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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7 世纪工业化的洗礼，西方世界先后完成蒸汽动力取代人力、火器取代冷兵器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和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真正进入了海洋时代。  （图）乾隆时期外国人所画的清朝画像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个个同心圆。以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为中心，中原地区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蛮荒之地。所以，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夷”或“戎狄”。 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叩响了中国的国门，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甚至北京，他们身着儒服，与中国士大夫和老百姓讨论性理和教义，刊刻和编写了大量天主教的宣传品和科学技术书籍。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名词都耳熟能详，甚至拉丁文辞典也在中国士大夫中流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第一次西学东渐。 然而，一场政权更迭，将这一切断送殆尽。文明与城池玉石俱焚。清代入主中原后，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闭关政策，导致两个世纪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而在这两百年中，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在中国还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夷狄”裹挟着血与火突然出现在面前，这样的会面，令中国措手不及。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军政大事都委托和珅和福康安两位大臣打理。在经过不愉快的“礼节”问题的交涉后，英国特使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对英国使团竭尽全力想得到贸易许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把使团打发回去了。马戛尔尼在失望之余，想邀请傲慢的大清官员见识一下英国武器的威力。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边疆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拒绝了这一邀请。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没有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发的枪。”  （图）乔治·马戛尔尼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37年在爱尔兰出生。 首先，让马戛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马戛尔尼只肯单膝跪地。中英官员就此事争执了近两月之久。在这个礼仪形式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认识上难以逾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平等外交的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清则把使节来访当成纳贡称臣。 清朝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导致了他们在对待外部信息方面有着严重的偏见。“天朝氛围”主导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历史的机遇总是给予那些能够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伟人们。可惜，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却充斥着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的贪婪之徒。 那么，鸦片战争前，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乾隆末期的清朝，表面的繁荣已经不再了。乾隆最得意的“十全武功”的大肆征伐，导致国库存银从八千多万两锐减到不到两千万两。而此时，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五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却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 年），中国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但城市人口只占 6%—7%。据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统计，直到晚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只占 7.4%。这表明，乡村社会仍是当时中国的绝对主导。昔日的繁荣下面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的贪腐与压榨，不仅破坏着农民的生计与利益，也危害着国家财政与政治稳定，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问题绝不仅止于此。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鸦片在世界贸易中的角色让我们大吃一惊。有资料显示，在明清时代，世界上存在着以东亚、欧洲、美洲以及它们各自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一个贸易、经济体系。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为主要市场，具有支配作用。  （图）晚清与外国的贸易画图 对于明清时代各大洲之间的实物交流，中国的史家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瓷器、丝绸、纺织品等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对外贸易进入欧洲、美洲、非洲，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就中国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比如红薯、南瓜、番茄、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与马铃薯，都是明清时代通过外洋贸易而从美洲传入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些作物像这几种外来作物一样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新作物的巨大产量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在明清时代成倍增加。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要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不是因为明、清政权的鼎革所引起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中国的社会形态会在 17 世纪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在 15—19 世纪灾害频仍的中国内陆，这些高产而抗旱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今天中国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原产美洲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 当然，17 世纪前后，东南亚各国涌入大量中国移民，生活在马尼拉地区的华侨就达三万多人，这都是地区贸易所带来的结果。所有这些事实，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们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它的工业品进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解决中西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层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社会当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业品。  （图）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制造仓库 这些重要作物的流传，借助于地区之间贸易网络所固有的航线，尤其是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新航线，更成为这种从很早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地区贸易的催化剂。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其他地区的货物贸易中，中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货物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 根据估算，从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仅从欧洲和美洲就通过货物贸易输入了将近五亿多两的白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获得的白银。而据一些外国学者估计，到道光五年（1825 年），中国白银存量约十一亿两。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与外国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顺差。同一时代，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生产能力在大幅增长。进入海洋时代的民族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拓展着自己对财富和领土的渴望。而这种拓展，在东方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不得不另寻他途。这个王朝，既不打算也不准备了解这些远洋而来的“夷狄”。 与中国交易的事情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他们被限定在几个固定的设立了商行的城市进行交易，以广州为主；复杂的是，与他们交易的是朝廷特许的商行，官方从不屑参与具体事务。清朝的官员更感兴趣的是幕后交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后，按照规定应该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白银的管理费，但经过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最终降至一千二百两白银，条件是付给海关监督三百两白银的感谢费。这些贸易上或明或暗的“制约”，令英国政商界感到愤怒。 因此，他们多次派使团赴中国试图与清朝政府直接商谈贸易条件。但从马戛尔尼到阿美士德，都失望而归。 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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