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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迹 董源《潇湘图》 此卷为后唐中主时期，北苑副史董叔达创作，绘江南景色，不作奇峰峭壁之险。茂林远树之幽，深得江南灵山秀水之神韵，造化中来，蕴藉无穷意境，叹唐无此品。 是图绢本设色，装池陈旧古妍，明人董宗伯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过访长安彭孔目家，观后一跋：“卷有文寿巨题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图也，既展既定为《潇湘图》，盖《宣和画谱》所载，已选诗为境”，所谓：“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其后董玄宰又获北苑三卷，《秋山行旅图》《秋山图》《夏山图》，故华亭命其室为“四原堂”。《潇湘图》董氏藏三十余载，凡每十秋一跋，字里行间充满宝爱之情，弥珍之至。先后为袁枢、姚际恒、卡永誉、安岐、毕沅收藏，入清宫内府，溥仪携往新京，抗战时期散落于民间，后为大风堂藏物，随后归北京故宫博物院庋藏。纵观董氏画作透出其人气息渊雅，“心性”虚淡，获庄学之灵魂，得山水精神。故能养内化外，作江南湖光之景，绿黛墨华，平水远阔，取势求质，于沙洲错落间视青山碧水纹如新绘。水无澎湃之势，烟岚湿树。卷中人物高五分许，生动自然，飘逸多姿，笔迹精劲，妙态横生，敷以重色，沙碛平坡之上有二姝者着紫装，前方宫装女子，提箧四顾，滩头五人，奏乐而待，江上扁舟，舟中六人，一人端坐中央，一人撑伞于后，一人撑篙，一人摇橹，一人前跪，做启事状，或有小舟六只往来行驶，尾段远山如黛，茂林点染，坡地有捕鱼者十人，共布一网，取次登岸，再右有一小舟，一人摇橹，一人持网，相视笑语欢歌，一派水乡诗情画意，近处芦汀水浅，山岸隐现，远树无干，落墨点缀而成，大几迭巘，深树稠木，淡中有平远之意，神完气足，披麻、雨点皴法，巧妙地表现出江南泥坡丘陵，体现出我国山水画技法的丰富和趋于全面的成熟。沈括《梦溪笔谈》云：“董氏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峰峭之笔”。米芾《画史》评：“平淡天真，唐无此品”。汤垕云：“董源山水有两种，一种小山水墨矶头，疏林远树，平远幽深，山石不作披麻，一样着色，皴披甚少，人物用红青衣，人面有粉素者，二者皆佳也”。董氏是一位才华横溢勇于创新的画家，笔下人物，山水花鸟，重彩淡色，水墨青绿无一不能，张丑《清河书画舫》说：“凡于十三科全备，画林中无多能，千古无二”。人物题材丰富，据文献记载，传世有《夷光像》《孔子见虞丘子》《孔子哭虞丘》《钟馗氏》《寒林钟馗图》《雪坡钟馗图》《袁安卧雪》《河伯娶妇图》《鱼归图》《渔父图》《采菱图》《牧牛图》《跨牛图》《饮水牧牛图》《弄虎图》等。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人物多用青红衣，人面亦有粉素。”保留唐代张萱、周昉等人物画设色浓艳风法。今天在所流传下来的山水作品中点景人物，可以印证古人记录之实。《西施像》确能表达人物外形的生动性及内心世界的精微刻画，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评，《袁安卧雪图》张丑说此图先后由北宋蒋仲永，南宋张受益，明代沈周等人庋藏，并有米南宫赵子昂等人品题，历来被鉴赏家定为“神品”。北宋元袏1089年夏，蒋公长作言二绝曰：“水竹风清一梦苏，涛生月破紫瓯须。满堂宾客谈书画，具展《袁安卧雪图》”。“水疾翻令使日间，明窗尽展古书看。何须新句能消暑，满腹风云六日寒”。明沈石田题：“董源《卧雪图》，高古惬历目。海岳控长源，纵观留尽牍。名誉盛流传，奔腾殊有足。倾囊购墨皇，光怪独茅屋”。《宣和画谱》评董源《钟馗图》：“尤见思致，构图奇特，表现特至”。给人以无穷回味，当代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从日本购得一幅董源的《渔父图》，朱省斋先生有记载。董氏花鸟画创作亦有大名，传世作品以龙，芦雁竹石虎等，《宣和画谱》记载：“董氏画龙共有八幅，《水石吟龙图》《风雨出蜇图》宋秘府旧物，赏贾宰相家，有‘性生’‘封’字二枚印痕”，系为真迹。如事者谓为董羽笔，世人将董源之作误为董羽之作，二人艺术风格略近相同。安岐《墨缘汇观》说：“董源《风雨蜇龙图》绢本双拼，大挂幅，长五尺六寸一分。阔三尺三寸，水墨画，海水满幅，上余空绢三四寸，作有二鹤，取其鹤鸣九皋之意，波涛视之如突起伏，水纹落笔粗分许，加以粉染，水面微显龙首三寸有奇，龙背以墨晕成，或隐显于雪浪之间，作努张之气。可谓出人意表，画右下作一树一石，笔墨苍润，具风雨之势，绢素厚密神完气足，真迹无疑。世之珍也”。董氏墨龙只有文献记载，山水画作到是有流传。《图画见闻志》：“董源善作山水，水墨类似王维，着色如李思训”。李氏父子在继承展子虔后加以创造，勾勒成山，独创“小斧劈皴”，用“大青绿着色，有时勾金，作品金碧辉映，自成一格。《图绘宝鉴》谓：“其子昭道设色用笔稍变乃父法，而更加精密细巧，金碧青绿”。山水画自六朝入隋尚处在稚拙阶段，直到盛唐，经李氏父子努力，才臻于成熟境界，而王佑丞以水墨淡染破李家一派，故苏轼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给王氏极高的赞誉。王维画作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意境，明董华亭、莫士龙谈南北宗，把佑丞推为南宗之祖，李思训定为北宗之笔，将董源定为南宗一脉，《宣和画谱》云：“抵元（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谓景物富丽宛然，有李家风格，今考画史信然”。从文字中可以知道北苑创作的山水画是北方山色，饶自然《图宗十忌》说：“谓设色与金碧也，如李将军父子、宋有董源、王晋卿、赵大年诸家法”。赵子昂尺牍亦说：“近见双幅董源着色大青绿，真神品也。若以人拟之，真是一个泼彩李思训，下际幅皆细描浪纹中作小江船，何可当也。董源学大李将军大青绿，设色或金壁，然不全一样，皴纹甚少，用色秾古，有唐人风格，不是对李家画作翻板，却有自己新意”。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李思训、李昭道）荆关（荆浩、关仝）董巨（董源、巨然）又一变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惟把李成、关仝、范宽并列，盛赞三家“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郭氏对董源仅列于“王公大夫”十三人最末之位，“水墨似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对董氏没有赞誉，到了北宋末年，董氏在画坛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米芾在《画史》誉：“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以比也”。至元赵松雪加以推许，汤垕《画鉴》评：“唐画山水，董源又在诸公之上，元季诸家学源之法尤深，黄子久首倡，王叔明法北苑将披麻屈律其笔呈解索之形，倪云林早岁得法，简淡为格，梅花道人得北苑风骨气象，带湿点苔，苍苍茫茫，雄迈之至。明沈石田则能远思董巨，近取四家，（黄公望、王蒙、倪云材、吴镇）创变新法，松江华亭定南北二宗，龚半千以北苑筑基，得浑厚气象，清初四王，继承开拓，自创家珍”。 徐熙《豆花蜟蜓图》 此帧旧题五代北宋初年画家徐熙所作，今鉴是图亦难以定为徐氏真迹。虽图上“押印”徐熙之名，但实无考证难以对比参照。就画法而论，与史载徐熙“落墨为格，略施粉彩”颇有相似。虽尚不能定为徐氏真本，但从中可看出此派传人之笔。 此图画家裁取苗圃篱边之景，写豆花一帧，悉察精微，用笔疏简，淡墨宣染然后敷色，天趣自然，别饶风致，笔姿动人，妙得神韵，野逸一派。徐熙作品真迹流传甚少，唯上海博物馆《雪竹图》当代鉴定家谢稚柳先生定为徐氏之笔，虽有异说，但目前尚无其它墨迹参以对照，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豆花图》相比，风格有异。《豆花图》虽不能定为徐氏真迹，但应是徐派画格，故更能充分地表现出文献记载“年深脱色显墨痕”的徐氏画法。《豆花图》画家写生之作，虽尺幅不大，但意趣超然，蜻蜒双翼翘起飞落技头，曲身下垂，形象逼真，枝头作特写状，淡墨粗笔写成而备施粉彩，花色鲜活，香气四溢，新色满园，碧叶下垂，倒挂豆荚，似有轻风拂来，“风吹疏篱添景色，晨露秋妆一夜新”之妙，构图打破平稳之势，美不胜收。《圣朝名画评》评：“多做园圃以求情状，蔬菜茎苗，以入图写”。画史记载：“徐熙笔不以色晕染淡细碎为功”。梅尧臣题徐熙《夹竹桃》、《杏花图》诗：“年深粉剥见墨迹，描写功夫始惊俗”。由此可辨析此图乃徐派传人作品，不疑也。 赵佶《芙蓉锦鸡》 “风暖日斜标异色，新菊犹傲晚来香。翻叶品鉴佑陵笔，始信元瑜传端王”。此图宋徽宗赵佶绘制，描写木本芙蓉锦华富丽之色，姿态横生，虽多不见繁密之笔，疏朗秀逸之趣别饶风致，堪称绝品。 纵观赵氏笔墨设色，其画派渊源出自黄筌一派，从吴元喻入手，而吴氏能承崔白之妙自成家珍，书学薛稷而能出于蓝。故此始变画院格体，后人不祥。有人谓赵佑陵画学濠梁崔子西书学孽稷，其不然也。赵氏在藩时，吴公器为端王府知客，日弄丹青，端王承而习之。故画路有崔白遗韵元瑜风骨创自家面貌。是图用笔精巧细密，俊逸秀雅，富丽锦色，缤纷而不艳俗，花木鸟禽之态，神形歉备，生动自然，蝶戏秋苑，翩翩起舞，图中景物具得写生之妙，造化之功，意境幽远而深邃。画中三昧，意象弥真，品鉴有无穷意趣，悦目而心喜，忘为图中景物似与古人陶醉“卧游赏花”之境，有异曲同工之妙，令人惊叹。展卷古陈，香气扑鼻，随风而散，秋阳日暖，锦鸡华羽，五彩生辉，栖落枝头，回瞬观蝶，花叶枝干垂拂摇动，笔迹物象相融而契变，无限生机。 木芙蓉与菊英同性，耐霜冷而不惧风寒，芙蓉有一日三变之美，胜春芳之娇，此图赵氏写午后之景，题诗：“秋劲拒霜盛，峩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下款“宣和御殿制并书”，草押书“天下一人”。诗的最后两句是“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盛赞锦鸡具有儒家五种伦礼品德，说它的“安逸”，生活胜过周朝的成、康盛世，安居在泾水中的“凫鹥”。很显然，赵佶是借此作品，美化彩饰自已，尽管如此也无损于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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