。这次再专程去寻觅，才发现那是临时的装置，早就拆除了。
往滑铁卢桥走的时候，遇见两个睡姿一模一样的大爷。作为一个在英国各主要美术馆的沙发和台阶上都曾陷入深度睡眠的人，我深深地理解他们。
也是那一路，偶遇W.S.吉尔伯特（沙利文去了哪儿？）和Walter Besant。Besant已经被现在的文学界遗忘了。他曾是维多利亚时期名噪一时的小说家，十分高产。All in a Garden Fair的小说曾经促使吉卜林走上创作道路。著名的女权运动家、费边社的Annie Besant是他的弟媳。
七. 10号那天，在科文特花园乱走，又找短章兄一起吃了饭，要了多加蛋的拉面和虾。那是一个很好的晚上。上次来同名的这家店还是和笑然一起，那还是我第一次来伦敦。竟然已经快三年了。 11号的中午，和梦诗出了Tate Britain，从玫瑰园里玫瑰的簇拥中间侧身走过。打算去特拉法加广场边上的St. Martin-in-the-Fields听午间的管风琴。经过Millbank附近，有一处狭长的小公园，有宽敞的儿童滑梯，有Alfons van Leggelo设计的九宫格dance chimes，我俩在上面叮叮咚咚地跳了一会儿，很悦耳，很开心。草地的另一端有个橡胶圆盘的秋千，我俩一人坐一边正好，就在风里荡了起来。那看了无数次可是怎么看都美的西敏宫议会大楼就在眼前。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啊。而梦诗是一个好姑娘，特别好的姑娘，赞美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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