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幸福感由什么决定？

哲思雨系列之五

你的幸福感由什么决定？

朱晓宇
哲学园特约作者

无论我们做什么，最终的目的似乎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和快乐。然而，我们对快乐的追逐却仿佛是在跑步机上奔跑，无论付出多少辛苦和努力，无论得到多少金钱和荣誉，短暂的兴奋之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回到原点，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幸福设定值”。也就是说，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或者幸福感是可以测量的，对每个个体来讲也基本保持稳定。喜事临门之际，幸福指数会升高；祸从天降之时，幸福指数则下降。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过不了多久，幸福指数就会返回到设定值。

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布雷克曼和坎贝尔(P. Brickman and D. Campbell)在“享乐的相对主义和规划良好社会”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幸福设定值”的概念。九十年代，英国心理学家迈克尔·埃森克 (Michael Eysenck) 把它进一步完善为“享乐跑步机理论”。其实，这个提法颇有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四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据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在1621年出版的《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一书记载，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欲望没有止息，它本身是无限的”，就像一个永恒的“马拉的磨”。

你不妨回忆一下某次涨工资的情景。当涨工资的消息传来，你感到非常兴奋，心里盘算着“先换套家具，下个月带全家老小去夏威夷度假，过两年再买一套大点儿的房子”。购物的欲望悄悄膨胀，消费水平也随之增长。没多久，你手头多出来的钱变成了日常花销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钱不够花的焦虑之中，当初涨工资的喜悦渐行渐远，生活悄悄地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幸福感恢复到设定值。

享乐适应性

那么原来的状态是怎样的？幸福设定值取决于哪些因素呢？通过观察人群不难发现，有些人生性阳光快乐，幸福设定值很高；而有些人动辄焦虑苦闷，幸福设定值远远低于平均数。当然，大多数人处在这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智力与性格是由外界环境和后天因素决定的。1979年，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鲍查德 (Thomas J. Bouchard) 主持开展了“明尼苏达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研究”项目，历时二十年之久，是过去五十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其结果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让大家认识到，原来基因对人的各方各面的决定作用大得惊人。

这个项目的双胞胎档案里记载了许许多多异地长大的双胞胎初次见面的情景，其中有一例令人震惊。两个39岁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于1979年第一次见面，他们的名字都叫詹姆斯，都是六英尺高，180磅重，抽塞勒姆香烟，喝米勒清啤，喜欢习惯性地咬指甲。他们都在执法部门工作过，现在都是消防队员。上学的时候都喜欢数学讨厌拼写，业余时间都喜欢做木工活儿。他们都和叫琳达的女人结婚并离了婚，然后又都和叫贝蒂的女人再婚。两个人都喜欢给妻子写表达爱意的字条，放在房子的各个角落。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都叫詹姆斯·阿兰，一个拼写为“James Alan”，另一个拼写为“James Allan”。两个人都给自己的狗取名叫“玩具”，都有一辆浅蓝色雪佛兰汽车，并且都和家人开到过弗罗里达的帕斯格雷 (Pas Grille) 海滨度假。

双胞胎詹姆斯兄弟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如此相似，但是通过研究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幸福程度，研究人员发现幸福设定值的确是存在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行为基因学家大卫·莱肯 (David Lykken) 和奥克·泰勒根 (Auke Tellegen)共同完成了“双胞胎幸福研究”。他们研究了大量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双胞胎，发现只要根据同卵双胞胎中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断出另外一个人的幸福指数，而使用婚姻或者收入等其他数据进行预测，则远没有双胞胎的数据可靠。他们比较了一起长大的双胞胎和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双胞胎，结果发现，一出生就分开的双胞胎的幸福指数的相似性和一起长大的双胞胎的幸福指数的相似性是一样的，而异卵双胞胎和普通的兄弟姐妹之间却没有那么相似。

“双胞胎幸福研究”的结果显示，基因对幸福具有50%的决定性，这部分幸福感就像身高相貌一样既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也不受人控制，而是在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由染色体的组合随机决定的。有些人生来拥有很高的幸福设定值，仿佛中了基因头彩，生就一幅阳光灿烂的性情，很容易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另外一些人则不太走运，幸福设定值比较低，无论生活条件多么优裕，仍然感到心情抑郁，每每放大生活中的缺憾和不足，终日生活在不满和抱怨当中。

美国心理学家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在《幸福有方法》(The How of Happiness) 一书中介绍说，决定幸福感另外50%的因素是个体的境遇和行为习惯。人们通常认为财富、权力、美貌对幸福至关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影响生活境遇的因素，例如身高相貌、是否结婚、健康程度、财政状况、工作性质、居住地等，统统加到一起充其量也只有10%的决定性，而另外40%则取决于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高富帅”或者“白富美”本身最多也只能为幸福感贡献10%。

决定幸福的因素

许许多多的研究证明幸福设定值确实存在。例如，从1981年到1987年，心理学家追踪调查澳大利亚公民，发现人们无论遇到好事还是坏事，过不了多久，幸福指数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美国科学家对大学本科学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人们因世事无常而变得极度喜悦或者万分痛苦，但是大约三到六个月以后，幸福感就返回到设定值。

婚姻大事对人的幸福感也没有持续性影响。心理学家在原东德和西德做过一项研究，对25000人跟踪调查了十五年。在此过程中，有1761人结了婚，但是婚姻带来的喜悦最多只能维持两年左右，然后幸福感恢复到结婚前的稳定状态。

无情的享乐适应性把我们追求快乐的脚步变得疲惫而徒劳，仿佛一个拼命储蓄的人却发现银行中的存款被定期回置为零。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适应性在进化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功能呢？

如果神经元对某个外界刺激一直做出激烈反应，那么它就会丧失对新旧情况的分辨力。如果没有适应性，强烈的感情会无限持续下去，导致机体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使人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失去敏感性和判断力，这样就会错失良机甚至断送性命。倘若兴奋或者悲痛永不平息的话，生物体会被感情所累，或者轻易夭折，或者一事无成。

科学家发现，享乐适应性对人的影响有三个特点。第一，坏事比好事容易引起关注；第二，对坏事的反应比对好事的反应剧烈得多；第三，容易接受和忘记好事，对坏事则耿耿于怀。由于这三个特点，我们显得易怒、挑剔、记仇，却不知道感恩。但是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有生物学上的道理。积极的反馈表示一切顺利，可以放心地继续做事；而负面的信号则表示危险就在眼前，必须马上采取措施。这个差别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错过了好机会不会因此而丧命，但是如果对危险情况不能及时处理，那么就命在旦夕了。

所以，我们总是感觉坏事比好事来得更迅速，冲击得更猛烈，持续得更长久，因为大脑对危险和丧失的反应更敏感更强烈，就像富兰克林曾经说的，“我们对最小的病痛比最大的健康还要敏感。”所以你会发现，完美的一天很容易被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给毁掉，多年的朋友也会因为一事不合而变成敌人。

虽然基因对幸福感有50%的决定性，但我们对它仍然还有50%或者至少是40%的控制权。因此，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来超越幸福设定值的限制。就像身高一样，虽然基因的决定性高达80%，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外界环境和生活习惯来改变身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欧洲人的平均身高每十年增长两厘米，其主要原因是饮食中的营养越来越丰富。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提高幸福设定值的方法，那么完全可以活得更加幸福。

我们所能掌控的40%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具体哪些思想和行为能够提升幸福感呢？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智者们有很多发现和论述，笔者将会在“哲思雨”系列文章中陆续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