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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教育为何不求政府恩赐？ 2016-07-23 那小兵：您提及在韩国和美国受教育的往事，也读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教育改革的说法，能否把两者结合起来谈谈看法？ 金哲朗：我在韩国和美国所受的教育比较独特，一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成长的，二是我和我的家庭的价值观与所在国教育观有某些冲突。作为一个华裔在韩国生活，被限制和被法规歧视不是一种可以逃避的事情，剩下的就是你如何从中找到生存空间，在有限的自由中获取教育养分。当年在韩国，我们的职业被严格限制，连房子大小也被限制，如此等等，这决定了我无法获得正常教育。如今中国学者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要有自由，要把人们培养成有思想，有创新，有包容，有权利，有责任心的公民，当然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标准，可是对于我那样一个被歧视的少数华裔孩子，这未免遥不可及。同样道理，一个在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和一个贵州瑶寨长大的孩子相比，他们所面对的教育需求相差万里，前者是留学苗子，后者是养猪苗子，两人的家庭对于思想，包容，权利都有非常不同的体验和理解，也不可能喜欢同一个教育标准。如果你硬说可以，恐怕那只是理想主义一厢情愿了。
有一点我必须说的，就是思想，权利，创新，包容，责任这类价值标准一旦落入政府管理的学校就必然变味，就如美国学校也一样，课堂上老师告诉大家没有上帝，大家天生都是平等的，可是孩子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说有上帝，说黑人受歧视，或者说白人受委屈，甚至不同宗教信仰说自己的上帝才是真的，孩子绝非在一个真空世界中生活，他们不得不面对具体的矛盾思想意识，学校与家长无法真正统一。于是，美国教育只能拿钱说话，你有钱就去私立教会读书，你没钱就去公立学校读书，两者水平有差别，内容也有差别，毕业出来就业机会也有差别。既然大家无法统一标准，不如搞多元化提供自由选择，比如，我在韩国上教会学校，用英语上课，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而韩国基督徒很多，于是在这个层面上找到了与韩国人的共同点，大大减少了受歧视的机会，但依然无法突破韩国对华人歧视的法规。因此，我认为韩国不是我发展的地方，选择了到美国接受教育。
我研究过以色列的教育，他们把价值观（三观）教育交给家庭教育，通过家庭的宗教信仰教育培养民族人格与独立人格，学校更多的是提供辅助性知识教育，培养孩子思考能力。对于一个不得不时刻紧握枪杆子的小民族而言，这是不得不采用的方式。你要让孩子明白，一旦你没有自卫能力，一切公义，权利，自由，思想与责任都自然消失，你不是为了自由思想而活的，你要生存就必须学会承担责任在先，就如我小时候爸爸教我练武功一样，你打不过韩国孩子就在班里呆不下去，先学会打架再考虑思想自由吧。教育是对现实需求的一种反应，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搞出自以为是的标准套用在教育上。比如，过去法国教育标榜自己最自由开放，可是如今伊斯兰教在许多学校与法国主流思想叫板了，法国才陆续提出限制法案，不但没有帮助自由思想，反而制造了思想矛盾，这是大教训。西方国家往往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天下人的价值观，这是一种自欺欺人行为，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说教育不容许自由思想就会培养出精神病者心态的人，可是从我们的统计资料看，美国自从搞去宗教化公立教育后，出现了令人焦虑的问题，比如，种族隔离问题再次发酵，平等教育变成了不平等斗争议题，自由思想变成了没有标准的思想混乱，包容变成了极端主义的避难所，责任感变成了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人把自由当成了免费午餐，只会把孩子培养成自由主义饭桶。不要把自由看成一种医学诊断标准，而应当把自由当成一种努力工作的结果看待，你要获得自由必然要付出努力，包括克服孤陋寡闻的努力，而不是等着政府给你喂“自由免费午餐”，这些都应当引起中国教育改革者们的借鉴。最后，我用一句以色列人的说法来结束采访：“你越能提出问题，你就越有思想自由”，换句话，你越贪恋别人给你思想自由，你越可能失去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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