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宋真天子 一代仁君赵匡胤
赵匡胤是宋朝开国皇帝，五代出世，早年多经磨砺，在后周成长。960年，陈桥兵变，宋朝建立。此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重新统一祖国，政治上，设立文官政治制度，改造科举制度，统一规划兵制、全国刑律、财政收支、惩治腐败、官员任免；民生上，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关怀天下苍生；文化上，倡导读书。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地区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达近七十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局面。宋太祖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他心地清正，嫉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以身作则等等，不仅对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且深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 善行文事 以仁德治国齐家平天下 仁君赵匡胤 负土成坟 就在太祖收复湖南、湖北的同时，占据两广的南汉国，乘此乱局，想要大捞一把，派兵进入湖南南部，攻城略地，抢劫财物。当时李处耘和慕容延钊还在湖南北部清扫周氏残余，一时腾不出手来。太祖就委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潘美前往湖南，担任潭州防御使，负责湖南南部防御军务。潘美一到，便将南汉入侵军队打回了老窝，夺回了被南汉侵占的江华等县。 因为湖南地区一直处在战乱之中，生产荒废，民生艰难。太祖下令免征湖南地区一年茶税，其他税收一并减轻。太祖同时诏令：取消当年湖南潭州给朝廷和皇室已成惯例的土特产品供奉。 湖北江陵府也是一样，从本年开始，税额减到过去荆南国时的一半。湖南、湖北士兵，愿意回乡种田的，听任自便。地方政府负责帮助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修缮房屋，提供必要农业生产用具。 太祖同时颁布命令：湖南、湖北地区，从今而后，使用统一度量衡标准，以免地方官吏利用不同标准克扣百姓钱粮。 在一个薄雾刚散的早朝上，太祖收到了一份老驸马张永德(周太祖郭威女婿)的奏章。奏章请求废除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湖北邓州)旧时鄙陋的休妻习俗。 晚唐、五代时期，河南唐河和湖北邓州一带有个很不好的习俗，家中若是有人生病，尤其是已嫁女子，婆家人不仅不予求医治疗，还可以乘机将女子休遣回娘家，然后自己重新再娶。在张永德四岁的时候，张永德的母亲马氏，就因生病被休回了娘家。父亲又另娶了一位刘氏夫人。 要说人家张永德，那可真是个好人。父亲过世后，把生母又接回身边。修建两堂，分别给生母和继母居住，每天东西两院问安。因为自己母亲的不幸遭遇，想到天下母亲的艰难，于是上奏朝廷，请求以行政手段，坚决禁绝此种恶习。太祖感叹，挥手朱批：“准奏！”还在下面用力打了两道红杠杠。 批完张永德的奏章，太祖顺手又拿起下一份，是山东莱州掖县来的，要求更改县里的一个乡下村庄名字。这个乡原本叫做崇善乡，村庄的名字叫辑俗里。现在要改成义感乡、和顺里。理由是本村出了一个叫徐承珪的小官，从小没了父亲，全靠老娘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兄弟们拉扯长大成人。徐承珪做官外任，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一年前，老娘过世，徐承珪又把母亲的灵柩运回乡里与父亲合葬，既没有使用公车，也没有动用公人。为了表达孝心，兄弟几个各自用身体背土，在家乡的村落旁边筑起了一座高大的坟丘。史书上叫做“负土成坟”。大约是几位兄弟的真诚孝心感动了上天，他家的庭院里出现了“瓜和蒂”“木连理”的奇特植物景观。莱州府觉得应当表彰提倡，于是就上了这样一份奏章。 太祖看得眼睛有些湿润，提起笔来写下“立即施行”四个大字。太祖被感动得忘了这是自己“准奏”或者“准”之后，中书门下省向下传达圣旨的公文字头。 太祖有感人间逆子忘记父母养育之恩，还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全国各州郡长官，如发现民家父母生病，子女不为之寻医问药的，严惩不贷。
太祖正在视察武成王庙，江州奏报：防御使马全义过世了。太祖很喜爱这位将领，既能打仗，又善于体贴兵将辛苦。马全义生病期间，太祖不断派人问候，希望他好生养病，病愈之后，准备授予他江州节度使。不想马全义终于不治，太祖伤心落泪，追赠马全义为镇国军节度使。 马全义的事情刚了，陕西又有奏报送上：凤翔节度使王景病故。 太祖派礼官前往致祭，同时委命枢密学士高防出任凤翔府知府，顺势将文官担任州郡长官的措施，进一步向全国各地推展。 高防是个很优秀的官吏，在不同州县为官，都给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太祖本想让他把陕西的地方风气改变一下，可惜高防刚刚上任又病死了，太祖伤心，下诏抚慰家属。 湖南来报：战乱之后，常德等地闹起了瘟疫。太祖下令免费发放药物，务必送到千家万户，不能遗漏。地方官吏立刻行动起来，四处分发药物，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湖南虽然没有发错药物，太祖家里却因用错药物出了人命。 太祖皇后王氏生病，医官王守愚用药不慎，皇后病情急剧恶化，没撑持几天就一命归西了，年仅二十二岁。王皇后是太祖于后周祖显德五年(958)所娶，当时十六岁。依本书作者推测，评书《杨家将》里面的那位八贤王赵德芳，大约就是王皇后所生，不过没有绝对可信的文献说明。《宋史·后妃传》只说王皇后生有三个子女，都早夭了。 朝臣们闻听此事，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要求杀掉王守愚！ 这种事情无论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哪个王朝，或者哪个时代，只要还是家天下政治，王守愚就是上天入地折腾八个来回，求菩萨告阎王，都不会发生任何效用。一句话，“死有余辜”！太祖既难受，又气恼，但考虑王守愚只是失误，并不是故意谋杀，同时也不是一贯玩忽职守，这次只是一时疏忽……诏旨：免死，流放海南岛。 在传统的社会里，没有比这样的医疗事故更严重的了！王守愚早已不怀生的企望，每天只是一个心思：等死。忽然听说免死流放，几乎傻了。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用力扒拉了好几下，确信听到的是免死的消息。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快走吧，郎中，以后给人家瞧病，尽心点儿，好生留神！王守愚仿佛听到太祖在身后的声音，就一路高呼吾皇万岁，一路泪流满面地向海南岛赶去。 家里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外面又出事了： 山东登州府上奏：高丽国王遣使前来上贡，乘船从海道前来，赶上大风浪，船翻了，船上近一百人全部淹死，只剩下一个使臣叫时赞。太祖赶紧下诏抚慰，指示登州府，负责死难者安葬和善后事情处理，同时派遣使臣，给高丽国国王送去慰问诏书。这位高丽国的国王，名叫王昭，给太祖送去了价值两亿元的礼品，连同一百位送礼兵民，全都海祭给龙王爷了。不过这次可不像不久前韩国的翻船事故，不是船长玩忽职守，而是台风的猖狂肆虐。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海上航行的危险性随时存在。 海上死人的事情还没处理完，陆上又死人了。 安陵隧道塌陷，二百多施工人员和守护兵丁，都被压死在隧洞里。 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当年与太祖一道，跟随周世宗攻打南唐国，归来路上生病过世，葬在汴京东南数十里外。后来太祖称帝，追封老爹为宣祖，将当年葬地建造成安陵。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太祖听信堪舆先生的话语，准备改葬到西京洛阳下辖的巩县西南四十里处的邓封乡南訾村，由礼官先去卜地。之后，任命宰相范质负责督办，开始全面施工。皇家讲究，风水先生说，棺木转移要先走一段地下通道，不能直接在露天地上挪移棺材。移陵之前，先挖了一条修长的隧道，山体滑坡，隧道坍塌了…… 嘿！这到底是什么兆头，是好是坏？太祖已经无心先想这些，赶紧打发人前去处理事情，抢救生者，埋葬死者，优抚死难者家属。 仁君赵匡胤 鼻青脸肿的宰相太祖刚刚顺下一口气，有人来报：宰相王溥被人打伤了。 “噗！”太祖嘴里这口茶喷了值事官一脸，“什么？”“敢打我的宰相，谁呀这是，反了这不！赶紧给我抓来，朕定要严惩不贷！”“抓不得，也惩不得。”“嘿！还有这等事，我倒要看看这位是谁，究竟怎样了得。”“王祚。”“王祚是谁？”“王溥的老爹。”“这……” 太祖要说谁敢动手打王溥，老子宰了他，那是真话。人家王溥，那可是老资格，老宰相。怎么个老法？人家是后周的宰相，是世宗临终前顾命的宰相，是认可太祖禅位并且帮助太祖完成禅位仪式的宰相。大宋朝开国以后，直到被打的那天，人家还当着宰相。 您说资格老不老？ 太祖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嘴里不自觉地念叨起来：“这都怎么了，啊！这下好，张永德刚为老娘的事情找过我，王溥他爹又找上门来了。赶紧去看看吧，备车。” 王溥的父亲叫王祚，七八十岁了，还在担任宿州防御使。王溥多次劝父亲赶紧退休，一是免于过分劳苦，二是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万一处理不及，就是太祖不追究，让人家说咱们眷恋官位也不好。王溥的父亲被他不断讲得耳朵都听烦了，没有办法，只得做出退职的样子，写了一封请求退休的申请。王祚本来不想真退休，想着儿子是宰相，是开国功臣，申请上去之后，人家会极力挽留。没想到申请交上去没几天，就被批准正式退休了。王祚认定是儿子跟吏部私下通气，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心里非常气恼，当众抡起大棒，痛打王溥。一边打一边骂：“我身体还很硬朗，你逼我退休，还不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你公而忘私，我留恋官位，你他妈连老爹都出卖，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简直是白披了一张人皮，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孽子！”嘿，好家伙，像王溥这样如果都算孽子，那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儿子了吗？不过老头生气，王溥既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得忍着挨打。好在邻居及时赶到，把他父亲拉走了，要不然王溥有被打死的危险。 王溥跟他父亲的关系，一直就有点“那个”。他的父亲有点倚老卖老，“老没老样”。咱说的都是实话，有文献证据的。《资治通鉴》里就记载过这类的事情。 父子俩原来都在后周做官，那时儿子的官位就比父亲高。父亲经常找些同僚来家吃吃喝喝，还让王溥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因为王溥的官位也比来家的客人高，所以来客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王祚劝来客安心，说：“这个猪狗，不值得您紧张，让他在边上站着去！”他当然不是真把儿子当猪狗，而是为了显示自己做父亲的家长尊严，经常以类似的方式“无视”或者“刺激”一下儿子，好让儿子知道：“不管你当多大官，别在家里觉得了不起，在这个家里，你就是儿子，永远都只是儿子。我是你老子，比我官大我也是你老子，别不把你老子当回事。”其实王溥没不把他当回事。 您可能说了：当宰相还受爹管制？太祖当皇帝还得受娘管制呢，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中国的伦理。父母打骂儿女，在传统的社会里，不仅不承担刑事责任，还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所以生在中国，您就得好好孝敬着，没事别去招惹老头、老太太，在家找揍不说，到外面还要被人说三道四。 太祖先去看了看王溥，王溥正躺在病床上，脑袋上缠的，跟绷带猴似的。太祖看了，是又好气又好笑。他爹往脑袋上打呀？生起气来，哪还管什么脑袋、屁股？我小的时候，父亲们打孩子基本上都是这样，不分部位、轻重，那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期了。 “没大妨碍吧？”太祖问。“没什么，对不起皇上，您一天日理万机的，这点儿家事还得劳您操心。”“怎么了，这是？”“我爹这老头儿，说是要为祖国奉献余热。我说您那点余热温度不高了，连菜都炒不熟，赶紧退休得了，好给人家年轻人让地方。这就火了，脑袋没给我打爆了。”太祖心说：“瞧你这点儿出息，没事你惹他干嘛呢！”“得，我去看看老人家吧。”说着，太祖起身，来到王祚的房里。老头一看皇上来了，赶紧下跪叩头。太祖让礼官扶起他，送上礼品，又好言抚慰了一通，老头这才顺过气来。因为皇帝亲自登门看望，老头觉得在人前人后找回了尊严，也就不再纠缠这件事情了。 王溥的父子官司，刚算摆平，礼部侍郎、知襄州吕余庆的母亲吴氏过世的消息又来了。 吕余庆资历不比王溥浅，虽然官位略微差点。人家是太祖的近人、能臣，大宋朝建国之后，劳心费神，功勋卓著。人家在后周时就一直跟着太祖，给太祖当书记，就是贴身秘书。情况跟赵普差不多，但比赵普的资历还老。宋初，被太祖任命为开封府尹。太祖征讨李筠和李重进时，都担任东京副留守。湖南平定后，马上被太祖派到湖南，担任知潭州，像柱石一样，为太祖撑起了一片宋初的蓝天。之后，又被太祖派往湖北，担任襄州知州。担任地方首脑期间，朝廷中礼部侍郎的官印，还一直带在人家的身上。 诏：赠吴氏为清河县太君，朝廷遣使护丧，一应需用丧葬物品，均由国家承担。 这位吴太君，可不是日本皇军的太君，是中国的老太君。后来的评书《杨家将》里有一位佘太君，是老令公杨继业的老伴儿、名将杨六郎的老娘、小将杨宗保的奶奶、大破天门阵的女将穆桂英的婆婆。因为小说的渲染和评书的宣讲，佘太君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大家很少知道她为什么叫这么个称号？今天咱就告诉您，那是大宋朝皇帝封的。咱们管人家叫太君，跟汉奸管日本人叫太君，不是一回事。咱们那是尊重，尊重皇命，尊重受封人；汉奸管日本人叫太君，那是阿谀，那是谄媚，那是想做走狗，那是卑躬屈膝。 刚劝好一个老头，又送走一位老太。“嘿，我成敬老院院长了。”太祖心里苦笑着说。本文摘自《大宋真天子》 仁君赵匡胤 宰相的签署权力问题改年号之后，还得有相应的重大举措。乾德二年(964)正月，老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又递上了请求退休的奏折。三位早就看出来了，就像天气预报说的那样：“早晚有小雨。”大宋朝的宰相，早晚得是人家赵普的，我们在这里挡着，纯粹是让皇上为难。 人家这三位，已经是第N次向太祖爷递交辞掉宰相职务的申请报告了。人家有眼力见，不像现在的一些干部，占住县长、处长的位置死不撒手。有没有能力，碍不碍事全不管，只要能占住茅房，拉不拉屎那是另外的事情。那别人呢？“别人？先憋着吧，我花多少钱，费多大劲才爬到这个位置上来，我还有心管他们！” 赵普想当宰相，太祖本来不想让三位离职，三位都是后周的老臣，同时在自己禅位的时候，人家都完全站在自己一边，稳定了朝廷，稳定了国内政局。要论功劳，那得说大得不得了。而且三位熟悉朝中情况，工作认真细致，开国以来，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虽然没有很“创新”的行政伟绩，但绝对是和平时代宰相的优秀人选，对于顺利完成权力的过渡与交接，起到了任何其他人都替代不了的重要作用。 太祖几次挽留，人家却不想这样拖延下去，妨碍赵普升迁，也耽误太祖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太祖无奈，下诏批准：以范质为太子太傅，王溥为太子太保，魏仁浦为左仆射(宋初的左仆射是虚衘)，三人从此不再主理国家政务。 三天以后，太祖又下诏令，赵普改任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时不再担任枢密使。枢密使改由集贤殿大学士、宣徽北院使、三司判官李崇矩担任。 读者诸君，如果前不久李处耘没有因为跟慕容延钊互相上奏被责罚为淄州刺史，那么今天的枢密使，大约就轮不到李崇矩了。这就是命运，人的命运有时还真是难以把捉。 原来的宰相和枢密使都有签署的权力，这次赵普接受任命以后，太祖却没赋予他签署的权力。 一天，太祖正在资福殿，赵普就借着奏事的机会，进来找太祖。“不是已经说完了事情吗？没事就走吧，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宰相的签署权，您还没有发放，我没法正常工作。您看是不是再下道圣旨……”赵普诡谲地偷看了太祖一眼。“爱卿，签字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就只管把应该怎么办的结论性文件拿来，我替你签字画押，也免了你一份劳苦，你看这么着行不？”跟这句话一起说出的，是太祖诡秘的眼神。“陛下那么繁忙，我正应当替您分忧，怎么可以再劳您驾替我签字？而且从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赵普又偷看了太祖一眼。太祖看到了赵普的眼神，故作镇定地说：“那咱们就创一个先例，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话，这样不像话。”赵普急了。“今天我还非要你说说，我哪里不像话。说不清楚，宰相你就不要当了！”太祖有点儿火了。 赵普知道自己刚才一着急，情绪出错了。但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往回退也没用了，只能不卑不亢地迎上去：“您让我当宰相，却不给我签署的权力，让人家当官，却不给人家官印。烧香不叩头，逗佛玩呢吗，这不是。”“什么？你竟敢在我面前装佛？佛也得归我管，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权力最大！”“权力再大您也得讲理呀，不讲理，有权力也难以实行不是？权力再大也没有道理大吧？”“你是说道理比我大？”“当然了，道理最大！”“那好，既然道理最大，那你说出个像样的道理来，我听听。”“这还用说吗？古往今来，哪有不拿印的官，手中没有官印，如何取信于民？”“印就放到我这里，我帮你盖，怎么能说没官印呢？”太祖放缓了语气，偷睨了一眼赵普。“这样不方便，每次都得来找您，也打扰您休息。”赵普也放松了语气。“我不怕打扰，我半夜都不休息，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赵普愣愣地看了太祖好久：“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万一有急事，需要宰相签署，耽误了您的大事怎么办？再说了，要玩，咱就得遵守游戏规则不是，没规则，怎么玩游戏！” 太祖不再说话，喊下人上茶，吩咐由翰林学士陶谷和窦仪访查历朝旧典，看有没有宰相不签字的先例。 赵普这下心里真轻松了，他了解太祖，这就是退让了，找个台阶。于是赶紧站起身，向太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还是圣上英明！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太祖这气：“你他妈才是我看着长大的，王八蛋，还不赶紧给我滚？”“滚，滚就滚，咱说滚就滚。”赵普故意做出要躺在地下打滚的样子。赵普走出大殿的时候，还听见太祖在背后扔出一句话语：“要是有皇帝代宰相签字的，看老子怎么处置您！”“哼！”赵普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头也没回，一溜儿小跑离开了资福殿。 第二天翰林学士陶谷上言：“自古宰相未尝缺位，只有唐朝太和年间，因为甘露事变，数日之间没有宰相。但当时还是有签署宰相公文的官员，左仆射令狐楚就是其人。现今尚书是南省长官，可以签署。”窦仪却上言：“陶谷所言，不是平时正常的情况，不可据以为凭证。今皇弟开封府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太祖听罢，赶紧接住话茬说：“还是窦学士有学问，就按窦学士的说法做。” 赵普忙乎了一圈，宰相的签署权却落到了太祖爷的弟弟赵光义的手里。不管落在谁的手里，总算从皇帝的手里把宰相的签署权要回来了。 又过些日子，皇弟、开封府尹赵光义乘着太祖心情不错的当口，贴近身边对太祖说：“皇帝哥哥把宰相的签署权给我，都是为了我好，但是让别人听起来不太好听。自家当皇帝，自家弟弟签署宰相公文，人家宰相心里能舒服吗？这样不利于发挥赵普的积极性。其他官员看着，心里也会打鼓，还是由他签署的好。”太祖觉得有理，又碍于众目睽睽，就慢慢把宰相的签署权，还给了宰相赵普。 赵普跟太祖为了宰相签署权斗嘴的故事，您可千万别当笑话听。赵普帮助太祖限制禁卫军将领的权力、限制地方节度使的权力、限制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为的是避免晚唐五代以来割据分裂局面的再度重演。宋太祖想着这样的集中权力，有利于天下的稳定，当然也是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赵普希望限制武将和地方长官的权力，也想限制宰相的权力，但他跟宋太祖怀着同样的心理：不想限制自己的权力。 从个人的角度讲，赵普帮助宋太祖收回各种因为战乱而分散掉的权力，差点作茧自缚。他自己作为宰相的权力，险些被太祖收回去。 其实赵普这个人也很贪恋权力，因为他贪恋权力，又跟太祖有无与伦比的至密个人关系，所以才能保住自己的宰相权力。但是，宰相的权力不是他的，因为在他之后，还会有宰相，他当宰相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保住了宰相的权力。 在传统的家天下格局之下，如果连宰相的权力都被剥夺了，那就专制透顶了。专制透顶，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彻底完蛋了。各位只要抬抬眼，看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知道了。 朱元璋为了把所有的权力都拢到自己手上，以“试图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宰相胡惟庸。这还不算，他又借“胡惟庸谋反”的借口，把宰相给取消了。所以，明朝是一个没有宰相的王朝。听起来有点滑稽，其实还有更滑稽的，他为了传达自己的政令方便，设置了所谓的“大学士”。看上去好像跟宰相差不多，其实有如天壤。各朝的宰相跟明清时期的大学士之间的差距，绝对不是量上的。不但是谁的官位是一品、二品或者四品、五品，也不是谁的工资一万，谁的工资一千的问题。大学士跟宰相的差别是本质上的。明清时期的大学士，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国家政要。私人秘书因为没有“公职”，从而也就可以没有公心。因为他只为一人服务，他也就只能唯一人之命是听。宰相是国家公职人员，职业所系，他就不得不办公事，从而也就不得不有公心。即便他是个极其自私的人，他也要顾及公众利益和公众的议论。就算你不给他工资，他也是宰相。而明清的所谓大学士，你给他多少薪水，他都是私人秘书，他只是皇帝个人的爪牙或者鹰犬。 身任宰相的人，虽然因为公心大小和个人修养的不同，表现出忠奸优劣等不同的情状。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个别宰相，甚至很多宰相都不怎么样，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甚至试图篡夺皇权之类。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免他、杀他，但是你不能把宰相这个国家领袖的位置给撤掉。撤掉以后，国家已经不是国家，而彻底变成了私人家庭。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撤掉宰相，使后来明朝的政治越来越坏，大思想家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宰相始。”其实这话都客气了，明朝不是无善治，根本就是无治。不想治，不为治，不能治。撤掉宰相的王朝，用咱家乡的土话来说，那可就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 宰相制度，是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王朝里少有的几点亮光之一。扑灭这点亮光以后，传统政治在国家的意义上，就彻底一片漆黑了。 根据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权力欲是人类生命中最原始的冲动之一，来势非常凶猛。占有权力，尤其是占有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自然是皇帝们的最大野心。当然，也可以叫做雄心。而权力一旦失去必要的控制，就会随心所欲，就会泛滥成灾，就会比洪水猛兽更加肆无忌惮。哪个皇帝不想占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哪个皇帝不希望把天底下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其实宰相的任免还不都在皇帝的手上？但是，宰相虽然限制不了皇帝的权力，多少可以对皇帝的权力，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就这点牵制，皇帝都不想接受。汉武帝在三、五年内就杀了好几个宰相，吓得大臣们谁也不敢当宰相。这您不知道吧？ 宋太祖也想把宰相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赵普不让。赵普不想只当形式上的新郎，他要进洞房！宋太祖没有办法，不想让人说三道四，就只能答应他。两人都是怀着各自的私心，却使得大宋朝在开国之初没有像明朝那样，走进政治的死胡同里去。王船山先生管类似的情况叫做“天道的假私济公”，而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则称这种情况叫“理性的狡狯”。其实意思差不多，都是指“上天”或者“理性”，会利用人的自私心理和祈望，通过相应历史人物的个人私欲的实现，来推进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使公共的价值和公共的目标，伴随历史人物个人私欲的实现一同完成。 赵普在为自己的实际权力进行辩护的过程中，不小心说出了一句“道理最大”的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句话一直被大宋朝后来的大臣们拿来作武器，为了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目标，不断继续努力。皇帝没有办法，也只能不断重复这样的话，好表示自己知书达理，好表明自己不是不明事理，不讲道理的皇帝。 实话实说，皇帝本人原来都是讲些道理的。但是当了皇帝之后，就很少讲道理了。因为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只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到了这样的时候，多半都以为自己有理，甚至以为只有自己才站在理上。以为有权就有理，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当成公理，而别人却只能贯彻落实，从而也就无权便无理了。太祖爷的英明，并不在于他真想把权力分给宰相或者其他官员，而在于他不会用武力驱除干扰自己权力独断的外在力量，他真有一份仁爱的心肠。虽然他想得到绝对没有控制的权力，但他也不想被人说自己不讲道理，更不想被人说成是暴君。太祖爷的心里还有所怕。人的心里一旦没有害怕的感觉，那就真像和尚打伞一样，无法无天了。到了这种光景，杀人越货，奸淫掳掠，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锥穿地球，捅破天穹，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了。 所以，中国儒家的伟大经典《中庸》才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是真正的君子，即使在别人看不到、听不着的时候，也要按照道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的恶念都容易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在心头闪现；一切微小的不良心理如果不及时加以限制，都会发展、扩张成巨大的恶行，但是《中庸》虽然伟大，说的只是君子。 这个世界上哪有纯而又纯的君子？谁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那不成了石头。但是，政治统治者的私欲一旦不受限制，则将对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甚至地球和宇宙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在这方面，咱们得向人家西洋人学习，人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并且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把权力制衡和限制、监督权力的机制，运用得已经很得体、很成熟了。 权力既是一个善器，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人生的崇高目标，可以通过它去维护公众的利益，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促进合理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同时，权力也是一支魔杖。一旦拿在手里，君子也会变成小人，圣贤也能化为魔鬼。所以，不管谁拿到权力，咱们都得机灵着点，哪怕他是孔子或者耶稣，咱都得一起行动起来，运用社会的和任何可能的力量，严格限制他，制约他，制衡他。同时，还要严密监控他，监督他，监管他。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一个人或者一伙人的意志，随意凌驾于万众之上，才能保障咱普通生灵们——仅有的一点既来之不易，又可怜得要命的生存权益不被彻底剥夺、不受无端侵害。 太祖本来想“哄骗”赵普，把宰相的签署权留在自己手里，可是赵普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太祖心里很不舒服，正烦着呢，吏部又出事了.
仁君赵匡胤 梁周翰的奏章太祖稍得闲，偕同相关要臣一起，视察京城修建的“武成王庙”。 “武成王庙”的庙主，是佐助周武王定天下的太公望。原本姓吕氏，称吕望，也叫姜尚，据说其人字子牙，所以民间都叫姜子牙，或叫姜太公。因为佐助周朝文、武两王定国安邦的功绩，一直被后世崇尚。唐宋以前的各个朝代，都在京城为姜太公建造神庙，供奉这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唐肃宗李亨考虑安史之乱以后，国家需要杰出的武将和谋士来重新振兴，就追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唐肃宗还在京城里建造武成王庙，以汉代韩信、张良和战国时期秦将白起等历史上的七十二位武将和谋士，列在两旁配享。宋代开国之初，太祖一样需要安邦定国的人才，于是就委派朝臣在京城建造了这座武成王庙。朝臣奉旨行事，照搬唐肃宗时的情形，未做任何改变。 太祖走到白起的塑像旁边，举起手中的玉杖，指着白起的塑像，冷冷地说了一句：“白起杀降，不武之甚！”“这种人，是没有资格站在大宋朝的神庙里配享祭祀的。”太祖命人将白起的塑像撤出武成王庙，随后又将其他武将重新升降，诏令将齐相管仲的塑像树于庙里的堂中，添加魏西河太守吴起的塑像，放在庑下。经过太祖的调动，加之后世的修改，后来的“武成王庙”里，就只有六十四位配享者了。 您可能要问：太祖一天日理万机，管这点儿小事干什么？ 这种事情说小，其实也不小。历史中曾经的各色人物，在“本朝”受尊重还是遭唾弃，实际上表明的是当下政权的价值取向。而任何一个政权的取向，不仅表现了当下政权的性质和品格，也预示了这个“值日”政权的前景和未来。 太祖的这个举动，引起个别朝臣的非议。秘书郎兼史馆编修梁周翰上奏称：“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骛，古今同流，校其末年，鲜克具美。”他说：从有天地以来，地球上面就慢慢有了圣贤，但是到了后来，很少能有没有毛病的纯粹完美之人。梁周翰还说：像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都曾经遭人非议，后世对他们也有不同看法。何况武将？他又接着说：“比如说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哪个身上没有毛病？如果非要因为他们身上的一点毛病，就倍加指责，谁人背后不被别人说三道四？如果有点毛病，就从庙里撤出，那恐怕非撤光了不可？”他又说：“伏见陛下方励军戎，缔创武祠，盖所以劝激武将，资假阴助。”除去白起等人，会使两廊空无，“似非允当，臣且惑焉。”“今之可以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这话的意思是：刚建武成王庙，就急切地把白起等人去掉，弄得两廊空空，好像有些不妥。这种做法，使“微臣”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假使我们今天可以随意评判古人，那么恐怕将来的人们也会说我们的不是。 梁周翰在奏章的最后说：“愿纳臣微忠，特追明敕。……”希望太祖接受他忠诚的建议，赶紧收回废除白起等配享武成王庙的圣明的敕令。既是圣明的敕令，干嘛还要追回？其实您不要太在意这个小问题，这是臣子们跟皇帝讲话的技巧，总不能说“请赶紧收回你错误的命令”吧？ 梁周翰写了一大篇漂亮的骈体长文，自以为得意，太祖却未予理睬。他根本就不了解太祖的真实用意，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太祖废除秦将白起配享姜太公庙的资格，撤了死人的官爵，不是在白起身上吹毛求疵。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把已经投降的赵国兵将四十万人，全部活埋。手段之残忍，用心之毒辣，几乎毫无人性可言，创下了没有吉尼斯纪录时代的世界残杀之最。 太祖撤的是白起，张扬的是仁爱的政治理念。而正当大宋朝行进在统一祖国途程中的关键时刻，军事行动一定不会很少。太祖爷这样的做法，对于大宋朝的全体官兵来说，不啻为一个提前警告：“杀人的不要，仁爱地统一！”人性中原本都有极其残忍的一面，杀人的戒律一开，嗜杀就会成为习性，天下的生灵，都会成为案板上的鱼肉。太祖撤掉白起的配享资格，就等于宣布了一条戒律：本朝(本届统治者)非但不提倡杀人，而且以杀戮为罪孽！ 咱们就把宋太祖撤掉白起在武成王庙中的配享资格，跟明太祖朱元璋撤掉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做个对比。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孟子》这部书里面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语，就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来了。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孟子认定：在一个国家里面，人民最重要，政权乃是次要，君王更加次要。朱元璋却认定君王(自己)最重要，政权第二重要，老百姓最不重要。朱元璋撤掉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只是因为一己的私利；宋太祖撤掉白起在武成王庙中的配享资格，完全是为了防止军队滥行杀戮，明显是为天下苍生考虑。两位都是开国太祖皇帝，谁高谁下，谁优谁劣，谁善谁恶，谁伟大，谁混账，谁正大宽广，谁邪恶狭隘，除了睁眼瞎，没人看不出来。 这下您应该明白了，太祖视察武成王庙，撤掉白起配享资格的小小举动，实在有着超乎寻常的人道主义意义。梁周翰以为这是在古人身上挑刺，其实是不了解太祖仁德的用心。他的那封奏书，也只表明了下面一个事实：人道主义之作为为政、行军的绝对原则，还没有在他的心目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他还没有走出晚唐、五代以来，以杀伐为本领，以武力征服为不可一世之军功的时代阴霾。 但是梁周翰的奏章却有另外的意义，满朝没有不同的声音，那就不是一个像样的朝廷；社会没有不同的声音，那也不是个正常的社会。哪怕声音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对咱们的，也要有不同的声音在。 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这是音乐的法则。都是同样的声调，都在不断重复同样的音调，那不叫和谐，那叫单调，那叫寡淡，那叫无聊，那一定会很刺耳。假使一个乐队里的所有乐器，不管是黑管、葫芦丝，也不论二胡、小提琴，还有全部的乐师，无分赵、钱、孙、李，无论贝多芬、施特劳斯，都整天在那里反反复复地演奏同一个音调，就像擦玻璃一样，在那里嘎吱、嘎吱地嘎吱个没完，嘎吱得大家心里烦不烦？本文摘自《大宋真天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