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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ixabay） 但凡叫个城市，就会有厕所，这好像是常识。厕所的故事，走了几十年。
但是在中世纪，这个常识不存在。17世纪的巴黎，街上的行人，要时刻提防着两旁的楼宇，说不定哪个窗口突然打开，“哗”的一声，一桶粪尿就泼将下来，淋你个一身，让你这个行人欲断魂。巴黎如此，中国和印度，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相对而言，中世纪的中印，城里的楼房不多，粪便自天而降的概率不高。需要留神的是脚下，“地雷”相当多。
当然，相对于印度，中国的城市，还算干净。尤其是南方，周边的农民勤快，对于“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道理，体会颇深。
城里居民的粪便，装在马桶里，每天都有人来收，不是白收，要给钱的。居民晚上排了泄，早上还能卖俩钱，何乐不为？所以，每天清晨，农民进城收粪的时光，整个城市弥漫着浓烈的臭味，如果有体育爱好者，出来晨练，是非常不适宜的。 （图：pixabay） 那时的城市，也有公厕。但所谓的公厕之公，是指公众方便而言的，要论所有权，那都是私人的。这样的公厕，“文革”时的南方小城市，也还存在，属于各个生产队。里面的粪便，都很金贵，如果不相干的人来偷，是要打架的。别的地方不知道，反正浙江的小县城，到处都是。每个公厕都很简单，一个棚子，中间隔开，一边一口大粪缸，算是男厕女厕。粪缸前面，是一个半圆木做成的坐杆，坐在上面，屁股撅在粪缸里，屎尿随便。但是，方便的人，要面对着街，没有任何遮掩，男厕女厕，也只隔一个隔板，如果正好一对男女如厕，一边方便，可以一边聊天调情什么的，也免不了。这样开放的厕所，如果是北方人，会有许多的不自在。这样的厕所，无论在什么时代，都非常的干净，刚有点粪便，马上就会被弄走。即使在大集体的时代，浙江的农民，种地也相当上心。
但是，同样是南方城市，如果周边农民不那么勤快，城里居民的排泄问题，也会造成污染。好在南方的城市一般都靠江傍河，从吊脚楼里，粪便直接倒进江河，是常见的景象。雅是不雅，这样的污染，比起今天的工业污染，还是要好得多。
北方的城市，排泄物的消化有点麻烦。当然，农民也有进城收粪的，但不如南方那样的勤快。收得不及时，早上起来，大妈们街巷口一倒，也就完了。至于行人随地大小便，更是天经地义。别说保定、张家口，就是北京也脏得不行。明朝的时候，还有大小的沟渠，顺着排出去。清朝入关，满人当家，不懂疏浚沟渠，大部分都淤塞了，加上街道又都是土路，旱天都是土，雨天都是泥，无论土和泥，都掺和着大量的粪便。只有皇帝出来走的路，才会铺上新鲜的黄土，可是皇帝又不常出来，所以，整个城市臭烘烘的。有钱人坐车乘轿，还好一点，没钱人全靠两条腿，出来走路，同样是欲断魂。
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哭着喊着非要派公使驻京。真的来了，公使和太太，都感觉味道太大。在别的城市，他们可以在城外的某个地方，开辟一个外国人的居住区，就像在上海那样，不进县城，在一片荒滩（就是今天的外滩）上租块地。可是进了北京的老外，却非待在城里不可，要求离皇宫越近越好。于是，东交民巷一带，就被划了出来。非要住在城市的老外，在最初的岁月，也就只好享受跟中国人一样的待遇，忍受味道和污秽。 （图：pixabay） 1900年，八国联军（实际上是11国）打进北京，对北京城实行分区占领。俄国人的占领区比较胡来，他们除了欺压百姓，别的不管。但其他国家的占领区，对于北京城区随地大小便这事儿，还是比较头痛。于是严令禁止随地方便。最蛮横的德国人，夜里巡逻，只要听见有小便声响，抬手就是一枪。八国联军走了，清朝的新政来了。新政期间，北京人在警察的管理下，照旧在公共厕所方便。然后组织人淘粪，统一卖给农民。只是，以前农民进城买粪，钱归居民，现在掏粪组织淘粪，粪头们卖粪得一份钱，居民还得给他们交清洁费。
但是，不管怎么样，北京城干净了起来，在英国记者莫理循眼里，这样的北京城，简直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儿。原来对于北京味道大为头痛的老外，不再躲在东交民巷，乐于出来租住民房了。把四合院拾掇拾掇，住在里面蛮舒服的。当然，跟北京人一样，早上起来蹲坑，一边蹲坑一边聊天，他们还是不习惯。他们用的是马桶，早上由佣人倾倒在收粪的粪车里。
到今天，城里已经普及了抽水马桶。但在20世纪30年代，在周谷城先生眼里，这还是个梦。厕所的故事，走了几十年。 摘自《张鸣重说晚晴民国》 不要想歪，我们说的是厕所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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