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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完成了人生中几件大事，其中之一是译出威廉·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士兵的报酬》，承蒙李文俊先生亲赐译序一篇，实在让我感激和荣幸。 回想起来，第一次听说福克纳，是在川外蓝仁哲教授给研究生开的“文学欣赏”课上。他曾译过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和《野棕榈》，一再建议我们读读《喧哗与骚动》，方能体会到福氏语言的“繁复美”。冲着“骚动”二字，我淘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版画本”，才翻开，就吃了记闷棒，再翻几页，落荒而逃。书没读完，只记住了译者的名字——李文俊。 留校任教后，翻译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某天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被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奉若神明般的“福克纳代言人”，居然和我身处同一“战壕”，效力过同一家出版社。当然他是将军，我是小兵，但如此宝贵的求教机会，不能错过。 电话里，他略显严肃，话不多，我也战战兢兢，不知该说什么。后来，他给我寄来他刚译的海明威《老人与海》，要我多提意见，指正译文。 我还真没把这句当客套话，找来《老人与海》的英文版，结合其他译者如吴劳、余光中、张爱玲、李锡胤等的译本，逐字逐句，琢磨好几个月，然后趁着一个雨天，躲在肯德基餐厅一下午，写了满满十多页信纸，连同祝贺他八十四岁生日的卡片寄了去。不过，事后我很担心，谁都爱听恭维话，不喜欢被挑毛病，一本辛苦译出的书，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会不会惹老人家生气？但信已发出，后悔也来不及了。 没过几天，电话铃果然响起，听得出来，他神采奕奕，热烈地跟我讨论起《老人与海》里的翻译问题，“那个表述确实太有地域特色”，“这个字（词）是编辑改错了”，又说给我快递来一箱书，“《爱玛》跟蔡慧合译，可惜他去世了。《逃离》这本，出版社可大赚了一笔。你那儿没有《天凉好个秋》吧？还有几本，是佩芬送你的，”他问我译过什么，我报上书名，听完后他说：“以后别浪费精力，你要多译文学作品。” 于是，分别十多年后，《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和《我弥留之际》终于在我的脑海中扎根，勾勒出一幅幅美国南部的场景。沿着青年福克纳的创作足迹，我也开始了全新的文学翻译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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