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桥回望

从河桥镇政府出来，穿过一片农田，河桥古镇就那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眼前。

站在古老的码头上，看着眼前那一个个参差不齐的“马头檐”，似乎聚集了千年的灵气，活泼地昭告天下，古镇在此。而欢快玩耍的孩童、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奔驰而过的摩托车，与“黛瓦粉壁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老宅混杂在一起，仿佛时光交错一般，保存了河桥从无到有、从盛到衰的“物证”。

于是，便正好沿着印满岁月痕迹的石板路走下去，随手推开清漆剥落的暗红门板，就着天井里洒下的光线，静静品读河桥，这本脆黄的线装书……

一

河桥，坐落在蒲溪、昌南溪、昌化溪三水交汇处，因有河有桥，遂称河桥。

1200多年前，也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时，有一户汪姓人家为避战乱，从安徽出发，携老扶幼千里辗转流落到了昌化。此时的他们，因一路的奔波早已人困马乏。就在几近末路的时候，发现此地高山环绕，水土肥美，山川秀丽，一片祥和之景，遂决定在此繁衍生息。

就这样，一场战乱竟无意间揭开了河桥千年历史的开端。而汪家，也一定无法预料到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个地处高山之中的小镇会演绎出怎样的繁华。

到了明嘉靖年，唐昌即（昌化县）设四镇，河桥因“邑水口形胜商务独冠唐昌”被列为首位。其间有洪、胡、潘、沈、程等姓氏从安徽、武康等地相继迁居至此，置地造屋、建桥铺路、繁衍子孙。一户户人家相继扎根于此，河桥渐渐地热闹了起来。后历经更迭，至清代形成如今的千米长街，有“河桥一带几里许，烟火不下千家”的盛况。而汪、洪、胡、潘、沈、程等即被视为当地正宗，至今仍占主要成分。每年的清明，胡氏后裔依旧俗照例要轮番置酒摆筵、祭祀祖先。只可惜汪氏宗祠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后人无法再看到“唐封越国三千户，宋赐义门第一家”的楹联了。

如今的河桥，依旧是以清末、民初的徽派民居为主，中间夹杂了一些民国时期的建筑，基本保留了古镇的原貌。一条长街上，弯弯曲曲的街道，高高低低的房檐。镇既是街，街便是镇。一条“太平沟”横亘在时光里静静流淌，似乎停留在了千百年前的某一天。

二

河桥因战乱而生，因水而兴。

三溪于此地交汇成柳溪江，与小镇相依而过，独特的水陆优势使河桥成为了盛极一时的浙西商贾重镇，自建镇起便有着“唐昌首镇”的美誉。据《康熙志·河桥形胜记》载：“唐昌之南五都，据县之南十五里曰河桥，邑之首镇也。”鼎盛时期，这里是浙西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有“三百舟船泊古埠，舷歌对唱闹浙西”之景，繁荣的河运带来了不息的人潮，往来商贾云集，达官贵人在此聚首。红顶商人胡雪岩庞大的商船队，就常在这里顺水而下，由徽州直通杭州。镇上酒旗招展，青楼林立，河中画舫对开，琴声拍岸，女子的精美妆容把柳溪江染成了一弯“胭脂水”，又给柳溪江送上了“女人河”与“浙西秦淮”的风情别称。

繁荣的经济催生了小镇独特的文化，这其中许多都与水有关。比如水灯节。水是河桥镇繁荣之本，但行船的危险也是镇里人最大的忧患。为祈求行船平安，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河桥人便会做“盆兰会”，请僧人做道场祭鬼，演“目连戏”驱鬼，放水灯驱鬼。慢慢的，每年次日变成了盛大的节日——水灯会。届时两岸妇女儿童手捧莲花灯，吟唱平安歌谣。待到暮色降临，村长将第一盏水灯放入河中，千百盏水灯便依次在潺潺流水中随波逐流，交相辉映，美不胜收。时过境迁，水灯会在解放后一度被废止。不过听说近些年，随着柳溪江的旅游开发，这一盛大的节日被恢复了，确实可喜。

水灯会是为了祈福求平安，而河桥的另一项盛事，每年农历十月十二日的“庙会”（又称“会市”），就是河桥繁华实实在在的证明。这庙会也和“水”有关，相传五代时的杭州太守柯宁，告老还乡后回到河桥，亲自带领百姓历尽千辛在水流湍急的大流滩治水，方便过往船只，造福世人。后人为追颂他的功德，建立老相公殿，并在其生日那天举行庙会，以祭尊柯老相公。届时四乡八镇、三教九流的人汇聚河桥，售货、购物、唱戏、杂耍、把戏、品尝风味小吃，热闹非凡。如今每逢农历十月十二日，昔日庙会期间，无需有人牵头，仍然沿袭传统，四面八方的人不约而同来到河桥，进行物资交流，火爆场面不减当年。

三

时光一晃，到了民国时期，河桥逐渐承接了昌化及邻近地区的进出口货物的承接运送业务。最为繁华时，多达260余艘的木帆船，从河桥中街的杨家埠头一直泊到柳溪江面上，船只“一”字排开，蔚为壮观。“河桥有街、河边有船、河中有排”是古镇河桥一道别致的风景画。街上随处可见装着竹木柴炭的担子，挑夫们则坐在一边的青石板上，一言不发地等着买主来问价。刚刚上岸的船工伙计，还来不及擦干腿上的水就忙不迭地走进酒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不快活。

镇中商铺林立，“程怡和”“许益隆”“惠元堂”“汪幽米”等老商店鳞次栉比，近千米的街巷弥漫着蚕茧、生丝、药材的味道。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都秉承着谦恭而守规矩的徽商遗风，无论掌柜伙计，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立不倚门，笑不露齿，热情而不过于拉客，交谈而无太多寒暄。举止有礼，又节制有度。不仅如此，来往此间的商船更带来了来自西方的身影，传教士1935年便在这里建造了耶稣教堂，而今仍是镇上基督信徒做礼拜的地方。繁荣的贸易，中西交融的文化，让河桥赢得了“小上海”的美誉。

一直到抗战时期，河桥始终是浙西的商业集市。而仿佛是千余年前的重演一样，抗日战争的爆发，再一次将河桥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沪杭沦陷，周边邻县亦在日寇铁蹄之下，民不聊生。唯有河桥因位于群山茂林之中，没有受到炮火的侵扰。此时，大批青年学子随浙西三中迁来河桥就读，昌南诸小学高年级学生也涌至河桥双溪小学。同时众多军队和行署机构在河桥驻节，更有浙西行署修械厂，为抗战生产快慢机和轻机枪、弹筒和枪榴弹、大刀刺刀等，并仿照“德国造”、“日本造”的做法，全部打上“河桥造”的标记，为小镇书写上了血与火的一笔。此时的河桥，不仅是浙西北商贸中心，更是教育乃至军事中心！

至此河桥镇到达了繁盛的顶峰。抗战胜利之后，众多行署机构纷纷搬离这里。之后更是随着水路的消亡，河桥也不再是浙西北的商贸中心，小镇逐渐由盛转衰，渐渐没落了。因水而兴的河桥，归于沉寂。

今天的河桥，唯有那锈迹斑斑的老铜环、杨家埠口的系船石，依旧在锲而不舍的讲述着那段时光。只可惜如今不仅不复当年的辉煌，更是有几分破败的景象，惹人惋惜。河桥，或许正如古镇西门，由20世纪70年代河桥中学章敦尚先生与誉光村名匠扬朝中、王家槐合作的“唐昌首镇”四个大字一样，傲然而又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