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城市管理者，人口是城市福祉而非诅咒

金羊毛工作坊：从整体来看，将北京人口驱赶到廊坊和石家庄，反而是更加不环保的选择。因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加环保，小城市比农村更加环保。道理很简单：集中比分散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因此对环境更加友好。

文章：人口是城市福祉而非诅咒

来源： 久淳堂

作者： 金旼旼

城市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良性城市是穷人“搭便车”、劣性城市是富人“占便宜”。

环顾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在人口减少情况下实现的。历史规律是：城市发展人口增加，城市衰败人口减少。

大城市比小城市更环保，小城市比农村更环保。道理很简单：集中比分散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因此对环境更加友好。

不能以静态思维管理动态社会。静态思维以供给为出发点，通过限制需求实现平衡。而动态思维以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增加供给实现平衡。

人，不是可以被调控的目标，而是资源调控所服务的对象。去控制人，而不是增加物，这是一种人不如物的傲慢，是一种对文明发展的根本性曲解。

穷人是城市成功的标志

城市里房价高、交通堵、空气差，但为何源源不断的人口依然不断涌向城市？并且，为何城市不只吸引富人和精英，还吸引着低技能劳动人群，甚至流浪汉。

对富人精英和企业来说，城市意味着机会和效率，因而是更加“经济”的选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解释说：“之所以能承受城市带来的更高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理由是城市能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

从纽约曼哈顿第41街到第59街的一英里距离内，雇员人数达60万，超过新罕布什尔州或缅因州；人均薪酬10万美元，每年的薪酬收入超过俄勒冈或内华达州。

对穷人来说，城市不仅意味着工作机会、中产阶级“跳板”，还意味着交通、医疗、教育、慈善等福利，因此他们宁愿挤在城市贫民区也不愿回到乡村。

格莱泽认为，出现大量穷人是城市发展成功的象征。由于城市公共服务是“普惠”的，即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人，因此一个公共服务完善的城市会天然吸引穷人前来。

而为城市公共服务贡献更多税金的富人，之所以容忍穷人“搭便车”，很大程度是因为穷人的到来提供了廉价服务业。有人开玩笑说，住在纽约曼哈顿岛的不是弱势群体就是风险资本家。虽是玩笑话，但的确揭示出富人和穷人共享城市的默契。

因此，试图把低收入人群清理出城市，无异于在人为破坏城市居民之间所达成的默契。按照人的经济产值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留在城市，这既是不人道的，更是不经济的（北京2016年上半年服务业劳动力缺口已达17.6万）。

北京城六区如火如荼地将穷人扫地出门，但事实上城六区的经济运转仍有赖于上述默契和平衡。因此，清理人口措施只能产生“账面”效应，而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其所能实现的，不过是将快递小哥从朝阳区轰到了大兴区，大幅增加其每天的通勤时间和成本。

因此，抛开冠冕堂皇的理由，对这一政策的最恰当描述是：公开剥夺穷人的城市生活福利，而默认穷人提供的城市基本服务。在纽约，城市是一个穷人“搭便车”的场所，而北京却成为一个富人“占便宜”的场所。

人口多少是城市繁荣度的晴雨表

支持控制城市人口者的最大理由是，城市资源有限，因此为了城市更好发展，必须减少人口。但环顾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在人口减少情况下实现的。历史规律是：城市发展人口增加，城市衰败人口减少。

例如，纽约自1698年建立以来，人口只有在1960和1980年代短暂减少过（而这正是纽约犯罪率高升、城市吸引力下降的时期），其余时间人口一直在增加。2014年统计显示，纽约人口达849万，比2010年增加了3.9%。

再比如东京，1920年人口370万，到2015年达1349万。期间，东京人口只在1975-1980年代和1990-1995年代出现减少。众所周知，由于石油危机，19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遭遇工业生产下滑和通胀飙升困境，而1990年代初期则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期。

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人口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人口增加又给城市发展提供新一轮的动力。

无论是纽约、东京还是北京，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人口生活水准的提高是基本同步的。例如，1990年，北京常住人口约1100万，但人均居住面积仅7.7平米，人均预期寿命72.47岁；而2015年，北京常住人口2170万，但人均居住面积31.69平米，人均预期寿命达81.95岁。

人们或许担心，大量人口涌入会导致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从短期来看，的确如此；但从中长期来看，源源不断流入的人口，意味着城市劳动力、财富、智力的累积，反而会增加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准。

担心人口增加会导致城市资源稀缺，和计划生育政策一样，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这种思维将资源视为是有限的，而将人口视为包袱。但这种思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因素：人的创造力才是最大资源。

电灯、抽水马桶、地铁、摩天大楼、污水处理系统……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都发端于城市，他们中的很多都是为解决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病而诞生。而每一种发明都极大提高了城市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令今天的城市比中世纪城市可以容纳更多人口。

大城市是更环保的选择

将北京城六区的人口驱赶到郊区，甚至河北，这并没有解决控制人口论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整个华北大地都是缺水和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

从整体来看，将北京人口驱赶到廊坊和石家庄，反而是更加不环保的选择。因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加环保，小城市比农村更加环保。道理很简单：集中比分散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因此对环境更加友好。

仍以纽约为例，纽约市公共交通系统每年消耗4200万加仑柴油和148亿兆瓦电力，但其运送的乘客高达26亿人次。纽约每人次出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9磅，而住在郊区的美国人每次驾车出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磅，是纽约人的10倍（格莱泽）。

在纽约，可以步行或坐地铁去超市、饭店和电影院，而在弗吉尼亚的乡村，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开车。在纽约或许空气比弗吉尼亚更差，但从总体来看，人均产生的污染却要低得多。

这个道理对中国是一样的，如果整个华北都面临缺水和雾霾的问题，那么将散布在整个华北大地的人口都集中到北京、天津等少数超大城市，电力、燃油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无疑更高、污染治理变得更加可控、空气改善的可能也更大。

集中的人口也意味着政府用于改善环境的公服务开支将变得更有效率，试想一下，在拥有50万人口的北京天通苑社区建设一个公园绿地或一座污水处理厂，和在河北易县建设类似设施，同样公共开支所实现的社会效益会相差多大。

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静谧美好，但自然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人迹罕至，保护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人类活动远离自然。如今，美国81%的人口居住在仅占全国总面积约3%的城市中，人类活动向大城市收缩，实则是给自然环境留出了更多喘息空间。

不能以静态思维管理动态社会

无论从经济还是环保的角度来说，城市都应该容纳更多人口。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其人口规模应当大致相当，这是因为人口是自然流动的，总会流向机会和财富更多的城市。

东京都市圈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29%，GDP占全国的33%，纽约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6%，GDP占全国8%；伦敦人口占英国总人口22%，GDP占32%。（傅蔚冈）

但2015年北京人口占全国的1.6%，GDP占全国的3.4%。通过数字对比可以发现，按照北京目前的经济实力，北京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并且考虑到北京市目前人口中有38%还是非户籍人口，也就意味着北京以占全国3.4%的GDP规模只提供了不到全国1%人口的完整公共服务。）

而将北京人口向外迁移，比如向河北转移，其结果是将人口从高效率地区向低效率地区转移。2015年，河北人口占全国的5.4%，但GDP只占全国的4.4%。按照正常经济规律，应当是河北人口继续向北京流入。

可见，人口向经济规模更大城市汇聚是市场规律使然，如果我们接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口号，那么就应当以动态的、流动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人口变动。

在一个动态社会，不能以静态思维进行管理。静态思维以供给为出发点，通过限制需求来实现平衡。例如，北京的道路、房屋、水、教育、医疗资源已经告急，因此必须减少人口流入，并设置户籍、纳税、限购、学籍等种种限制措施来遏制需求。

而动态管理思维以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增加供给来实现平衡。学校不够建学校、医院不够盖医院、地铁不够修地铁……北京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人才、资金储备，如果连北京都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指望河北提供么?

人不应是被调控的指标

至此，可以得出最终结论了：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参照目标，即城市应当提供相应公共服务供给的参照物；人口不应成为城市发展的调控目标，即通过限制人口流入，或者限制公共服务的“普适性”来实现城市公共资源的供需平衡。

人，不是可以被调控的目标，而是资源调控所服务的对象。去控制人，而不是增加物，这是一种人不如物的傲慢，是一种对文明发展的根本性曲解。

城市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实现公共服务的“普适性”，何时到来、住在哪里、收入多少，这些都不应当成为公共服务差别化对待的理由。

将低产出、低收入人口清理出城市的做法，加上此前已经出台的种种限制性措施，北京事实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基于歧视的公共服务体系：居于城六区的户籍富裕人口位于这个体系的顶端，而居于城郊的非户籍贫困人口位于这个体系的底端。而歧视的罗盘是：先来后到、嫌贫爱富。

文字和所有照片版权均归久淳堂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