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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漫谈古代帝陵的“预修” 中国古代帝陵的“预修”，是学术界一直非常关注，却未能加以彻底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预修”帝陵的说法，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媒体上“预修”帝陵的报道文章，也称得上是遍地开花，但这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因为它还不足以说明，有关“预修”帝陵的问题，人们就一定会有非常正确的认识了。比如：要进一步地请教一些考古学家：“哪一些帝王'预修’过陵墓，哪一些帝王没有'预修’过陵墓？哪一些陵墓可以'预修’，哪一些陵墓不可以'预修’？即使在同样一座帝陵中，哪一些部分可以'预修’、哪一些部分不可以'预修’？”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为什么会在研究工作中，出现这一种前、后脱节的现象呢？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历朝历代的“帝王”陵墓，大多出自建筑工匠之手，早年建造核心部分的工匠，很少有从里面活着出来，外界对陵内高度机密的材料，根本就无从知晓。而现在很多有关帝陵、尤其是有关地宫的精彩描绘，都是出于古代文人极端的“夸张、想象”，众多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又将这类文字，视为“经典记载”，再以它去作为认定古代帝陵建设的主要依据，经过如此恶性的“循环发酵”，历史上许多真实的、深埋在地下的工程实体，就往往被曲解、被阉割，进而被一些人当作“戏说”历史的主要支撑。 陵墓的工程建设，归根结底属于建筑科学领域，是建筑学家的事。文人笔下的建筑是虚幻的，建筑学家眼中的建筑是实在的。从古到今，建筑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演变过程，有它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任何人不管权力再大，但在帝陵的建设中，包括地宫的形式，规模、结构、材料、施工方法，都不能突破当时社会生产和工程技术的最高界限。应该说，过去没有反映历代建筑技术发展水平的权威著作，因此对于文人的建筑“想象”，没有可靠的“反击”武器；现在，一部《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已经公诸于世，用它就能够全面地揭示这类疑难的问题。 其实，远古时期的墓葬，本身是异常简单的。《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原始人都住在洞里，生活于荒郊，人死之后，也难免弃之于野外，《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壑。”的记载，就是一个明证。随着挖土工具的出现，以土坑葬人的习俗，也应运而生。当有了木工技术之后，棺椁制作成为现实，墓葬规模也有条件不断地扩大。一直到了商周时期，大型的竖穴土坑墓，成为主流的墓葬方式，秦汉时期数量众多的《黄肠题凑》结构，达到墓葬的最高等级。这一种地宫，一旦盖了顶，封土之后形成了山陵，工程也就宣告结束。 上自陕西风翔的秦景公大墓，下至陕西兴平的汉武帝茂陵，都采取竖穴土坑墓的方式，並且以“黄肠题凑”的结构建成地宫的，它向人们显示出秦汉时期，可能具有的工程技术的等高线。只要生活在这个时段之内的任何人，包括秦始皇和汉高祖，他们的墓葬，除了出自于文学作品的“虚构”和“创作”之外，谁都不可能超越这条工程技术的特定界限，再搞出别的什么地宫结构来。“黄腸木”或“黄腸石”，犹如现代混凝土砌块，用它来垒成墙体，顶上铺以跨度很小的棚木或者条石，然后进行复土作业。应该说，“黄肠题凑”就是秦始皇陵的地宫，唯一能够得到采用的传统性做法。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这一类型的地宫，难道需要帝王生前来“预修”吗？回答是完全否定的。理由是：竖穴土方大开挖，以及“黄腸木、黄腸石”的砌筑技术，本身並不复杂，其它随葬器物，可以取自宫廷珍宝，只要解决建筑材料，不费多少时间，便能大工告成。《荀子·礼论》里有“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容事，事足以容成”的记载。由此可知，从去世到入葬地宫，这七个月的停柩待葬“殡期”，正是当时土方开挖，垒砌“黄腸题凑”，内部整修的最长工期。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后事、丧事”的核心部分，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由帝王在生前进行“预修”。 帝王的灵柩，能够存放七个月时间吗？《周礼·天官》记载：“凌人，掌冰政，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在古代的宫廷中，一直都有掌管储冰的官职，平时供王室夏日饮冰，遇上大丧，供冰以便冷藏尸体。又有人问：为什么竖穴土坑墓，就不能事先进行“预修”呢？回答是：帝王“驾崩”的时间，很难准确预计，如果即位后，立即“预修”地宫，一旦当政几十年，那么早年挖成的大坑，经过风雨侵袭，就可能变成一个大水坑。等到要派上用场，临时将水抽干，都非常困难，而让这么一块潮湿之地，去建造阴宅，正是历代帝王们最为忌讳的事情。 又有人会提出反驳说：两汉的帝王陵墓，都是在竖穴土坑中建造的“黄腸题凑”，不都是在他们生前“预修”起来的吗？是的，西汉的惠帝、景帝、武帝、宣帝等，都有“预修”初陵的记载，所谓“初陵”，是指陵墓所有的地上附属工程：比如，兴修陵邑、迁移商贾、建造寝殿和司马门。汉成帝在临潼“预修”的昌陵，首先完成了上述工程，后来得知陵内陆宫可能遇到地下水，大臣提出“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迫使汉成帝去扶风县，另行择地建造延陵。汉哀帝也有建造初陵的记载，但他在死后一百多天，才入葬义陵，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地宫”工程，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 秦汉时期“预修”的陵墓，为什么要首先建造地面上的工程？《独断》记载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它的意思是：陵上出现大规模的寢殿建筑群，是秦始皇开创的一种墓祭制度，因为陵上的宫殿，本身就是生前宫廷的再现，所需梁柱巨材，若要临时采伐，有的建陵时间，竟然达到四十年以上。所以，当时“预修”陵墓的目的，主要是提前建好地面工程，一旦帝王“驾崩”，再紧急挖掘竖穴，垒砌“黄肠题凑”，主人入葬之后，便能接受继任者隆重的墓祭。反之，首先去建造地宫，其后再建造寝殿，那么正式的墓祭活动，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了？ 秦代之前，陵墓上是没有大规模寢殿建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史记·赵世家》中所说的“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五五年），起寿陵”，是“预修”了什么陵墓呢？赵国国君肃侯，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常山（今河北曲阳县）“预修”了自己的陵墓。按照肃侯的身分，他的墓葬属于“诸侯五月”的殡期等级，如果在平地上挖坑建墓，只需五个月的时间，然而曲阳地区遍地沙石，竖穴施工十分困难，好在赵国有着发达的冶铁业，钢铁工具使凿石成为可能，上山凿石建墓，这是肃侯“预修”寿陵的唯一选项。从历史上满城、徐州等地“预修”的洞室墓来看，十年时间是很正常的。 肃侯开创“因山为陵、凿石建墓”的方式，得到汉文帝的肯定，也被汉代众多的王侯大量采用。一直到唐代，几乎所有的帝王，都以凿石，作为得到地下空间的有效手段。唐太宗生前用十三年时间，挖了昭陵地宫：唐高宗死后，用七个月时间，开凿了山岩。这种墓的入口很小，只要能运进棺木即可，施工过程中，工作面很小，大部队施展不开，人工锤打的效率又很低，地宫空间的容积，只能与施工工期成正比。从这个角度看，乾陵地宫与昭陵地宫，两者根本不能相提並论。过去，有许多考古学家，以昭陵的地宫规模和布局，去“推断”乾陵地宫的内部设施，实在是没有可比性的。 凿石地宫的主要优点：一是，施工简单方便，容易得到内部的很大空间，给古代帝王“预修”陵墓，提供了可靠的、安全的技术保证；二是，动员的人力不多，使用的工具，简陋、粗放，又不需要准备其它特殊的建筑材料，因此工程难度不是很大，符合节丧的精神；三是，便于隐蔽施工，当封闭墓门、堆以乱石之后，将墓融入山体，很难被人发现，几千年来，这一种陵墓被破坏的几率，並不是很高的。凿石地宫的主要缺点：一是，凿石效率很低，所需工期很长，不能进行快速施工；二是，形成大容量的内部空间，地宫存留空气太多，加上山岩渗水的作用，反而不利于尸体的保存。 除了凿石能够形成巨大的“不塌”空间之外，要用其它的方法，在一个大开挖的竖穴土坑中，以各种建筑材料，去建造一个对上能够承受巨大荷载、对下能够包囊整个地下空间的墓室结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预修”陵墓的核心、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地宫大容积、大跨度的顶盖施工技术。要完成这种大容积、大跨度的地宫建设，是必须以可靠的、新型的筒拱结构，或者拱壳结构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的有关资料看，筒拱不适于方形墓室空间；拱壳在西汉末年才出现，由于跨度和矢高都很小，在当时帝陵建设中，並未得到采用。 秦汉时期，是有“预修”帝陵的记载，它的地上建筑确实是有条件进行“预修”的，但在竖穴土坑底部的地宫，则是“临命”而建的。只有等到大跨度的筒拱、拱壳结构完全成熟时，帝王“预修”陵墓的工程，才具有完整的意义。这个时候，地上的陵寢和地下的墓室，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步施工，工程竣工之后，“预修”的陵墓，可以随时恭候主人的入葬。一旦建陵的君王被推翻，这个寿陵还可以被后世的帝王利用。明朝的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就“驾崩”，来不及建造陵墓，只好将早年被废帝位的代宗朱祁钰“预修”的寿陵，经过一番短时整修，“变成”自己的庆陵。 我国从殷商到明清，历时三千余年，共有帝王五百余人，至今在地面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有一百座之多。有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帝王的陵墓，大多数都不是在他们生前进行“预修”。比如：北宋的帝王陵，几乎没有一座是“预修”的；在明代，除了永乐的长陵、嘉靖的永陵、万历的定陵，是生前“预修”之外，其他的帝陵--如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穆宗昭陵、熹宗德陵、崇祯思陵等，都是死后由别人现建的。清代顺治的孝陵，光绪的崇陵，也不是生前“预修”。有关帝王陵墓，都在即位次年建造的说法，並不符历史事实。 像清代康熙即位之后，首先要建造自己父亲顺治皇帝的孝陵一样，秦始皇即位之初，也要为並未“预修”陵墓的父亲秦庄襄王、比父亲早死三天的祖父秦孝文王，完成修建陵墓的后事。在他早期当政的十年时间中，有五、六位先祖的陵墓要由当时的宰相吕不韦去负责兴建。这时的陵墓工程是“先地下、后地上”，先挖穴建地宫，后搞地面建筑。至于秦始皇本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称，他一生“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最大的“死事”，莫过于“死葬之事”，既然没有一个大臣，胆敢为他做过一件“死事”，当然也就意味着在他生前，不会有人为他“预修”陵墓。 从施工技术的角度去看，有一位著名文物专家，曾经发表文章说道，在秦始皇陵的封土之下、地宫之上，覆盖着一个跨度为五百多米的大穹顶，似乎为“预修”陵墓，找到技术上的可靠依据。但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因为在秦代，根本就没有任何进行拱壳施工的物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世界各国，人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者钢结构，也造不出这种大跨度的穹顶来。明代有一个叫都穆的人，在《骊山记》中提出：真正的秦始皇陵，在一个凿石的山洞中，如果这一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现在人们看到的那一座秦始皇陵，就是一个“虚冢”了。 秦始皇陵是“虚冢”的观点，有很高的可信度。后赵时期的石勒和石季龙，是古代热衷于盗墓的两个皇帝，《晋书·石季龙载记》说：“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然而，当他们去发掘秦始皇陵的时候，除了见到几根“铜柱”，拿回来可以铸造宫廷器物之外，几乎什么珠玉珍奇都未得到。加上当年秦始皇正值酷暑天，死于邢台沙丘，在秘不发丧的极端势态下，除了他生前衣冠用品，能够返回咸阳入葬骊山之外，其它都已荡然无存，所以建造“虚冢”有其历史必然性。 石勒在位十五年，生前並未“预修”陵墓，原因是帝陵目标太大，容易遭人盗掘。但作为皇帝，对外总要有个陵寝牌位，怎么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呢？据建祥《史评》可知：“既崩，八支送葬队伍，抬八口棺椁，分八路而去，各葬空棺于八处。而其真尸，秘葬于一深山矣。”《晋书·石勒载记》也说：石勒“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塟，号高平陵。”为了混淆视听，竟然还在众多的“虚冢”上，备齐仪仗护卫，举行规模宏大的丧葬典礼，这就是盗墓皇帝石勒，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葬法”。“真正的石勒墓”到底在何处？就连当初直接参与掘墓、抬棺的人，也都很难猜得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建筑学家们心目中的帝陵“预修”，处处都以“工程施工”为出发点，不管什么人围绕着帝陵、说过一些什么话，也不管在什么书上，载有帝陵建造的动人故事，凡是当时工程上可以办到的，无疑都会欣然接受，凡是当时技术上不可能办到的，当然一律要被他们摒弃。过去很多涉及建筑的考古问题，很少有人把建筑学家的意见放在眼里，这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情；有人不顾工程技术的可行与否，却在频频地制造帝陵的奇闻，这是一种喧宾夺主的不当行为。应该收敛一下了，否则再继续盲动，那是要闹出国际笑话来的，建筑上的事，还是让建筑学家们多说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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