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个高产作家，继《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天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之后，再度完成了《舞男》创作，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严歌苓说：“我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看看他们会如何自处。”
【人物档案】
1958年，严歌苓生于上海，美籍华人，著名旅美作家，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是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其代表作《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被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
洞穿时代最无可救赎的疼痛
为写《舞男》去跳了很多场舞 主体故事实际上是听来的
著名作家严歌苓日前携最新作品《舞男》在上海举行见面会。《舞男》最早是她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一位台湾来的富婆在上海居住时，常去舞厅跳舞，结果爱上了一位舞男。严歌苓把这个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有意思的是，为了此番写作，严歌苓还特别去百乐门等舞厅体验生活，据透露，“这种体验生活还真是非常昂贵的，一晚上两三千块钱，连着跳三天，一万块钱就出去了。”
洞穿时代最无可救赎的疼痛
严歌苓是个高产作家，继《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天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之后，再度完成了《舞男》创作，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小说以上海为背景，以上海人为主人公，写了上海滩舞场里的一个舞先生杨东，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领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一对男女，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而贫富和阶层的巨大差异，时时在撕裂着情欲。小说中还穿插了一个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老灵魂叙述，是作家精心安排的复线叙述，既作为男女情感世界的参照系，又烘托出摇曳多姿的上海味道。
严歌苓将小说的主人公设置成职业舞男，这个特殊的职业让主人公身在底层却混迹于上层，在最豪奢和最无望之间来来往往，这样背离让这段故事上达天堂下至地狱，洞穿了这个时代最无可救赎的疼痛。“过去是男人包养女人，现在，女人有了钱，从第二性逐渐开始和男人分享第一性，开始给男人钱，从金屋藏娇到娇屋藏金。原来男人如何对待女人，今天有钱的女人就怎样对待男人。”这种关系让常年生活在海外的作家严歌苓感到惊奇，同时也有提笔书写的冲动。严歌苓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看看他们会如何自处。但最终她也发现，“女人还没有学会一种更新的两性关系的处理方式。当然，大众也没有对这样的情侣，特别是女方比男方大很多的情况，应有的宽容。”
为写《舞男》去跳了很多场舞
为了这次写作，严歌苓特别去舞厅体验生活。“我在上海、北京跳了很多次舞，到百乐门，或者是朝阳区的职工俱乐部。虽然我本身是跳舞的，但这种舞我不会跳，所以想去学，至少对气氛有所感受，才能把这种舞蹈当中的感觉写出来。”
严歌苓透露，跳舞的代价非常昂贵。“进百乐门大概260块钱的门票，有一个香槟场，是4点到6点的，这一场算比较便宜的，也要200块，晚上更贵了，到乐队、歌手来了就更贵了。所以我跳的一般是4点到6点的场，不算太贵。但是你往茶座里一坐，要点饮料，要请舞师吃东西，要喝饮料，不断地休息不断地点饮料，完了以后还要请去吃晚饭。一晚上下来总要两三千块钱的样子，这种体验生活还真是非常昂贵的，一晚上两三千块钱，连着跳三天，一万块钱就出去了。”
主体故事实际上是听来的
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严歌苓却十分敏锐地把握着当下中国的脉搏。她透露，《舞男》的主体故事，实际上是她听来的。“我们铁道兵文工团有一个跳舞的女演员，后来她不跳舞了，改行给人家拍电视剧的剧组化妆，她化得很好，也很赚钱。她先生是一个乐手，很老实，两个人非常般配，有一个很甜蜜的家庭。随着这个女人经济地位的改变，她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逐渐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在变化。但这个女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要跟着剧组和演出团体出去化妆，当时还叫走穴，她赚的大把的钱都拿回家来用，家里的生活条件变得非常好。有一天，这个非常老实的乐手不见了，找不到了。因为他受不了女人有这样强的经济能力，让家庭的整个氛围改变了。最后，是在一个偏僻农村的镇子上找到了他，他在帮一个年轻小姑娘卖烧饼，原来他跟这个小姑娘私奔了。这个故事让我非常震惊。”
高产的严歌苓有一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抽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我常常是一个聆听者，我很喜欢听人家讲故事，哪怕是在公共汽车上，在美国的轮渡上，听到人家在讲话，我都会抓到一两句很有意思的细节。”
事实上，这些年，严歌苓有很多好故事，特别是一些美国移民的故事。比如《少女小渔》，就是在这些聆听中得到的灵感；还有一篇叫《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也是聆听当中得来的。
我的上海故事与《繁花》不同
对于上海，严歌苓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家祖上五辈都是上海人，骨子里流的血液是上海人的血，家里讲的都是上海话。”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严歌苓又不是一个上海人。“安徽、四川、北京……我在四川呆了十一二年。我就是拥有一个上海的基因，又跑到五湖四海去，然后又回到上海来看上海，这个角度是比较好玩和新鲜的。”
说起自己的小说与金宇澄的上海小说《繁花》的区别，严歌苓说，《繁花》是原汁原味上海人写的上海故事，而她的视角则不相同。
“管他男人女人，只要有钞票，这个世界就这点出息。”这是书中严歌苓对这个世界的洞穿。严歌苓表示，有些人一旦富起来，对于底层人就常带着种不屑，这其实正造成一种黑暗的冲击力，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去关注。
虽然小说《舞男》刚问世，但据透露目前已有四五家影视公司来找严歌苓谈影视改编权。说起她心目中的舞男，严歌苓说，这个舞男扮演者必须拥有很好的舞技。有人提议陈坤，严歌苓也表示，“陈坤当然很好了，只是不知他舞艺如何，大家不妨热议。”
(据《中国上海》)
【对话】
电影再怎么有魅力
文学还是最好的
记者：您写《舞男》而不是舞女，您之前说，时代变了。在您看来，时代怎么变了？
严歌苓：时代变了，女人成了经济核算体，女人不再是第二性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尴尬。女人不会再将就、再妥协。男人还没缓过神来，就不能再当一家之主了。甚至反过来，有钱的女人会和比自己经济条件弱很多、年轻很多的男人谈恋爱。爱情里，经济地位社会身份的失衡现在是另一番故事了。
记者：这本书是关于爱情、阶层和性别的。写完这个故事，您觉得在爱情当中金钱是怎样的角色？
严歌苓：我总觉得钱太多一定不是个好事情，多到你买东西已经没有任何的喜悦和痛苦了。包括在社会里看财富也是这样，中国现在有好多好多人，过去因为别人有钱自己没钱，他焦虑；现在自己有钱了他还焦虑。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焦虑让我们的社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人的幸福指数很低。这种焦虑也让这个本来就很世俗的民族，急速地变得更加世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能够说一声，“我够了。”
记者：据了解，这本小说的电影拍摄已经在筹备了，前几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您也有参与。电影好热，作为作家，您会否有感觉，文学在失宠，而电影在不断被宠爱？
严歌苓：影视永远是被宠爱的。每种艺术的存在都有非常坚实的理由。但是如果说到文学，我们见过太多世界文学巨著被改编成电影的，有一个人说过他们比原著更好吗？没有，对吧。所以就是说不管电影再怎么有魅力，文学还是最好的。作为一个讲故事的媒介来说，文字永远是表达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