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族

《古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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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族主要分布在北起江苏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带。今天的汉族客家民系、吴越民系、广府民系、闽民系和壮族等少数民族，是岭南古越族后裔。越族或百越族都只是一种泛称。实际上越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但也必须看到，越族各个支裔又是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庞大的人类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或粤。

"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族就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夏朝称"于越";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秦时期的"越",除专指"越国"外,亦同样是对南方诸族的泛称.周、战国称"百越"。"有"断发文身"的风俗。秦时吞并百越地区。摘自黄现璠撰《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

中华民族是秦汉以后历史形成的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夏商以后的华夏族和秦汉以后的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汉代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国内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华夏和汉民族文化，大都尊华夏和汉民族的祖先--炎帝与黄帝为共同的祖先，广义上称为炎黄子孙，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注:参阅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汉以前居住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古越族(越与粤通)，在我国南方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内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故历史上有"百越"之称。正如《汉书·地理志》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它们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自今浙江、安徽、江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至云贵地区，分别称作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们之所以共称为"越"，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百越"尽管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社会发展水平却有很大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进。古越族中最先进的代表是曾经雄踞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敢于抗衡强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国(属于越)，但终被强楚所吞并。后代或被同化，或迁徙南方。而在华南两广地区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较后进的一支，直至春秋战国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和铁器时代过渡阶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体才逐渐形成。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大戴礼记·少间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提及商王朝东边的断发纹身的"沤(瓯)深"和"越沤"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这是指江浙和东周沿海一带的越人。又讲到"正南瓯、邓、桂国……，以珠玑、玳瑁、象齿……短狗为献。"这"瓯"、"桂"人应是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考古学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几何印纹陶，而华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中的夔纹陶和一些青铜器和铁器，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文化交流情况学术界已作过充分探讨(注:参阅百越民族史研究汇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的有关论文。)。

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华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范围内，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骆越)，由中原汉人赵佗建立了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这就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南越族为主的华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衣着方面，华南古越族及其后裔今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注:容观琼:《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载《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第169至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钦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略述于后。

折叠编辑本段文化介绍

折叠早期文化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会，寄希望于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为永久的缺陷。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注: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与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在广西则有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注: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亦在万年以上。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其中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纹饰。时代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与仙人洞遗址相距数千里，而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丝壳堆积等。这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国南方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其过渡的动因是人类从采集经济向早期的园圃和刀耕火种农业过渡，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华南古越族的先民，得天时地利，成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注:黄崇岳:《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载《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版。)。我国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超过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折叠种族文化

在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传说"神农区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这把发明农耕与制陶连在一起的古史传说， 正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都逐渐孕育出农业文化。农耕与制陶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发明创造，也是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国成为农业之国、陶瓷之国和丝绸之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发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则发展稻作文化。这些地区正是古代楚人与越人活动的地区，也是农史界确认的最早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还有"干栏式"房屋遗迹和木船桨等遗物(注: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 期。)。这正是古越族先民对早期稻作文化的重要贡献。1988年秋，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注: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 期。)。湖南是传说中"三苗"活动地区，以后的楚人和越人与三苗均有渊源关系。

华南古越族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早在四、五十年代，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就提出中国稻作起源华南说(注: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期。)。 据农学界的调查，华南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到21世纪，都有全国最丰富的野生稻分布(注: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小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调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这些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注: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族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关于几何印纹文化问题，引起我国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力作。书中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对南方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分类、衰退、传播和工艺均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把几何印纹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论证了南方古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毋庸赘述。

折叠编辑本段特色住房

居住形式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农业民族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族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

原始的"干栏"房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在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发现有陶塑"干栏"房屋模型(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4期。)。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 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注:广州市文管会:《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见南方古越族地区"干栏式"房屋发展的一斑。直至今天，我国南方黎、壮、傣族等与古越族稍有渊源的族群和苗、瑶等兄弟民族，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干栏"房是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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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管

解释:白色的玉管。

出处:⒈《大戴礼记·少闲》:"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 ，出入日月，莫不率俾， 西王母来献其白管。"

⒉唐·王起·《邹子吹律赋》:"庙列零陵，徒闻白管之丽;竹收嶰谷，空为丹穴之鸣。"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其相互间联系的日益加强，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 

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秦皇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 在我国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越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 

      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其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即“越”。 

    越而称百，可见其聚处之广，种姓之多。其中大的部族，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 于越：一作放越。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越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破之，杀无强，尽取其地。从此，于越便逐渐分离，“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 

次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的于越，“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郡下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以后，秦始皇巡游会稽，曾亲临于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六，[立]于越东山上”。又曾徙越民于乌程、余杭等地。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徒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从此，于越便和正在形成中的汉族逐渐融合，于越文化也和中原文化趋于同一了。 东欧和闽越：东匝亦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日闽中山。”其民“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东瓯和闽越，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 

但其各自分立，互不相属。战国末年，首领为越东海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秦并六国、降于越之后，继续进攻闽、瓯地区，遭到东瓯、闽越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秦除其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郡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 

唐司马贞《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渭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粱。”张守节亦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岭南越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交往。相传尧曾“申命羲叔，宅南交”，舜曾“南抚交趾”。这里所说的“南交”、“交趾”，就是指的岭南一带。 

商周以后，中原华夏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岭南之特产奇珍，如珠玑、玳瑁、象齿、翠羽，以至“越骆之菌”、“南海之秬”，也先后传入中原地区。在这长期民族交往的基础上，至有秦一代，岭南终于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始皇使尉屠睢发兵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 

”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岭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史称： 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才打败南越，攻占了番禺。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 灵渠，又名零渠。以其曾部分利用灵（零）河水系的原有何道，故名。因开凿于秦，一名秦凿渠。 

又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故近代或称之为兴安运河。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坝，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形似犁铧。这是引湘入漓的关键工程，它有效地使湘江一分为二，一支顺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流入湘江。南、北渠总长三十四公里，是灵渠的主体结构，是贯穿湘、漓二水的通道。在铧嘴尾端还筑有“∧”字的大小天平石堤，起着蓄水、溢洪，调剂水量的作用，能保证整个工程发挥正常的效益。 

灵渠的兴修，是秦代南北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历代以来，这项工作虽屡有修治，但“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灵渠分湘入漓，北水南调，不仅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生态环境，而且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范围，并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通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还一再大批地迁徒刑徒和内陆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其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但以后由于内陆兼并战争日趋激烈，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拢。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但李斯却不以为然。他进谏道： 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戌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着鸷鸟之追群雀”，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年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徒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一次就从内陆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十余年。故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的兴修，始于战国年间。当时，魏、赵、楚、齐、燕、秦等国都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陆，而主要是修在北方与一些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段。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就曾“堑洛”，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又曾“筑上郡塞”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根据这些长城修筑的实际效用，秦始皇深感要防御匈奴贵族再次南下，继续营造一条规模更大的长城是十分必要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地及榆中后，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后，又“筑亭障”。此后，修筑工程逐渐扩大。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时判为城旦的刑徒，主要是“输边筑长城”。同年，又“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扶苏到上郡后，主要也是“与蒙恬筑长城”。 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除部分利用秦旧有长城外，大多因河为塞，并在险要处新筑了许多亭障；北段，由高阙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这两段大抵因赵、燕旧长城缮修、增筑而成。整个工程“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通西南夷 自先秦以来，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今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之为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开头就写道：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和有关资料可知，居住在今贵州中部和西部的有且兰和夜郎；在云南东川、曲靖一带有靡莫，滇池沿岸有滇人，洱海地区有昆明、雟；四川西南部有筰、邛都，西部有徙，西北部有冉?。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这些民族，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分布区域的差异，往往过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不同的习俗。夜郎、滇都等族人民束发为髻，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并已进入奴隶社会，有了君长和政权机构。雟、昆明人习尚编发、畜牧为生，随水草迁徙，无君长，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徙、邛都、冉?人亦有君长，其中有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的则仍以游牧为生。 西南各族人民和内陆有着长期的交往。战国末年，楚顷襄王（前298—前263）曾使将军庄?将兵循沅江而上、经略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且兰（今贵州黄平）、夜郎（今贵州西部），直抵滇池。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庄?平定这一地区后，本欲归报于楚王。适逢这时秦击夺了楚的黔中郡，归路被截断，庄?便重返滇池，乘机自立为王，建牂柯国。史称庄?“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夜郎既降楚，而秦夺楚黔中地，（庄?）无地得返，遂留王滇地且兰，为牁柯国。” 秦并六国后，始皇派常?通西南夷。常?以其交通受阻，乃发众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险阨”，“道广才五尺”，故名五尺道。栈道开通后，秦皇朝的势力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蜀郡（郡治今四川成都），加强了与邛都、筰、冉?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故汉司马相如曰：“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从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与内陆的关系，而且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秦皇朝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拓，使它的势力“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这辽阔的疆域里，在一个国家政权的管理下，生活着各族人民，形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为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秦皇朝名播遐迩，以致“秦人”很早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古代印度梵文称中国为“支那”，希腊地理家托勒密的《地理书》有“秦尼”国。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称中国为China。这一些，都是由“秦”字读音转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