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考古证实，今天的三亚市落笔洞周边地区，1万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足迹，考古上称为“三亚人”。他们应该成为最早开发海南岛的人类群体。6000年之后，大约在殷商时期，活动于大陆东南部“百越”民族中的一枝“骆越”族，因战乱、灾难等原因又大规模向海南岛迁徙，这两拔古人共同构成了今天黎族先民。明万历《琼府州志》卷三记述：“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今编入三亚，皆甚种类也。” 《崖州志》卷一记述：“散居大蛋港、酸梅浦海岸，后聚居三亚里番村。”而苗族约在万历年间即公元1614年才来海南岛。300名广西药弩手随明军征讨崖州罗活峒﹙乐东县三平乡﹚一带黎族，后屯田牧守。因此，可以说最早生活在“三亚”区域周边的人类群体，是讲哈方言的黎族先民。 漫长的农耕社会，黎族先民在这里分享自然恩惠的同时，也渐渐对这一区域产生了感情和起名的愿望。正如2300多年前，孔子的后生荀子《正名》里说的：“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通。”用现代白话讲，就是给万物起各种名称，则是根据中原华夏各国的固有习俗和共同约定的名称；边远地区不同风俗的地方，就依靠这些统一的名称而互相沟通。意思是说，地名要达到“约定成俗”，大家能够接受。看来，古人在思想上是通气的。黎族先民把“三亚”具体区域泛称为“da ya”意思是“河流边的沙田。”这是“三亚”区域周边讲哈方言的黎族先民生活资料来源的场所，没有习惯法约束。习惯法是黎族漫长的农耕社会形成的村寨之间、人与人之间对某生活资料来源的场所“约定成俗”的认可。比如说，这片山地是我先圈定起标志的，别人就不要抢占。而这一区域在他们的思维里就是“荒坡荒田，谁都可以来寻找食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盐田”的意思。因为它们在黎语里的发音是相近的。这只是推理，下面将谈到。 在语言学领域里，黎族语言虽然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也有观点认为属于南岛语系﹚，但在黎族语言里，一些韵母、声母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所以，黎族地名翻译成汉语时，就出现了复杂情况。一般情况下，取音、取义或两者结合或各取一般，通俗讲，就是意译和音译。如“南丁”全取黎族地名音译，意为水泽之地；“抱坡”取黎族地名的音和义，“抱”是村寨意思，“坡”是坡地、旱地之意。黎族习惯把所有的“田”统称为“da”；把所有的“鸟”统称为“dan”。在“da”和“dan”的后面缀上词尾，构成了“田”和“鸟”的属性。如“da rao”即“盐田”； “da po”即“坡田”；“dan dui”即“八哥”；“dan a”即“乌鸦”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从现存的黎族地名中发现，对地表或动物的命名，一般以主体词同它属性的词性相配的。如对“田”性质的区分，就不以动物类的词性相配。如“da rao”即“盐田”；“da pong”即“泽田”；反之，对“鸟”的分类也不以植物类的词性相配。如“dan dui”即“八哥”，“dui”是牛的意思，因为“八哥”鸟常常在牛背上栖息；“dan rao”即“麻雀”，“rao”意为成群叫的动物类。在落笔洞山脚下有一南丁村，西南方向接妙林田洋，东北方向倚靠回风岭余脉，是古官道必经之处。“南”黎话就是水，“丁”就是湿泽地，意思湿泽之地。今天这一地带地区还流传这样幽黙话：有女不嫁“抱姻”。“姻”是“田、坡地”之意，多田多地之村庄。“抱姻”就是今天凤凰镇一带黎族聚集地。这就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三亚”地名源于黎语“乌鸦田”，析理不清的原因。再有，讲哈方言的黎族把所有的淡水河流称为“nan ra”(南亚)；把所有的海水内河称为“nan gon”(南共)，所以“三亚”名字由河流形态演化而来，也就说不通。回族人称“地”为“na”，“田”为“ma”；跟黎语“地-ran”、“田-da”音相似，但把“地”和“田”的读音反倒了过来。这是借用黎语，回族的主业在海上。 为什么在明代才出现史料记载“三亚”地名呢？由于史料缺少，我们无法考证，但从现有史料看也略知一二。以三亚崖城为代表的南部沿海地区黎族，至少在唐代以后就处于与汉杂居状态。时任宋朝昌化州州长邢梦璜记述：1274年，以陈明甫为首的海盗集团，在三亚市鹿回头岭建立海上军事基地，拥兵上万，自立为“三巴大王”，其活动范围远及广东、广西和福建等省，而且和越南、泰国有往来，朝廷用了8年时间才平定。《崖州志》载“有属镇曰临川，距百里而遥……窃据为盗，建寨于鹿回头…擅征民粮，占税户五十余村。”明人郑廷鹄记载“﹙崖州﹚东南一百三十里，有唐临川县址。”；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说：“临川在崖州东南百三十里。”公元1500年前后，是全球化海上经济贸易的重要时期，海南岛自宋代以来一直是重要商业港口的海口港，到了明代更是“帆樯之聚、森如竹立”，(丘浚：《学士庄记》《琼台会稿·卷之七》。)而且在沿海新辟了不少重要港口。古崖州有大蛋港、毕潭港、望楼港、临川港(三亚港)。当时岛上出产的槟榔、椰子、牛只、香料和其他土特产，每年都大量输入广东的大陆地区，再转运各地，也有直接驾船北上大陆其它港口的。明中央政权也支持海南岛的对外交流活动。随着海上经济贸易的频繁，三亚沿海出现了海盗、倭寇为害。明朝为了加强海防，设了水前司，海兵近1300人，兵营和哨所65个。据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崖州·寺观》记载，洪武年间回族人已“在州东一百里番人村”建清真寺。另一方面，自明代以来，黎族地区封建化进程加快，北部地区到了清末基本汉化。《澄迈县志》载：“虽有南黎，士多冠裳，民安耕凿，输粮奉役，与编民无异。”明代海瑞《平黎疏》：“习书句，能正语。”中部地区较缓慢，南部地区即靠近古崖州，封建化进程也快。宋代以前古崖州地区还是“蛮荒”之地，南宋知军周鄌家书写道：“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仅三百户，每遇五七曰，一区黎峒贸易，顷刻即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描述崖州状况：“强名小垒，实不及江浙间一村落也。”据明代顾山介《海槎余录》记载：“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质，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从秦朝至元朝时，州治人口近6000人﹙在籍人口﹚，到明朝时，州治人口已达1.8万多人，增长了3倍。海上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人口与土地矛盾日益突出，朝廷加大了对土地政策的调控，三亚独特的地理位置日渐显出重要。 据考，第一部崖州志为宋代的《吉阳军图经》；第二部为明代的《崖州志略》，两志已失传。《崖州志》从清康熙七年(1668年)始纂修。郭沫若先生1962年点校《崖州志》时说，“故本志可资读者考知当时崖州经济文化、民风物产之梗概。”称其为“颇有史料价值。”据史载，知州张擢士在纂撰《崖州志》时，在知州任上10年，非常熟悉古崖州人文风物，而且为人正直。从这点上看，知州张擢士在纂撰《崖州志》时，旁征史料，搜辑遗闻，广开采访，“三亚”来自黎族地名音译，应是可信的。明人郑廷鹄就管理黎族事务向朝廷建议报告中也提到这一地带，“﹙崖州﹚东南一百三十里，有唐临川县址。”；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说：“临川在崖州东南百三十里。”这里是古时生产盐之地。 “三亚”地名是由讲哈方言的黎族先民赋予的，后由张擢士记载，再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从赋予语言到文字再到数字代码，从约定俗成到标准化、法定化的过程。“三亚”地名见证了各民族开发三亚历史历史。 “美丽三亚，浪漫天涯”深度展现了三亚自然人文景观的魅力，让世人无限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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