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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我第二次起稿这篇文章了，之前在办公室里写，却应为或这或那的事情而打断。李洁非先生的《龙床》读完之后我依然记忆犹新，对于明六帝梗概的一生还是颇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在看完后我只能用“极端”两个字来概括老朱家的政治生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帝制能因为一个家族的方方面面的原因皆有可能影响甚至决定这个国度的命运。从朱元璋对官僚集团的极端不信任，到朱棣的极端腹黑夺皇位；从朱厚照极端的荒唐可笑，到朱厚熜的极端“驾驭”官僚集团能力；从朱由校极端的愚昧无知，到朱由检的极端推卸责任。这老朱家的子孙个个都刷新了人类历史方方面面的维度，他们以他们极端的个性统治这这个浩大的帝国，却把这个国度用三百年的时间引向了极端的黑暗和反动。与其他的朝代不同，明代开始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正气荡然无存的“新篇章”，以至于五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上的许多败坏风气多少都遗传自那个时代开始。在归咎于老朱家的这些弱智子孙的同时，我不免有些叹怨。是我们的文化造就了我们，也是我们的文化祸害了我们，更是我们文化要求的这种制度使得两千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千疮百孔，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包袱相比较其他民族而言更为深重。 书中在讲到朱厚熜巧用各种心机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士大夫阶层变成一群只会溜须拍马，不敢担当的鼠头蛇尾之人时，我并不是很赞同李洁非先生那么斩钉截铁的把问题矛头指向这位皇帝的看法。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溃烂是循序渐进，不是哪个人那个皇帝一个人就能够掰得动的。只不过在这个阶段瓦解得比较快而已。再加上明代的阉祸横行，使得士大夫阶层从接过宋代衣钵后不久便抛弃了一生所读的圣贤书，所学的圣人之道。直到民国，中国在也没有出现那种敢进诤言的铁骨汉子。或许说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最后，总是因为它已经被糟蹋得极端体无完肤，到了不得不革命的时候，这个国家才出现转机。 更有意思的是朱厚照在位的十七年间，他几乎都存活在紫禁城西面的豹房自己的世界里。整天换着各种样式来折腾这个国家，他有时可以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命令北京城列队他凯旋而归，有时候可以化作街边的小摊贩，让身边人和他讨价还价的进行买卖。这样一个奇葩的人，却占据着这个国家最至高无上，理应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不得不说是制度毁人毁国。与之可以相比的是明代倒数第二的朱由校皇帝，成天沉迷于木匠的生活体验中。把国家大事交给自己的奶妈和亲信魏忠贤魏大太监，即便是这两人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弄死了他也毅然决然的站在奶妈这边，荒唐至极。但我也没有反应的过于强烈，因为在我从小的印象中，明史就是一部极端黑暗的历史。后来的清朝无论如何，即使它将中国这架战车推向悬崖，可他们的子孙却没有像前代那般荒唐至极，那般任性妄为。或许在心态上，满洲人始终总觉得自己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在继承国祚的信心上始终不足，以至于有些战战兢兢。 1644年，明亡。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不是哪个阶级的胜利，也不是正义战胜邪恶。正如李洁非先生所讲，明朝是玩死在自己家人手中，让别人有机可乘。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前辈们胡作非为的折腾，在亡国这架战车上，朱由检不可能说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的无奈之言。纵使作为一个领导，他的个性中极端的推卸责任这个缺陷确实对于他始终梦想着重返巅峰起到了阻碍作用，但是即便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也不可能扶大厦之将倾。因为这个民族已经不对这个家族抱有任何希望和留恋，只想赶紧结束，早早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极端的三百年造就了一个极端的社会，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前不见古人的国家机器更是一开始就在加速灭亡这个政权。正如后来人统计所说，朱元璋在生前给自己的后代开宗立派只有二十个，也许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一个事物是可以万万世世的，旧事物的灭亡永远伴随着新事物的产生。从某个角度来讲，朱元璋后来已经成为了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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