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我眼中的北京》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完整地记录了北京这座中国的文化名城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我眼中的北京》主要描写了北京当年的城市景象、文化生活、手工艺,其中有大量精美的图片、照片和绘画。眼中的真实的北京,笔下的真实的历史。 插图: 作者:(德国) 约翰·拉贝 (John H.D.Rabe) 译者:邵京辉 编者:梁怡 《我眼中的北京——拉贝日记北京卷》琐记(刘建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挽救25万中国难民而殚精竭虑,不惜以身赴义的德国朋友拉贝先生,在中国做了如此惊天动地的义举后,默默地回到故乡,不事张扬地度过了自己贫困交加的晚年,于1950年逝世于柏林。 拉贝的遗著《南京日记》,真实地记载了1937年11月12日到1938年初日军在南京的残暴罪行,同时记下了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无限深厚的感情。十余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部日记时,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能读到更多的拉贝的文稿,希望能认真地研究一下,拉贝对中国人民深厚感情的基础到底在哪里。 机会终于来了。2006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与北京联合大学的梁怡教授同赴德国海德堡,拜访拉贝的长孙托马斯·拉贝。每天晚上,当落日余晖消逝在内卡河谷以后,我们就与小拉贝和他的夫人艾莉,在灯下说起那令人难忘的往事,谈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震动的拉贝日记。小拉贝告诉我,其祖父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了30年,其中有17年住在北京。漫漫的17年中,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详尽地记载了清末民初北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名胜古迹、时政要闻。而在此之前已详尽阅览过这些日记原稿的梁怡教授,更是对日记中记载的诸多内容记忆犹新。怀着对朋友的信赖,小拉贝毫无保留地将其祖父留下的全部共20册日记原稿全都搬了出来,其中最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专门记载北京的内容竟有5册之多,题目就是《我眼中的北京》。 以后的数个通宵达旦,我与梁教授在翻译姜玉春先生的帮助下,仔细地研读了这5册珍贵的史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约翰·拉贝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以及其客观的眼光,真实地记载下1908年到1923年北京的历史状况,他摄取的史料和图片,没有一点儿自己的猜度和评论,全是取自生活,取自现实,全是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就连他拍摄的照片和亲自从民间购得的民俗史料、图片,也都是当时的原物。由于没有肆意的歪曲和带着某种轻蔑态度的截取,所以日记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我深切地感受到,约翰·拉贝完全是以一个热爱人类文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的身份出现的,正因为如此,他注意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注意记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事物,这就使这部日记全面地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和军政轶事。拉贝在北京生活期间,只是一个普通外国职员,他的足迹可以深入到胡同深处,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当时发生在北京的一切,这就保证了这部日记从市井到城郊,无所不至。又因为拉贝是一个外国人,当时在北京享有一些“洋人”的特权,一般北京人难以涉足的宫廷园囿,使馆禁区,他都能通行无阻,这就增加了日记反映的范围,比如当时中国人难以入内的景山、中南海和东交民巷使馆区等,在拉贝那里都留下了真实的图片。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是,作为一个曾长期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在多次国际学术会上与外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有不少人提醒过我,(其中不乏一些与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朋友),“拉贝是个德国人,他写的2460页《南京日记》,究竟是不是完全真实,还是应该仔细研究的,至少他反映的'南京安全区’以外的情景是否有道听途说的嫌疑,有待于我们进行认真探讨。”还有人说“拉贝这个人是否能以完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写日记,我们还没找到有力的佐证,因此,使用甚至照抄他的日记,还是慎重些为好。”我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那就是根据什么能证实拉贝的《南京日记》没有虚伪成分。 拉贝日记北京卷的发现,使我们在判断拉贝《南京日记》的真实性、严肃性上,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那就是,从“北京卷”上,我们看到了拉贝写日记的严谨、认真、公正、真实的态度。这正好告诉那些国外的学者,拉贝在此前20余年陆续写成的《拉贝日记北京卷》是《南京日记》真实性的例证。有了这个例证,我们可以更加有把握地说拉贝《南京日记》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我眼中的北京——拉贝日记北京卷》 [德]约翰·拉贝著 邵京辉等译 东方出版社 何泽慧与《拉贝日记》 对世界核物理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是《拉贝日记》在国内仅存于世的见证者。 当何泽慧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欧战爆发,欧洲通向亚洲的船只全部停运,何泽慧不得已在德国滞留下来。 世界著名的光谱学家F.巴兴教授夫妇与何泽慧在异国他乡结为忘年之交。 1940年,巴兴老人将何泽慧介绍到德国西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参加磁性材料研究。 当年,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电气和精密机械仪器产品质量很高,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西门子的产品也与军事密切相关。在西门子公司员工的心目中,何泽慧气质高雅,人们称她为“东方女神”。因此,在西门子公司,无论是工人还是工程师,都对她非常友好,从不设防,所有车间都对她开放。就这样,她结识了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约翰?拉贝先生——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 拉贝先生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作为西门子公司的总代表,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拉贝先生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拉贝先生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名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六百多名中国难民。 ………… (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2期祁淑英文) 《约翰·拉贝》:被占用和被剥削的记忆 对于中国人来说,1937年冬天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情,是一道永远的伤痕。而在刚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上,恰好有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电影《约翰·拉贝》,讲述的是拉贝先生在被日寇攻陷的南京设立安全区,救助中国人的故事。 这当然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友谊。但是在这部电影中,这份友谊看上去却有些变了味道。因为整部电影,中国人都沦为了待宰的羔羊,电影的主角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拉贝是救赎中国人生命的神,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是救主借助羔羊而成就的奇迹。这是全部的历史吗?不是!这是一个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存在的历史!可悲的是,这部电影影射出的公众记忆中南京事件中的中国人形象,恰恰是被很多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反复强化的。 美国的专业电影杂志,也就是《综艺》(Variety)杂志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按照这篇影评的说法,这部电影“是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视角去看待南京大屠杀,至于中国人,除了一个摄影师之外,其余的都只是炮灰”。 这不是历史的真相。与一般的“传说”完全相反,1937年在南京失守之后,有数量在10万人左右的中国军人留在了城中,面对侵华日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和绝对优势武器,他们和南京城的普通民众一起在街头巷尾展开了可以说是惨烈的抵抗。这个历史,见诸很多日本兵的日记中。而在武装抵抗失败之后,在因为大屠杀而已成死地的南京,滞留在城中的中国普通民众,仍然以自己顽强的生命意志,抵抗着战争机器对于人性的凶残屠杀。中华民族不息的生命力,不是因为拯救而得来的,是因为我们血管中从来就流淌着抵抗的血液。 可是,上述种种,在电影《约翰·拉贝》中完全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是“一个德国人拯救了25万中国人”这样一个故事。对于这种变异的发生原因,其实很多评论也都给出了解释。“这是一部德国人的《辛德勒名单》”。塑造的是一个德国的英雄,“是德国人英雄情结的一种泛滥”。甚至有些评论还把这种情结直接引向战后德国因为自己尴尬的国际地位,或者在“欧洲复兴”的潮流中面对美国的强势地位而产生的一种“心结”。面对这种儿童般的、一厢情愿式的英雄情结,我们当然可以宽容地面对。不过,前提是,70年后这样白日梦式的自我满足,不应该也不能以贬损另外一个民族的民族形象、抹杀另外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扭曲另外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为代价。否则,就是对另外一个民族共同记忆的占用和剥削,是在“人道主义”或者“人性”这种“善”的表象之下,强行将一个民族的形象和记忆纳入一个看似普世的体系之中。通过占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这种普世体系中复制出一个上位与下位、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虚幻关系。与此同时,又借助资本的优势来推行这种吸纳与占用,对一个民族的历史资源进行剥削,在那种看似普世的体系中生产出自己所需的思想资源和意识形态效应。 面对这种令人沮丧到无语的现实,也许惟一一句让人还有力气去说出口的话就是:希望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能够制作出那种真正可以保护到自己的民族记忆、保护好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意志的、关于南京这段历史的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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