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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载于2016年第4期《收获》，7月12日出版
by 翟永明
在一片蒙昧混沌的头脑中，浮上来的第一个电影镜头是：一个小小童子，梳双抓髻，穿小红袄，双挑细眉，小小赤足踩着莲蓬。最重要的是声音：清脆一笑，音如铜铃。那是一个夜风飒飒的时刻，小小钓竿，伶俐身形，和着一轮圆圆的月亮，淡淡的光晕，在天上摇荡、跳跃、穿梭，与星星一起，淡入淡出。 那是我刚刚有一点记忆的童年，这一个电影的初始印象，就定格在一块小小的幕布上。那是一场坝坝电影，也就是后来说的露天电影。在我的记忆中，那块支在黑暗中的白布，鼓荡起夜风。渔童时而鼓出欢乐；时而鼓出愤怒的脸庞，显得那么大，那么威风。 我的电影记忆，是剪纸、是中国画、是水墨；是《渔童》《人参娃娃》《小蝌蚪找妈妈》；是万籁鸣、万古蟾、是张光宇、严定宇；是与周围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另一个星空下的故事。千年人参变成的白胖娃娃，让人喜爱；水墨意境的《小蝌蚪找妈妈》，让齐白石笔下的虾蟹，幻化成水墨蝌蚪。我家现在还有一个齐白石画虾的脸盆，只要水倒进脸盆，虾就荡了起来，不知是否这种效果，直接启发了动画片作者。上影厂的人后来回忆，为了这部电影，他们做了大量实验，据说此片的水墨动画制作工艺，后来被评为国家发明奖，列为“国家机密”。1981年曾有日本动画人前来讨教，但仍未被解密。有位老影人说：如果当时真有“赶超英美”，那只能是动画了。回忆起来，五六十年代的动画片，最具中国美学意蕴，那真是中国电影（尤其是动画片）的璀璨时期呵，以致现在，只要一看到电视里闪过的熊猫、绵羊、老鼠、猴子等动画身影，我就变成九斤老太，不住地哀叹：一代不如一代，差得远呵。 让我惊为天人，热爱至今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则是另一个记忆。那时我已上小学，每周末跟着我爸，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看一场坝坝电影。 劳动人民文化宫，在提督街上。“提督”，在清代，是全省地位最高的武职官员。顾名思义，文化宫原来是提督衙门。解放后，归劳动人民所有，是人民的休闲场所，之所以专程去那儿看电影，是因为票价便宜。 进文化宫，一直走，抵拢倒拐，是一个高墙围合的空间。里面可容纳三四百人，挤挤，五百人也可。一个简陋有顶的水泥戏台，上面挂一面银幕。对面，也有一间带顶露台，以放置放映机。观众自带小马扎或小板凳，提前进场，占好位置。 《大闹天宫》在一个夏天上映，文化宫里，满满当当，坐满观众。学校也组织前去影院观看。这是经典，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是无数个孙悟空版本在人们心中的总和。 电影一开始，就激起阵阵赞叹。美猴王的造型，到今天，也是最经典的：长腿蜂腰，腰围虎皮，鹅黄上衣，翠绿围巾。猴脸，是戏剧和年画，以及一些版画上的悟空脸谱。这个造型，真是雅俗共赏，人人喜欢。在中国，人人都熟悉孙悟空，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爱的悟空形象，可能还得算动画片提供的这个形象。他比戏曲中的美猴王更调皮，更具顽皮性格，也更可爱。比六小龄童创造的86版真人美猴王，更为生动，活泼和更具想象力。因为动漫的特性，也更能塑造出原著中孙悟空上天入地的神话元素。 2012年，北京的百雅轩798艺术中心，举办了“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我去看了这个展览，为了儿时的记忆。其中，有大量张光宇为《大闹天宫》所绘制的人物设计手稿。从展览中得知：美猴王的造型，更早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他创作的漫画《西游漫记》。 张光宇，是被忽略了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之一。直至现在，“人人都识孙猴子，无人知晓张光宇”。这也意味着，三十年代时，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努力探索中西结合的绘画方式，尤其在漫画这个领域，基本上，已渐渐湮没了。《人参果》《铁扇公主》《孔雀公主》这样的动画片，再也找不到了。《铁臂阿童木》的导演手冢治虫，因为四十年代，看了《铁扇公主》，才弃医学画。可现在年轻人只知阿童木，不知万籁鸣。而中国动画片的前景，也如万籁悲鸣，江河日下，再也没能翻身。
张光宇设计手稿 撰此文，正值猴年。大年初一，北京卫视春晚开篇大戏《蟠桃盛宴》，在电视上播出，其舞台设计，与人物造型和配乐，均取自1946年版的《大闹天宫》。美猴王，自然请来了六小龄童；其他如太白金星、四大天王、各路神仙，也均由明星扮演。威容仪态、筝乐丝竹，仙乐飘飘，仿佛都复刻于动画版，让人瞬间穿越，回到童年。 《大闹天宫》获奖无数，那是中国动画片不世出的黄金年代。可惜，由于冷战原因，其经典价值，并未得到世界性的关注。 最后一次去文化宫，看坝坝电影，是在初中快毕业时。那时，已经没有多少电影能放映了。大部分“文革”前的电影，都有“毒草”之嫌。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心照不宣。独《刘三姐》，彼时隆重上映。因为这部电影，题材很明确，是反映劳动人民与恶霸地主作斗争的故事。三观正确，主题鲜明。从另一方面讲，那可是关于劳动人民题材里，罕见的，有可看性的电影。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隐藏在漓江美丽的山水之中：竹筏、倩影、山歌，藤缠树还是树缠藤？阿牛与刘三姐欲说还羞的纯朴爱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都变成劳动人民真挚感情的背景板。那财主和管家的愚蠢、恶毒、奸计，都那么概念、那么小儿科、那么漫画，不足以让观众激起革命义愤，但却获得了些许喜感和滑稽。与其说《刘三姐》是一部教育片，不如说是一部少见的娱乐片、风光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中，真是一朵奇葩！ 顺便说一个故事：去年四月，应邀到“白夜”来朗诵的斯洛文尼亚诗人阿历斯，与他的妻子玛雅，准备前往桂林旅游。那天，玛雅患了重感冒，病了好几天，我以为她会取消此次旅行。谁知，她最终带病去了桂林。回成都后，我们一起喝茶。聊天时，我问她：“你选择去桂林旅游，有什么特殊原因吗？”她告诉我，此次来中国，就是为了去桂林。因为上中学时，她看了一部中国电影，让她难忘桂林，萦绕于胸。我问她电影名字，她想不起来了，说：“有一个美丽的女演员，有很好听的歌，还有很漂亮的山。”这下明白了吧，她说的正是《刘三姐》。我很吃惊，但转念一想，也不奇怪，斯洛文尼亚，地处东欧，正是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看中国电影，就如我们看阿尔巴尼亚电影一样，普通。 话说那天，在文化宫看《刘三姐》，还发生了意外一幕。由于电影未映先火，口碑爆棚。票，早早卖完了。但慕名而来的人不甘心，先是多人徘徊在露天影院的围墙外，继而，有人就跃上墙头，坐在墙头看，最后，越来越多的人，有样学样，翻进墙内，引起骚乱。电影没能放完，因为舞台上的银幕，不知何故，也被扯了半边下来。刘三姐的脸，一半映在幕布上，一半映在白墙上。院方也许怕出事，所以停止放映。 再后来，“文革”开始，文化宫停止了所有的对外放映。 以下还有： 全文刊载于2016年第4期《收获》，7月12日出版  2016年第4期《收获》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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