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人家

柳溪江淡淡流淌，轻轻围绕着小镇。江水清且浅，近岸沙石浅滩，远处群山叠翠，一座木桥静静地架起两岸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江边，几位老婆婆在洗洗刷刷，不远处，一大群鸭子拨掌浮荡、自在来去。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繁盛一时的“唐昌首镇”。在明代，河桥曾是三江汇流之地，柳溪江上百舟竞发，帆影如云。清代，胡雪岩庞大的船队旁，妖艳青楼女子的胭脂染红了江水。

河桥老街长约一公里，石板铺路，商家零落，行人寥寥。同为浙江古镇，相比嘉善西塘、桐乡乌镇、富阳龙门的商户云集、人头攒动，河桥没有经过任何的商业开发。

石板铺就的街道窄窄的，夹道保留着清末民初徽派风格的白壁灰瓦。石墙木门的老房子被岁月打磨，有了斑驳的印迹；剥落的墙面，有的补上了新砖或粉上了白石灰，有的就这么裸露着。而现代生活又充斥进来——房顶上盘踞着交错的电线、店铺的塑料遮阳布，也有晾晒在外面横七竖八的衣物，还有空调机……似乎只有高踞于房顶的“马头”依然昂着头，仿佛述说着昔日的辉煌。

沿街老房子的排门一敞开，三进深的庭院一重重地展现在眼前，从天井洒下来的阳光与尘埃一起飞舞着，一同落在石板上、角落的青苔里；从窄窄的小巷往深处看，会蓦然探得一簇新绿，在长长的巷壁尽头亮得耀眼——那是老宅后院的大石榴树。

河桥，任凭时光来打造，任凭时光来筛选。清末的老楼还在，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还在，抗战的标语还在，“文化大革命”标语更是随处可见，很多人家的堂前还挂着毛主席像。建于20世纪的影剧院完好地立在那里。站在又窄又小的售票窗口前，仿佛一探头，就能问问今天会放映什么电影。历史碎片重重叠叠，在河桥和谐共现。

河桥人就在这碎片的重叠里生活着。

快午饭了，夏日的阳光直射，街上人更少了。不知哪家小店开了音响，一首不怎么流行的歌沿街传来，河桥人坐在门口，吃着饭，聊着家常，偶尔他们也会抬起头来看一眼我这个过客。

遇到洪婆婆时，她已经吃好午饭，搬了个小凳子坐在门口。洪婆婆说，记不得多少年前了，从湖北嫁到河桥，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只因为“我们家老头子好啊”。现在，儿子女儿去了杭州、宁波工作，平时没什么事，坐在门口看看街景，和邻里聊聊天。“小姑娘，你要做件新衣裳哇？隔壁布料店是我大媳妇开的。”洪婆婆哈哈笑着对我说。

她的说话已经听不出多少湖北口音了。

午后的老街，安静得有点寂寞了。一个老奶奶把排门开出一条缝，背对着门，一个人看着电视里唱着咿呀呀的越剧；开五金店的大伯，敞开衣襟，脱了鞋子，躺在自家店门口的躺椅上打起酣来；一位叼着烟的大叔开着一辆摩托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留下一阵“突突”的响声，从街的这头一直传到另一头。

我走进陈阿姨家时，被满屋肥嘟嘟的蚕宝宝吓了一跳。“今年的价格很好，一斤蚕茧可以卖到26块，去年才18块。”陈阿姨喜气洋洋地坐在桑叶堆里，墙上的大红色“囍”字亮得耀眼，这是去年孩子结婚时贴上去的，“现在两个儿子都不在镇上了，一个儿子在水利局，另一个在农业局。”陈阿姨不想跟着儿子去，每年养两季蚕，她忙着呢。早上四点半她起床，从桑树林中连梗带叶带回几百斤的桑枝，这会又手脚麻利地从梗上摘下桑叶。

养蚕是河桥镇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陈阿姨全部的生活。

在河桥，老一辈的人开个小店，一边打理一下地里的作物，而年轻人都纷纷走出古镇，去寻找外面的世界。河桥老街上，多是老人小孩，很少能够见到年轻人。人少则生意淡。开杂货店的章伯说，生意最好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以后，小镇的人就慢慢出去了。章伯参加过越战，退役后守着失明的老母亲开了一家小店。来买东西的大多是邻里熟人。他说，生意不好，也会这么开下去。不是为了那点钱，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日头慢慢斜去，悄无声息地照着这个浙江小镇的白墙黛瓦石板路，和几百年前一样，溪水沿着纵横全镇的太平沟在河桥镇下静静穿行，经过每家每户门前。

昔日的繁华喧嚣，今日的朴素真实，都是河桥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