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爱情和文学，确实有某种等价关系。作为言语行为，它们都是通过宣告成立的：在宣布我爱你的那一刻，诞生了爱情；在写下一部作品的第一行字的时候，诞生了文学。 近日，大隐书局主办了一场名为“今天，我们如何谈论爱情”的座谈会（大夏读书会论道系列），邀请孙甘露、小白、路内、毛尖、黄昱宁、袁筱一、雷启立、王焰、董丽敏、罗岗、倪文尖、朱康、罗萌等作家、学者谈论当代的爱情、爱情文学和爱情教育。  座谈会现场。 爱情的危机 爱情无疑在今天遭遇了危机。 “前不久我接受了杜蕾斯组织的一个问答。提问者里有个姑娘，单身，喜欢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但她只想和对方啪啪，她问能不能啪？我想了想，说，啪吧。”作家路内在讲述了这段经历后感叹，我们确实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路内曾试图说服自己，人类的情爱观念是永恒的。但他渐渐发现，现实并非如此。比如技术的进化——过去年轻人谈恋爱写信、打长途，现在则视频、发微信——就会产生对个体截然不同的设想。于是，一时代会有一时代的爱情观。 华东师范大学雷启立教授把当下的状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戏言道：“现在的年轻人不打牌，不跳舞，只约炮。”上海大学董丽敏教授说，她九十年代刚开始开设女性主义文学课时，有不少男生前来选修，目的是为了谈恋爱，他们向往爱情。但如今，选课的男生越来越少，相形之下，高校里形形色色以“性”为主题的课程变得非常时髦：精神下降到了身体。 爱情究竟在今天受到了怎样的威胁？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在他的《爱的多重奏》中指出，爱情在今天面临两种威胁。首先，自从有了社交网络和即时聊天工具后，爱情不再有偶然性，所有在过去需要通过探索获得的爱情，今天变得不再可能。通过网上漫游，我们可以预先精确筛选伴侣：根据长相、年龄、兴趣爱好、星座……爱情成了安全第一。其次，当代人把爱情理解为身体的享乐，理解为放任自由：人们希望在避免激情的同时，合理安排充满愉悦和享受的性关系。  巴丢著《爱的多重奏》。 爱情是什么？爱情什么都不是，爱情什么都是 那究竟爱情是什么呢？ 翻译家袁筱一说：“爱情什么都不是。” 作家孙甘露说：“爱情在不断地否定中被肯定。”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说：“爱情是溢出。” 其实，他们都在说：爱情是不可定义的。爱情什么都不是，它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宣布自己是爱情，爱情的事实总是先于爱情的概念。我们无法直接对爱情做出判断，永远只能做排除法，凭借爱情的对立面来界定爱情的范围。爱情会溢出规范，溢出语言，它是一种剩余，一种隐秘的经验，无法被符号捕捉。 但作家毛尖却说：“爱情是黑洞，是梦想中喂不饱的怪兽。盖茨比那里有爱情，《海上花列传》的恩客那里有爱情，女朋友买给你的十块钱东西里，也有爱情。爱情能把所有的一切纳入其中，它能重建乌托邦，重建整全的社会，重建辽阔的世界地图。对爱情来说，负能量也是能量。”  《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毛尖的眼里，爱情无处不在，爱情什么都是。换言之，真实的爱情总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存在单独的爱情领域。于是，与人有关的一切也可以是与爱情有关的一切，两个人的爱情可以是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原型，是后者的预言。就像巴丢所说，爱情是最小的共产主义。 孙甘露同意毛尖的说法：“爱情话语有不同的层面。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有钱就没有感情，就像摧毁性的力量也能再造新人——爱情能把资产阶级的小姐送到延安。”  《海上花列传》。 说爱情什么都不是，是把爱情作为摆脱一切束缚的特殊精神状态；说爱情什么都是，是否认自律的爱情，承认社会关系中的爱情。爱情是二律背反。 “爱情要包括所有的有，也要包括所有的无。”路内总结道。 爱情=文学！ 翻译家黄昱宁说：“性和婚姻都有相对明确的定义，爱情则是无中生有：爱情是被文学定义的。” 爱情和文学，确实有某种等价关系。作为言语行为，它们都是通过宣告成立的：在宣布我爱你的那一刻，诞生了爱情；在写下一部作品的第一行字的时候，诞生了文学。 不但如此，爱情和文学都产生于同一个现代的历史结构之中。现代人有了独立的情感领域，因而需要爱情，也需要描写爱情的文学。 那爱情小说能指导我们生活中的恋爱吗？ 作家小白和孙甘露有不同的看法。 小白说：“19世纪最喜欢写爱情的是司汤达和福楼拜。在司汤达笔下，不读爱情小说的人爱得很厉害，而在福楼拜那里，读爱情小说反倒读出问题了。那读爱情小说有没有好处呢？要看你处在什么状态。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可以读司汤达；失恋了，就去读福楼拜，作为解毒剂。”  《包法利夫人》。 小白显然对爱情小说的教育功能表示怀疑。但孙甘露说：“爱情是习得的。文学作品描述了某个时代的感情生活，它能教我们表述爱情的方式。尽管，随着时代和处境的变化，感情也会变化。” 其实这里并不矛盾。所谓通过小说习得爱情，习得的是爱情的观念——人有爱的权利——和爱情的形式——该怎么表达爱；但是，我们却无法习得对自己所处状况的理智认识。爱情小说中的爱情经过了理性设计，具有连续性和因果性，是对爱情的反思，但真实的爱情则发生在状况之中，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显然，小说里的爱情和读者的生活本身处在截然不同的社会语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爱情小说不能直接指导我们恋爱，而只能确证我们的情感领域。 但爱情小说确实提供了令人难忘的爱情范本——或者说，套路。 比如毛尖说，在琼瑶的小说里，存在大量没有负担的“我爱你”，而在不那么通俗的文艺小说里，一旦女主角突然怀疑这是不是真爱，或者想说“我爱你”的时候，情节总会急转直下。 比如孙甘露提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结尾那句，“这么想想不也很好么”，还有《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的迷狂。 爱情，是非现实的：“这么想想”在现实之前，迷狂在现实之后。  《安娜·卡列尼娜》。 通识教育：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既然爱情在今天处于危机之中——它是空洞的，不承担任何社会内容，那么，谈论爱情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有没有可能通过大学课程，来重建爱情观呢？ 事实上，之所以会有“今天，我们如何谈论爱情”的座谈会，正是因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康、毛尖、罗萌老师要开设一门“二十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的通识课。 这门课选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经典爱情作品（social canon），希图把文学中的爱情形态还原为时代的社会内容，在时代与时代的差异中，洞悉爱情的流变，从而构建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爱情谱系：五四时期，爱情塑造了现代中国的主体；革命年代，爱情确证了革命英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情成了劳动生活的一部分；80年代，爱情重新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90年代，爱情话语变得过剩，疲软。 爱情是复数的，它在不同的时代被反复定义。 因此，历史上的爱情形态可以与当下人们正在经验的爱情形成对照，可以激活人们关于爱情的浪漫记忆：爱情本该是诗意的，偶然的，有风险的。因此，阅读曾经的爱情文学，便有可能使大学生获得挣脱当代平庸现实的精神瞬间，打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自我设限，在内心埋下共同体的种子。这，是一门爱情课的自我期待。 这里还涉及到对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解。 国内一谈到通识教育，总会引用列奥·施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施特劳斯认为，社会民主化损害了高贵的心灵，而通识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倾听最伟大声音的独白，使民主国家的民众形成贵族式的心灵。呜呼，如今贵族式的通识教育在国内大行其道。 但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显然不是伟大声音的独白。它们毋宁是对话式的作品，是对读者的呼唤。于是，把“二十世纪中国爱情文学”作为通识课的主题，便把通识教育从伟人拉回到了普通人，使之切近生活的经验，介入当代人的观念建设。这是一种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通识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雷启立教授说：“我们的通识课要区别于甘阳。我们开放给一两百人选修，我们不搞精英教育。”（文/樊一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