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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韶霖全国第十一届 书法篆刻展获奖作品集评
规格240cm×96cm 杨吉平点评：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对事物的外在形态之美，是人同此心、古今无二的。当代书坛流行使用色宣，可谓书坛“好色”的明证。放眼望去，书法展厅五彩缤纷、照眼琳琅，已然成为当代书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叶韶霖此作获奖，首先当以色胜，其次才以字胜。 此作主体部分使用大红洒金宣，醒目而大方，加之其多少具有的仿古色彩，使作品在色调上也具有一定的古朴典雅的特征。其风格近似清代文人流行的大红洒金宣，大气之中透出一种文气，虽然只是颜色上的一种感觉，甚至是颜色上的一种错觉，但这种形式上的效法和仿古手段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审美效果，因此，这种“好色”行为我们不应否定。 笔者所言“好色”的第二个含义指作品的章法形式。叶韶霖此作没有作更多的拼接，中堂部分是一色的大红宣纸，而边款则写在白色宣纸上，正文部分的大红颜色一贯到底，两边的白色边款部分也一贯到底，简洁而不失大气，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这种章法给人以大江横陈、银河灿烂的舒展宏阔之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的胸襟。 就书法本身而言，可以称道处也很多。一是笔法娴熟。无论是正文部分的隶书还是落款部分的行楷，都表现出作者娴熟的书写技巧。线条圆熟、行笔流畅、笔画明净，给人以流美舒畅之印象。二是取法有自。隶书主要师法邓石如、赵之谦，得邓之凝重质实，得赵之舒展飘扬，其用意当兼有二者之长，某些意义上讲这一点大致做到了。边款行楷主要取法赵之谦，也有现代书家的影子（如天津已故书家王学仲等），虽然与其隶书比相对生疏一些，但总体风格还是较为协调的。三是结构工稳。隶书的第一要素便是端庄沉着，其次才讲究趣味。此作尽管还较为稚嫩，但平正大致上还是做到了，笔能压纸，加之其醒目的墨色，这种稳重感便表现出来了。边款行楷也基本做到了结字平正，与正文隶书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再一个是书写内容的选择。作者选录了清代薛雪《一瓢诗话》中的三段话，为一般读者所不常见，也应是其有意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可以逃过许多评委的苛责——如果抄错内容的话，但作者的修养似乎尚可，没有抄错（只是颠倒了三则内容的前后次序），这在当下书坛便很值得称道。 不足之处也不少。一是墨色缺乏变化，几乎一笔飞白也没有。二是点画尚不够饱满，尤其与邓石如相比，点画单薄的弱点便暴露无遗。三是许多字的结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如隶书中的“厚”“以”，行楷书中的“老”“句”“形”“进”等字都很别扭，皆须好好抚古方能解决。作者显然也有一定汉隶和魏碑的底子，但底子还不够厚实，最好先放弃清人，取法乎上，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周德聪点评： 在中国书法史上，隶书的源头当在秦汉之际，尤其是由篆而来的演变，使得早期的隶书不惟在笔法上承接篆书，即如结字的某些部件，也存篆书的某些痕迹。隶书在经历了汉晋而唐而宋直至明清之后，随着新字体的诞生与成熟，毛笔书写的技法亦渐渐丰富了许多。比如在帖学一统千余年之后的清代碑学，就是在篆隶与北碑的复兴和创变上做出了成绩的一代。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辈兼擅诸体，然其隶书的风貌，却与汉大不相同，尤其是在用笔上，掺入了魏碑楷法，使其汉隶的“蚕头”典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是“雁尾”的表达，也不再是汉隶之标准样态，而是在篆隶楷用笔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合与熔铸。 叶韶霖此件获奖作品即是以邓石如隶书为基调，融入赵之谦笔法与结字，略掺己意而完成的一件法意俱足的佳构。 作者用笔肯定，干净利落，行笔曲直俯仰之中充满变化机趣，以方笔为主，于切按之际铺排走笔，似侧反中，在收笔之时或以篆书中锋含茹呈现，或以隶书雁尾颖然而出，或以楷法笔势内蕴，应当说他是在篆隶楷（魏碑）之间寻求笔法的丰富性。他的努力便是打通三者形成较为统一的笔法，从而为其个性的书写奠定“从何而来”的基础。 叶韶霖的结字，改变汉隶以扁为主的空间形象，大胆借鉴运用了篆书（尤其是小篆）修长的字势，在总体的修长之中融入方扁之形。当然，这不是叶韶霖的创造，而是清人钟情篆书之后在隶书中自觉呈现出的一种隶书风貌。邓石如、赵之谦、伊秉绶、金农、吴昌硕等，皆有对汉隶的别样表达，从而形成了与“汉隶”相异的“清代隶书”。 在外形式上，作者在正文隶书（红色纸幅）两侧对称辅以浅色窄条，并以魏楷释文于其上，似无必要。因为在书法上释文，多在篆书古文或草书之上进行。隶书本质上是正书，属于易识的书体。即使红色纸幅上由于正文的满布已无落款之地，可在左侧帮衬一窄条作款识之需足矣！未知作者以为然否？ 当代人的书法创作，在其复兴的初期因袭前贤，无可厚非。倘若对未来的书法有所贡献，则必须要有创变的胆识与新意的书写。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书家所留下的笔墨痕迹，皆是承古开新，富有时代特征又具个性风貌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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