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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天文学的开端。清代刊行的《西洋新法历书》以第谷天文学说为基础，同时也介绍了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及古西腊和中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天文学家。但是，当时哥白尼的学说是作为错误的理论加以介绍的，直至18世纪中叶，传教士蒋友仁才肯定哥白尼学说。总的说来，明末和清代的中国学者学习、研究的西方天文学主要是第谷体系。 中国学者真正了解近代天文学，是在1859年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合译《谈天》以后。《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是英国天文学家J F赫歇耳的一本通俗名著，全书不仅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而且介绍了有关恒星系统的一些内容。 但是，天文学的发展需要精密的仪器和昂贵的设备。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非一般学者个人所能置备。而作为皇家官僚机构的钦天监，其目的是为皇家的统治服务，并非科学研究。所以，当天学在王权和政治运作中变得无关紧要之后，一方面，它不再成为皇家禁脔，另一方面，官方也无意引进新技术。望远镜在明末已传入中国，但清代所制的众多天文仪器，无一装备望远镜，因为这些仪器本质上更像中国古代传统的'礼器'，而不是被作为科学仪器。 最早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机构的是帝国主义列强。1873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天文台，开展天文、气象和地球物理等综合性观测和研究工作，同时为各国海运和中外商界提供气象和时间等服务。1900年建立佘山天文台，配置了当时亚洲最大的40厘米折射望远镜，开展星团、星云、双星、新星、太阳和彗星等的观测研究工作。1894年，日本侵占台湾，在台北建立测侯所。1900年德国在青岛设立气象天测所，1911年改名为青岛观象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占领，1922年，随着青岛主权的回归，被北洋政府接管。二战时又被日本侵占，1945年为国民政府接管。青岛观象台先后从事过实用天文、方位天文、编历、太阳、小行星、星团、恒星、星云、宇宙构造等观测和研究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于1912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历，但保持了传统特色，以中华民国纪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将钦天监更名为中央观象台，其工作只是编日历和《观象岁书》（即天文年历）。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中央观象台改为天文陈列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发展，中国天文学界开始活跃起来。1922年10月30日，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随后创立《中国天文学会会报》。1924年中国政府接管了青岛气象天测所，改名为青岛观象台。1926年广州中山大学数学系扩充为数学天文系，于1929年建立天文台，1947年成立天文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成立'时政委员会'以编制、颁布国民历。1927年7月，成立观象台筹备委员会。1928年成立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高鲁选择紫金山作为天文台台址。先后建成子午仪、赤道仪、变星仪等天文观测仪器。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正式建成。抗日战争开始后，于1938年迁往昆明，在凤凰山建立观测站。根据1936年天文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工作主要有下列各项：观测天体方位，以从事理论天文学研究；观测天体形态、光度、光谱，以从事天体物理学之研究；编历授时；测量经纬度及子午线；编撰天文学图书；答复政府及社会对于天文问题之咨询。 上述天文机构积极参与国际联合观测，同时进行资料交换。严格说来，青岛观象台和徐家汇、佘山天文台的工作都不能归入中国天文学之列，只有紫金山天文台是第一个真正由中国人独立创建起来的天文台。应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近代天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留学归国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高鲁、秦汾、朱文鑫、余青松、王士魁、李珩、吴大猷、沈睿、周培源、张云、张钰哲、程茂兰、潘璞、戴文赛、赵讲义、赵却民等。他们引进西方现代天文学，使天文彻底洗脱了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的官方性、政治性和神秘性，成为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天文研究机构，为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大学设立天文系等天文教育机构，开展天文教育工作，使中国天文学事业后继有人；创办天文学学术刊物和普及性刊物，建立学术团体，扩大了中国天文学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提高了中国天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有的各天文机构，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将佘山天文台和徐家汇天文台先划归紫金山天文台领导，后合并为独立的上海天文台；将昆明凤凰山观测站划归紫金山天文台领导。1958年开始，在北京建立了以天体物理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天文台──北京天文台。1966年起，建立了以时间频率及其应用研究为主的陕西天文台；1975年起，把昆明凤凰山观测站扩建成大型综合性的云南天文台。1958年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天文仪器厂。 在天文教育方面，1952年广州中山大学的天文系和济南齐鲁大学天算系（成立于1880年）中的天文部分集中到南京，成为南京大学天文系。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设天文系。同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设天体物理专业。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3年扩大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设天文史组，专门研究中国天文学遗产。 1957年建成北京天文馆，在普及天文知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繁荣和推进天文科学，中国天文学会于1953年开始出版了《天文学报》。北京天文馆于1958年创刊《天文爱好者》月刊，大力传播天文科学知识。 至1978年，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射电天文学、理论天体物理学和高能天体物理学以及空间天文学等学科，填补了天文年历编算、天文仪器制造等空白，组织起自己的时间服务系统、纬度和极移服务系统（见国际时间局 、国际纬度服务、国际极移服务），在诸如世界时测定、光电等高仪制造、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恒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理论、某些理论和高能天体物理学的课题以及天文学史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天文学突飞猛进。天文台、站的建设与装备，天文研究，天文教育，天文普及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面貌。 我国的天文机构，在80年代初即已形成五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北京天文台、云南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一厂（南京天文仪器厂），三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三室（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研究室、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天体物理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数学天文学史研究室），四站（武昌时辰站、乌鲁木齐天文站、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广州人造卫星观测站）和一馆（北京天文馆）。过去数十年来，这些机构的装备上有飞速的发展。北京天文台1984年建成了由28面9米天线组成的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1986年建成了太阳磁场望远镜，1988年建成了1.26米红外望远镜，1989年安装了我国最大的光学望远镜──2.16米望远镜；1987年上海天文台建成了1.56米天体测量望远镜和天线口径为25米的甚长基线干涉仪站；1990年紫金山天文台在青海德令哈安装了13.7米口径的毫米波望远镜。1994年乌鲁木齐天文站建成天线口径为25米的甚长基线干涉仪站。这些望远镜都装备有先进的辐射探测器和终端设备，自适应光学、光干涉、光导纤维等新技术开始应用于天文观测。这一系列观测设备的建成使我国天文观测能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设备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它们的研制成功，也标志着我国天文仪器研制能力的飞跃。其中，太阳磁场望远镜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16米望远镜的建成使我国拥有了远东最大的光学望远镜。此外国家重点工程──LAMOST，建成后， 使我国在多目标光谱观测方面挤身国际先进行列。 这些重要设备分别划入北京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云南天文台联合组建的光学开放实验室和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北京天文台联合组建的射电天文开放实验室，对国内外开放。 在天文刊物出版方面，先后于1981和1983年创办《天体物理学报》和《天文学进展》。 我国的天文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天体测量研究方面，1986年陕西天文台建成了高精度长波授时台。地球自转参数测定实现了由经典仪器向人卫激光测距仪和甚长基线干涉仪等现代化仪器的过度。星表研究成为我国天体测量的一项有特色的研究，既满足了国内大地测量的要求，又为FK5作出了贡献。地球自转研究同地球动力学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天文地球动力学。 在天体力学研究方面，突出发展了人造卫星动力学和小行星运动研究。一方面组织人造卫星观测任务，一方面发展精密定轨和轨道改进技术和理论，两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发现并已获永久编号的小行星100多颗。 在太阳物理研究方面，在21周和22周太阳活动峰年期间组织了多次联合观测，组织和参与了'日不落'连续太阳磁场国际合作观测，取得了大批有价值的耀斑资料。发现了毫秒级射电爆发许多特征，增长了对太阳活动规律的认识，成功地进行了太阳活动预报。此外，还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日食观测，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 在恒星物理研究方面，发现了许多耀斑、共生星、行星状星云、超新星和一些有趣的恒星活动现象。在恒星对流和中子星类别方面提出了有特色的理论，在激烈活动天体的研究中，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在星系和宇宙学方面，发展了搜索类星体候选天体的技术，成功地发现了大量类星体候选天体。在观测宇宙学方面完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进一步密切与国际天文界的联系，加强了国际合作。1982年来，国际天文联合会（IAU）每届大会中国天文学家都组团参加，叶叔华院士当选为20届、21届IAU执委会副主席，20余人担任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有三人担任专业委员会主席。在我国举办了一系列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各天文台积极组织或参与了多次国际联合观测，成为国际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1989年，建立了世界数据中心中国中心天文学科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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