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昌叔叔婶婶

我在1977年的夏末初秋认识了南昌的叔叔婶婶。
那年夏天，我在大学等待毕业后的工作通知。系里的排列前三的三个领导达成共识，分别找我谈话，说系里定了我留校，但是有“但是”。我那时不懂“交换”、“权宜之计”等等这些词的用途，听说了事情的亲朋好友告诉了我可以用这些词怎么用这些词。我没用。心里的我在说，承诺不可以有真有假，承诺了没有反悔没有隐藏。于是，我被通知去江西井冈山山顶气象哨报到。
心情很糟糕。八月底，一个瓢泼大雨的晚上，我坐上去南昌的火车。
南昌叔叔姓钟，那时是南昌手表厂的厂长。我父亲的师弟当时的上海手表厂厂长家康爷叔给钟叔叔打了电话。南昌手表厂在南昌火车站的边上，下了火车，从月台右边的一条路向前走一段右拐后前方便是。我第一次在厂里见到钟叔叔，高高的个子，脸上满是笑容，对我说：“侬是朱建啊。”顿时，我的心里见到了久违的阳光。钟叔叔带我到厂办公室，我见到了婶婶，美人一个，温婉典雅，穿戴有味，交谈有品。
婶婶放下手中的事情，带我去家里。出得厂门进得左边的小院，是工厂的宿舍区。叔叔婶婶的家在三楼，一套二室一厅的老住房。我见到了慈祥和蔼的阿爷阿娘和漂亮温柔的芳红妹妹方骥弟弟。
从此，我住在了叔叔婶婶家，叔叔婶婶帮着我、扶着我，走过了我职业和家庭奠基的最初最重的几年。
二个月后的十月底，我到正在筹建的南昌气象学校报到了。因为叔叔婶婶舍得家里珍藏的礼品；因为叔叔婶婶四处走访询问求情；因为叔叔婶婶想方设法竭尽全力。
二年后的夏末初秋，我的孩子出生了，健康快乐地在南昌成长着。因为叔叔婶婶半夜起床泡奶粉抱着哄着；因为叔叔婶婶把断奶最初三天的我的孩子疼爱得留在身边，第四天我见到婶婶双眼深陷脸色憔悴；因为叔叔婶婶每个休息天早早在菜场买了活的淡水虾，烧开的水里放些盐熟了虾，一个个剥了喂。有些个星期天我们晚到了，婶婶不放心，打电话到学校，到八一广场去等校车；因为叔叔婶婶每到暑假寒假提着行李袋在火车站送着迎着，有时深夜，有时凌晨；因为叔叔婶婶出差成都回来给我们带了涪陵榨菜，出国瑞士回来留了一大盒巧克力等我们度假回来，说一定让我们尝尝。
六年后，我带着孩子到了福州，结束了分居两地的生活。因为叔叔婶婶千方百计排除障碍，因为叔叔婶婶为我办好了调令整好了行李送我们到火车站；如同六年前为我重新办好了毕业分配通知，送我去学校报到一样。
离开南昌三十多年了，我逃不开越来越淳的回忆。我因为不会“交换”和“权宜”，认识了南昌叔叔婶婶，从此我知道了可以不要“交换”和“权宜”，“承诺”和“信守承诺”更好；我因为迷茫和困惑，认识了南昌叔叔婶婶，从此我知道了用坚定和坚持，可以使迷茫和困惑离去；我因为离家和陌生，认识了南昌叔叔婶婶，从此我有了似家般的亲切更胜似家的温暖。
我很幸福，我很幸运，因为我遇见了南昌叔叔婶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