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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的欧洲：退休人群威胁欧洲未来发展
作者/Edoardo Campanella 编译/林武凯 & Nelson & eve 译读：T-Read | 译读小号二世：WinnieTheFool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的退休人群一直是欧洲大陆政治金融危局的替罪羊。希腊政府在养老金方面出手阔绰，其公务人员年过半百便可早早退休，这让诸多债权国大为光火。他们要求希腊政府彻底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换取紧急援助资金。如今，他们如愿以偿。希腊政府的养老金支出较2010年降低了50%，这意味着45%的退休人员每月的养老金低于官方制定的贫困标准。 然而，从欧洲各国的普遍情况看来，希腊退休人员的遭遇相当罕见。欧洲大陆的政治决策往往向老年群体严重倾斜。即使在经济发展停滞，公共财政崩溃，青年失业率飙升的大环境下，他们的福利仍可得以保全。然而，随着年轻人逐渐被推向社会的边缘，这个由老年人主导的欧洲社会在经济上越发缺乏后劲，在道德层面也为人诟病。因此，欧洲各国急需达成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利益平衡，以避免一触即发的代际冲突。 银发势力 欧洲退休人群可谓一股势不可挡的政治力量，其总人数达1.3亿，约占欧盟成员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他们可以左右任何选举结果。况且，他们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人数上，他们还是欧洲社会最活跃的政治群体之一。 英国“脱欧”公投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尽管公投事关英国的未来走向，但18到24岁的英国公民中仅有36%来到投票箱投出了自己的一票。与此相反，65岁以上英国人的投票率高达83%。年轻一代大多亲欧，假如他们此次行使了投票权，英国就不会与欧盟挥手告别了。（对于公投结果，一些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并不怪罪他们的同龄人，而是责怪父母祸害了他们的光明未来。） 2016年7月，英国年轻人在伦敦中部组织“反脱欧游行”（March for Europe），抗议英国脱离欧盟。 欧洲政治决策普遍偏向老年群体。2014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助力她获得第三届任期的老年选民提供了几项养老金优惠政策作为回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译者注：此文发表时，卡梅伦还未辞职）竞选连任时承诺保障退休人员的福利，因为他们“铸就了如今强盛的英国”。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目前正贸然改革养老金制度来回馈老年选民。法国养老金赤字预计到2020年将达230亿美元，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也无意解决这一问题。 而且，老年群体还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譬如，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第一任内阁采取了经济紧缩政策，英国普通家庭收入因此降低了约750美元，而对于有两位养老金领取人的家庭，这一数字仅仅是36美元。尽管当局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进行了改革，减少的大多也是未来退休人员的福利。此外，意大利提高了退休年龄，西班牙将未来退休人员的福利与人均寿命挂钩，法国提高了企业与职工的养老保险缴纳数额。凡此种种，对当下已经退休的人无丝毫影响。欧洲各国的做法如出一辙：政府向退休人员做出的不现实的承诺与欧洲社会老龄化这一现实产生了冲突，政客们就把担子扔给下一代。意大利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意大利目前的养老金仍然是养老保险缴纳数额的两到三倍。而未来的退休人员，即当下的年轻人，日后能领取的养老金跟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比起来是九牛一毛。 退休人群不仅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还占用了过多的国家财政资金。欧洲各国政府平均花费GDP的15%用于养老金支出，而在教育和家庭政策方面的支出仅占7%。欧洲养老金的中值与劳动者收入的中值持平。在一些国家，前者甚至更高。还有最后一点，退休人员是最不容易面临贫困和社会排挤的群体。在过去，还并非全然如此。上世纪60年代，65到70岁英国人的收入分配水平位列总人口的后25%。而如今，他们则位居前40%。 养老金制度的“三元困境” 就在不久前，欧洲的年轻人还期盼着日后退休时能享受跟父辈同等丰厚的福利。2011年，法国学生就曾联合抵制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关于提高退休年龄的提议。然而现在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前景心生疑虑。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署（the Italian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署长狄铎·薄爱礼（Tito Boeri）近期表示，意大利的80后将工作到75岁才能退休——比现在的劳动者多工作15年。在最差的情况下，年轻一代还将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来给他们父辈所犯下的错误买单。目前，欧洲各国养老金超支造成的潜在债务为GDP的70%到360%不等。 英国“脱欧”公投显露出的代际断层印证了人们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不满。后代人权利研究基地(The Foundation for the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和代际基金(Intergenerational Foundation)等组织在欧洲广泛兴起。欧洲的“现收现付”（pay-as-you-go）的养老模式是以两代人之间达成共识为前提的：今天的劳动者“支付”他们父母的养老金，同时期望到他们退休时，他们的后代也如法炮制。这个制度相当脆弱，因为劳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支撑了父辈的养老金，所以只有每一代劳动者在将来都能至少跟父辈一样生活富裕，这个制度才行得通。然而，人们对这种预期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越来越不情愿缴纳养老保险来维持这一制度。人们的不满情绪达到一定程度，这一制度便会土崩瓦解。 2016年6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党魁帕德洛·桑切斯(Pedro Sanchez)与西班牙退休人员一同玩多米诺骨牌，这是他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要避免这一结果，欧洲各国政府应当兼顾三个难以兼容的要素：资金可持续流转、代际和谐与代际公平。是谓养老金制度的“三元困境”。 要实现资金稳定，就要彻底改革当前养老金制度，减少福利，根据平均寿命增长情况相应提高退休年龄。这样，欧洲养老金制度便可以与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方案相匹配，这也是实现资金可持续流转的重要一步。 希腊危机表明，裁减养老金支出和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资金问题转化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依照代际和谐的原则，政府决策应适当灵活变通。养老金数额不仅要与这辈子缴纳的养老保险总额挂钩，而且要足够让退休人员维持体面的生活。为实现资金可持续流转，政府可以向领取养老金数额最高的一部分人征税，对领取养老金数额最低的一部分人进行再分配。同样地，如有必要，要允许因科技发展而被取代的员工提前退休，毕竟再出色的劳动者也很难赶得上科技迅猛发展的脚步。不过，既然从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全身而退，这些劳动者也应当做出相应让步。 这便牵涉到第三个要素：代际公平。在经济发展停滞，劳动力短缺的当下，发达经济体都再也负担不起“闲置退休”。因此，老年人，尤其是退休较早的老年人应当对社会的繁荣发展积极出力。退休人员想要获得退休福利，只要身体状况良好，就要到公共机构服务。该项工作需与职业生涯中的从业技能相匹配：退休教师可以到学校义教；退休医生可以到医院义诊。2012年，英国福利局（the British Benefits Agency）前局长理查德勋爵（Lord Richard）提出类似建议时曾受到批评。不过实际上，这种积极退休政策可以缓解公共财政压力，提升老年人自尊心，使年轻人更能接受养老金制度。 最后，以上改革得以实行的前提是要削弱老年群体的政治权力。相关措施包括将选举年龄降低至16周岁，将候选人年龄定为最低18周岁、最高65岁。为提高年轻人投票率，政府应在学校和媒体加大选举知识宣传教育。对于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公投，如“脱欧”，票数应达到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一些老年选民占多数的国家。 要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政治成本，欧洲需要新的思路。各国政府应当寻求解决方案，鼓励代际合作，避免为一时的选举而急功近利。惟其如此，才是养老金制度“三元困境”的解决之道。 原文地址：https://www./articles/europe/2016-07-06/europes-generation-gap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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