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纪律审查职责，出具审理报告，对被处分党员干部进行审理和定性，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必须有明确的条例依据，这是依规治党、以德治党的必然要求。然而，一些基层纪委在制作审理报告时，引用条例不正确、表述条例不规范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此，笔者认为，正确引用条例规范，应当把握四个标准。
有效
审理报告引用条例首先应当考虑条例的效力问题。从条例的时间效力来看，条例一般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根据新《条例》第133条之规定，对2016年1月1日后发生的违纪行为，一律适用新《条例》。对此前发生的违纪行为，应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一般情况下仍适用2003年12月31日施行的原《条例》;只有在新《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才适用新《条例》。
但在适用旧《条例》时，应注意贯彻和体现新《条例》的基本精神。如新《条例》分则部分删除了大量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条例法规重复的内容，将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在总则第27条至第29条统一作出规定，这就涉及在审理报告中如何表述这部分行为的问题。建议在按照“六项纪律”对违纪行为进行表述的基础上，在审理报告“主要违纪问题”最后部分增加一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相关内容，将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在此部分予以表述。这样处理，既能实现纪法分开，又利于做好纪法衔接。
有用
在审理报告中引用定性及处理的条例规范时，并不是引用的条例越多、层次越高、效力范围越大越好，而主要应考虑条例依据选用精准与否。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在性质认定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一般属违反廉洁纪律性质，也可能违反工作纪律等其他纪律，具体性质需根据被审查人的具体行为和党纪规定作出认定。在条款适用上，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行为，并不是直接依据中央八项规定作出定性处理，而是依据党纪处分条例分则对应的具体条款。在政策界限把握上，均以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八项规定为时间节点，即：被审查人的相关违纪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4日以后的，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认定;被审查人的相关违纪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4日之前的，不作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认定，而是根据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况和当时党纪规定作出相应认定。为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在审理报告“主要违纪事实”中，将被审查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独列出来，表述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之后、“违反组织纪律行为”之前。
有据
在实际工作中，在对审查的问题作出定性和处理时，要写明具体引用的条例条文。引用条例名称要写全称，不可滥作省略，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可简称“党纪处分条例”，但不能简称“处分条例”。
比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行为，是否直接依据新《条例》第27条认定为受贿，并放在审理报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部分表述?
对此，应当这样规范。因为用人腐败问题破坏的是政治生态，严重带坏社会风气，是监督执纪重点，因此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用纪律尺子衡量，该行为首先“破”的是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违反了组织纪律，应将其放在审理报告“违反组织纪律”部分表述，将收受财物的问题作为情节一并表述，并适用违反组织纪律的相应条款和第27条。如对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行为，原则上放在审理报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部分表述，并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第27条。这样处理，有利于充分体现纪律审查特色，强化纪律权威和作用，产生更好的纪律效果。
有序
党纪处分条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条、款、项、目。其中章是对条的归类，在报告中引用时无需指出所在的章，但应按条、款、项、目顺序来写。即条下为款，款下为项，项下为目。在引用条例时，如果条下只有一款，该款下无项的，引用其内容时，应写成第x条，而不能写成第x条第一款；如果某一条下面没有分款而直接分列几项的，就不要加“第一款”，直接写成第x条第x项；如果条下包括数款，某款下分项的，引用该款下某项的内容时，应写成第x条第x款第（x）项。
鉴于今后执纪审理中将面临同时适用新旧《条例》的问题，对此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如适用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条例》进行党纪处理，表述为“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xx条第x款”。如同时适用新旧《条例》进行党纪处理，表述为“依据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xx条第x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和200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xx条第x款”。需要说明的是，对尚未结案的案件，如依据2003年原《条例》有关条款定性处理，需要一并援引2016年新《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从旧兼从轻”的规定。（张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