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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 ■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为《三国演义》的重要章节，罗贯中从三十六回“荐诸葛”起，至三十八回“定三分”止，用这样大篇幅着力描写，不仅仅是构置悬念吸引注意力，紧锣密鼓地突出人物，更是一种张扬正气的政治取向，一种道德高度的价值宣示。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隆中决策的英明正确，他奠定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使他一直被世人视为中华民族的贤相榜样。到过四川成都的人，少不了要去武侯祠，在那个名胜逗留的同时，肯定还会涌上来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律：“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精准地总结了诸葛亮的一生，尤其结尾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千古传唱，感念不已。这首诗，和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更是起到了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宣传作用，以致形成一种定论，在中国，只要提到“丞相”二字，首先想到的必是诸葛亮无疑。因为在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架构中，“百官之长”的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事关整个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中国人太明白了，皇帝好，丞相好，国家就会欣欣向荣。若是庸君或是昏君，再赶上“奸相”或是“佞相”，必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杜甫之所以能写出来这首诗，也是有他深切的感受，才有感而发，才诉之以诗。 唐朝由鼎盛期转向衰败期的“安史之乱”，就是这位唐玄宗腐败堕落，相信了两个绝对的坏人，一为李林甫，一为杨国忠。结果，爆发全面内战，杜甫因此颠沛流离，远走甘肃，近十年艰难逃亡生活，穷愁潦倒，直到公元759年，得“节度使”严武聘用，才到成都任幕僚，才有可能在浣花溪畔，筑了一座草堂定居下来。 第二年春天，他探访了武侯祠，感慨万分，写下这首七律《蜀相》。杜甫写这首诗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国无能相，战火蔓延，大局仍在动乱，世间很不太平。 读唐玄宗一生的历史，“开元”时期，他的左右是姚崇、宋璟、张九龄与张说等正直之辈，在好人堆里，在君子中间，他想做坏人，想做小人，也未必成；“天宝”时期，他身边是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和高力士等奸佞之流，在恶水缸里，在化粪池中，他想出污泥而不染，也难，即使他想好，也好不了。所以，诗人杜甫参观武侯祠后，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仰慕、敬重之至，而且，更期望之至。 诸葛亮的“定三分隆中决策”，等于为刘备创造了“第二次生命”。如果说，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只是一个不自觉的乱世英雄，没有奋斗方向，没有发展目标，如没头苍蝇，瞎碰乱撞；那么，三顾茅庐以后，则是有了明确的目的，有了真切的远景，能够自觉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了。 刘备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领导人，当时，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要不是诸葛亮的辅佐，决策，参谋，加以指点，他对客观形势根本不知道怎么驾驭。“隆中对”的精华，就是曹操得天时，孙吴得地利。刘备想成事，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才是正道；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既无天时，又无地利，只有依靠人和来治蜀，以此立国，养精蓄锐，徐图来日。这就突显出“大政治家”和“普通政治家”的区别了。虽然刘备资质一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他排除关羽、张飞的干扰，三请诸葛的虔诚，以及此后对孔明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为实现“隆中对”的政治目标，不打折扣的努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刘备智商较低，可并不傻，回顾这么多年来，狼突豕奔，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和公孙瓒之流，应该是差不多的。诸葛亮提供的这些新思维，新想法，对于刘备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漂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刘备豁然开朗，有奔头儿，也有干劲儿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而息息相关的命运。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感情负担。无论干预也好，隐遁也好，都有每个人自己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曹操在冀州作玄武池以练水军这样一个动向，他也牵挂在心。说明他躬耕垅亩，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脑海里。 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为《三国演义》的重要章节，罗贯中从三十六回“荐诸葛”起，至三十八回“定三分”止，用这样大篇幅着力描写，不仅仅是构置悬念吸引注意力，紧锣密鼓地突出人物，更是一种张扬正气的政治取向，一种道德高度的价值宣示。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书，那么在善于弄权方面，当数曹操为第一好手，无人能以过之；同样，在精于用谋方面，当数诸葛亮为第一谋士，无人能出其右。这两位，善恶对峙，正邪较量，贯穿全书，一以“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杀戮开场，满纸血腥；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终结，万世流芳。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最完美的丞相形象，莫过诸葛亮。他刚一出山，立刻奠定魏、蜀、吴三足鼎立状态，改变了整个局面，谋士之谋，产生如此巨大能量，真是何其了得。从《三国演义》的早期《说三分》群体创作，到罗贯中最后成书，后又经毛宗岗父子校正，所以要对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第一次出场，如此绘声绘色，不怕重复，浓墨重彩，就是要将中国人心目中“千古一相”的形象树立起来。 话说回来，其实那位“白脸曹操”，倒成了汉献帝名副其实的丞相。从古至今，没有一位读者将“奸雄”这个特殊身份当回事儿，可笑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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