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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初一，太子李建成在东宫举办了一场夜宴，邀请李世民出席。席间，李世民喝了几杯酒后突然口吐鲜血，差点毙命。短短三天后，“玄武门之变”爆发，历史的走向被彻底改变。对此，有人认为，正因为李世民是命中注定的真龙天子，所以才会福大命大地逃过了那场致命的夜宴。事实上，对这场夜宴从不乏质疑之声。不少人认为此事纯属贞观史臣虚构，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么，真相究竟如何？这场足以决定历史走向的夜宴，到底是不是虚构的? 太子摆 “鸿门宴”欲毒杀李世民 据《旧唐书》记载，“(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花招。随后李渊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眼看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随时可能爆发手足相残的悲剧，李渊不得不借探视之机，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当初定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只好成全你的美意。更何况，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实在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产生冲突，所以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李渊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而齐王李元吉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二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少于三千人。秦王李世民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 对于李世民的小九九，李渊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李建成和李元吉顿时大感不妙。因为李世民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蛟龙入海、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他不过就是一介匹夫，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李建成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他还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李渊分析其中弊害，劝其收回成命。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这就是“夜宴事件”的经过及其余波。 “鸿门宴”疑云 许多学者认为，此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因为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坐在一起聚宴饮酒？如果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那么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是假冒伪劣产品？ 按《资治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被放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如果李世民真的中毒了，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后的短短三天里就恢复得生龙活虎，并发动政变，还力挽强弓射杀太子？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未必。 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那些安定团结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换言之，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也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 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酒他非喝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李建成即使想毒死李世民，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的谋杀。在当时李渊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很不利的——毒杀自己的亲弟弟可不是一个小罪名。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缓发型”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并不能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后或者一段时间后毒发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不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也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除了《资治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即武德八年年底。 李世民发动政变只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反击？ 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密谋”等事件，继而又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力劝秦王动手，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似乎很不符合常理。这完全有可能是司马光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故意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 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资治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分明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而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硬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他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在武德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张罗一下庆贺一番吗?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夜。这样的话，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在完全康复之后发动政变，就合情合理了。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数升”定属虚妄。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他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样的细节极有可能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作这样的一些夸大增饰，无非是想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摘自《百家讲坛》 文/王者觉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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