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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娜编译自托马斯·巴尼特博客2015年4月8日） 此文是应《绅士》杂志编辑邀请为2008年秋季刊写的一篇文章。在与海军作战部长（CNO）战略研究组（SSG）某成员的一次长时间采访中被问及时，我才回想起这篇文章，此文尚未正式发表过，因此现在我把它公诸于众——只当我自己的记录。 一个未经考验的新总统面临两场继续进行的战争，令人深感忧虑的国家经济、国际制度正在经历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更为根深蒂固的经济骚乱......如果说曾经一个时期我们需要有远见的战略家，就是现在。因此我们要求专栏战略家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P.M. BARNETT）帮我们想出如何为这一动荡时期构建一个基础，他刚刚完成新著《超级力量：美国与后布什时期的世界》。这里是他对成为一个“大战略家”所需资质从摇篮到坟墓的探索，也附有一篇有关我们的当选总统能否胜任的短评。 为什么目前美国的大战略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大战略更为重要，有四个根本原因。 首先是美国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版本提供了模版，取代了殖民时期欧亚帝国追求的世界一体化模式。这些联合起来的国家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最古老最成功的跨国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盟，这些国家联合的一体化如此成功、如此深化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把我们带向今天这一状态的神奇之旅。我们不应忘记，因为这是我们赋予世界史的基本礼物，目前正在寻找它的复制品——最终——我们从欧洲开始扩张。这一模式的成功案例欧盟，已使欧盟成为未来全球化的第二大模版。通过改进原模版以及未达到原模版的状态，为世界提供了一幅经济动荡时期急需的对照图（如，“慢速”的全球化与我们“快速”的全球化相对照）。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目前是唯一一个能够在稳定的欧洲后军事、拥有稳定身份认同的后民族主义成就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前军事、前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之间发挥历史性桥梁作用的国家。换言之，欧洲经历了20世纪冲突的主要根源（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亚洲新兴大国——日本除外——正在迅速接近这些历史性阶段，极大地寄希望于他们经济的市场化将使他们的社会与世界一体化以便消除这些陷阱。然而，这一交换对整个星球而言却是实质性的，因为在全球经济快速一体化的时代，亚洲国家有涡轮增压式的全球化动力，已达到再度担心过去几十年大国之间有关资源、市场及军事同盟的零和竞争的程度。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帝国的幽灵。在追求一个“理想帝国”时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美国曾一度保持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防御我们苦心建立的全球制度。欧洲不再能够担任这一力量角色，亚洲——普京除外——寻求避免与之相关的诱惑。 第三，在缺少一个能够阐述此角色理论的清晰大战略的情况下，美国保持作为全球军事利维坦地位的能力远不能得到保障。这一详细论述能够保持美国公众对常规军事力量使用的支持，也能够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疑虑，通常被认为是武断的或自我强化的目的。作为目标的“最佳击球点”因此是说给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的憧憬：“这些是美国军事力量部署以改善全球安全环境的大家共同同意的条件。”这是告诉世界我们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的吗？是的。但是这更多地界定了“上限”，或是我们不能跨越的界限，而不是“下限”，我们被迫做出的最小努力。坦白地说，鉴于我们整体的财富、地缘安全及对他国的责任意识，美国的担心总是倾向于上限（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而不是下限（我们是否应该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希望对我们走向海外的倾向有所限制，正如其他国家所希望的那样。如果这一愿望能够得到合理地实现，这一大战略就能够维护并使我们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合法化。 最后，美国的大战略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与现行的全球化轨道是如此地格格不入。我们正在发动一场其他国家似乎都不承认的“全球战争”，我们一如既往地夸大敌方力量以至于激起我们最亲密盟友的不信任感。当这个世界正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前进时，美国似乎是多虑且好战的。当这一现象成为范例时，炫耀世界上最大的“枪”，貌似极大地干扰了全球趋势，在国际体系中播下了不确定的种子，表明我们不清楚未来的走向。欧洲和亚洲都不能填补这一视野真空，因为尽管它们都能够提供模式（欧洲的国家一体化、中国的国家发展），但除了美国没有国家能够提供一套消除抑制型冲突风险的可靠机制——然而冲突已经升级。战争的代价决定着全球市场中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美国要么支持那些“有价证券”，要么他们——就像我们的金融市场——将遭遇行情的剧烈波动。 “9.11”以来的动荡时期赋予我们这个世界更快的旋转速度，美国在寻求大战略设想以鼓舞我们的斗志并指导我们的行动，但是它失败了。此时我们应当点燃希望，但是我们却激起了恐惧，此时我们应当建立桥梁纽带，我们却筑起了围墙。 我们必需做得更好。全球化目前受制于有史以来最严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我们身处的网络化时代首次真正的全球性灾难——层层叠加——就像是我们最糟糕的千年虫想象中的整个系统的混乱。 因此我们如何制定这一时期的适时大战略？ 部分问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从大战略角度思考问题了。我的意思是，当你是这个体系内的唯一超级大国时，你的大战略将在逻辑上确保你保持老大的地位。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这一目标是足够的且容易实现。但一旦我们抛弃新保守主义的眼罩，扩大视野将全球化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及伴随着这一进程出现的新兴大国考虑进来，将大战略缩小到仅仅是“硬权力”的倾向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目前正处于破产状态的利维坦而言。 因此，从建设美国制定和维持一项持久的大战略的能力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培养足够多的具有这一重要任务需要的全面技能的领导人。 什么是大战略？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就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大国而言，大战略首先涉及对一些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我们国家的地位、繁荣及安全在这一世界秩序中能够得到极大地加强，策划并保持一个通往预期结果的通道，同时运用——最大可能——我们国力的所有要素致力于创造这些条件。当然，这些大目标通常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因此拥有连续的大思想家对维持我们的战略重点至关重要。 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带你体验我自己在研究美国大战略和战略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特质和技能，伴随有我自己在过去20年美国国家安全共同体中努力扮演此角色的努力。 我们将从一些基础理论开始，随后过渡到更为复杂的技能，最后考察目前大战略的市场。 成为大战略家的准备工作 首先，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很重要，不是一个完美的童年，但当然也不是一个给你留下永远伤痛的童年。如果你总是处于一个防御性的蜷缩状态，你不可能看得太远。儿童心理学家说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认为这个世界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因此艰苦的童年会产生黑暗的悲观的世界观而快乐的童年会培养一个人要把世界变得更美好所需要的乐观情绪。大战略不仅仅是只关注防止出现糟糕的未来。这是所谓的意外事件预案。确切地说，大战略是有关通向最佳可能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的国家能够成为希望的那样。 其次，出生顺序也很重要。家中排行老大的人往往容易成为主管，意味着他们经常负责实施大战略策划，而家中的“婴儿”往往容易鼠目寸光，乐意拖延新想法。因此如果你认为大战略是某种宗教三拼图，是年幼的兄弟姐妹说出预言，而年长的最终承担起发言人的角色。大战略家需要是天生的销售员或者有高超艺术的说客，你会发现在那些被迫在一个更为强势的兄弟姐妹世界中施展自身魅力的人中间，情商会进一步减少长幼顺序的影响。 再者，结婚生子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成功的婚姻会促使一个人不断做出性格调整，或尽管不断面对日常生活挑战，但能够培养一个人理性思考通往幸福之路的能力。大战略家需要是快乐的勇士，因为暂时的挫折和障碍会在任何长期探索塑造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有孩子很重要因为孩子能够将你和未来联系起来，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会都死亡。对异族婚姻和收养孩子实行奖励政策，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剥夺你的肉体快乐。 最后，要意识到中年危机。大战略，就像青春，很大程度上被浪费在年轻的时候。人到中年时你才能够最好地处理所有复杂的事情，但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们最有可能遭遇低谷，或是失去的梦想与尚存的希望之间的最后挑战。如果处理得好，你的中年能够加速提升你的思维能力，帮助你从单纯的分析进入真正的整合——大战略思维的标志。如果处理得不好，你会发现自己独自坐在红色的马自达轿车里，一幅厌世的愤世嫉俗的样子，周末驾车去接孩子。 大战略家的人格类型 自我意识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相当大的自我意识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战略家。为什么？你越是能够成功传播你的观点，你就越是经常被陌生人称作十足的哑巴驴。对美好未来的宏大想象——理智地说——是最有可能减少批评声音的。任何人都可以将其视为“你已经明确忽略的一件事！”技巧是要传播你的观点，你需要让他人接近，尤其是你试图抓住眼球的那些年轻人，当没有被说服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最鲁莽的听众。因此需要“厚脸皮”，还有信心能够使你在面对一开始糟糕的推销业绩时拒绝简化你的材料。正如凯恩斯同时代的一个人所言，“他从来不把前灯调暗。”当你从几十年的角度考虑，你会继续坚持远光灯。 乐观主义至上。未来学家彼得施瓦兹宣称，“乐观主义者不时那些不希望遇到挑战的人，”而是那些“相信挑战能够克服”的人。大战略家往往是“狐狸”成分多于“刺猬”成分，意味着他们能够就一个具体问题想出很多可能的解决方案，而非总是达成最舒适的、传统的答案——因此他们有信心解决任何困难。他们是最高秩序的辩护者，以至于任何事实上的结果都可能被解毒为另一个指标“一切都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狂妄自大是职业风险（如理查德尼克松），可以用自我贬低的幽默感得到最佳治疗（如亚伯拉罕林肯）。 最沉默的内向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拥有典型的大战略家的分裂人格：心灵和思想的超凡赢家，孤独的思想家，孤傲地站在人群中。大战略家是知识界的格劳乔马克斯：在避免成为能够为任何一家俱乐部会员的同时渴望大众接纳，他们在逃避单调沉闷的理解的同时又在寻求引领传统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仁慈和偏执的奇观混合体：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熟人，但他们却很少有亲密的朋友（如罗纳尔多里根、富兰克林罗斯福）。擅长让他人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很孤独，被迫害的远见者（尼克松及他的偶像伍德罗威尔逊）。 永不满足的海绵性格。战略思想家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很好奇——泰迪罗斯福就是例子。他们广泛阅读并对见过的人和听过的故事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对大众流行的东西有真正的兴趣，与他们高情商相配的还有，对不喜欢他们的人能够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正如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所写道的林肯，他拥有“将自己置身于他人处境的天分，感受他人的情感，理解他人的动机和愿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强烈的同情心使他们在面对危险甚至灾难时表现得无比镇定。有了这些知识的武装，他们能够使自己远离危机动态。大战略家很少对人类事件的进程感到吃惊，通常都是感到悲伤。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非“如果的世界”。 大战略家的教育 丰富的思想。大战略家往往是水平地看世界，而不是垂直地。他们很自然地将一些点联系起来，比他人先认识到过程和模式。他们努力接触新事物而不是深入研究熟悉的事情。他们倾向于学习“如何”胜过“什么”，更喜欢自学而不是被他人教授。他们对知识的交叉学科极感兴趣（如，美第奇效应）。他们天生具备从冲突中识别力量的能力，因此他们能够找到根本原因而不会受现象干扰。如，西奥多罗斯福能够从自学成才的环境学家角度仔细剖析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他将政治理解为最胜任者的斗争，也积极寻求拉平这些竞技场——国内的和国际的——以期避免过度的自我毁灭和不可持续的竞争。 天生的翻译家。成为一个大战略家最好的实践准备便是尽可能地学习多门语言——泰迪罗斯福另一项传奇技能。学习语言——实践层面和技术层面——教会你如何掌握新词汇及其中蕴含的逻辑。在几乎每一个专业都有日益专门化的词汇时代，这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学习语言能够使你沉浸于他人的思维过程，赋予你认识世界不同的视角。可以将你置身于他人的处境，这对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语言学习还可以加强你的模仿能力，因为说俄语或汉语，你就必须表演一点俄语或汉语。如果你真想与外国领导人或观众取得联系，你就必须进入到他们感到舒适的区域，最佳的方式之一便是表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位掌握舞台艺术的统治者，里根总统也是。 软科学。大战略家更为自然地就置身于所谓的软科学中，如政治学（威尔逊、亨利基辛格）、经济学（凯恩斯）、历史（泰迪罗斯福）、法律（汉密尔顿、林肯）。的确，当硬科学家陷入到争论中，经常会伴随令人难以忍受的道德嗜好，因为这通常会影响到日后他们职业生涯的改变，经常是出于对政治世界不公正而产生的愤怒。因此尽管硬科学家通常是最常见的持不同意见的人（如，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数学家阿勒科山德索尔泽尼特）和尖刻的政权批评者（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但他们极少成为大战略思维的优质源泉。大战略基本上涉及到全球层面的政治斗争，因此它只能作为一门可能的艺术得以最佳实践而不是一个逻辑上的设计问题通过数字运算解决。 一般而言，硕士学位就可以使你进入参政部门和政府机构，但是要避免日后出现任何晋升的极限就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法律学位就相当于博士，但是MBA级别就要低一些。通常，任何大学毕业的博士都要比硕士占优势。证书经历包括在政府、军队或国际投资银行的工作期限。就威望而言，要击败常春藤联盟的博士或最初任过教职的人很难。当然今天金刚（King Kong）已经是一个四星陆军上将及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似乎有意问鼎这一清单中的每一项权力职位。渐渐地，我们看到一开始遗留下来的艺术家（如，基辛格、詹姆斯贝克）在政府任期满后开始在一些私人部门发挥他们的才智。为适应全球化时代边界联合的趋势，世界体系中的很多最大的结构性链接目前正在新兴市场国家、全球范围的跨国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全能型”银行之间构建（就是那些涉及到零售和投资部门的银行）。这是你的挚友（哈佛博士，在国防部工作了7年）这些天从事他职业的地方。最后， 今天每隔三到五年出版一部厚重的高级的书籍是时髦的行为，如果他们是百万畅销书，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那些书一样，你就可以荣登达沃斯头条了。然而，作为大战略家的专栏评论家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新闻敏感性，他们倾向于频繁地转换话题而无法维持一个持久的视野。 …… …… …… 未完待续，如何成为一个大战略家（中）见明日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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