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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老城区，一个光头男人飞快地记录下水表上的数字，下班后又举起相机，拍下街头的行人、市场的小贩、路边的雕塑，怀中的宠物……抄水表、拍照片，刘涛已经在街头行走了6年。 2014年，抄表工刘涛偶然地被摄影界发现，从此被称为“野生摄影大师”、“摄影界的扫地僧”。那一年，他和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的摄影师站在一起，介绍自己：“我来自合肥，我是抄水表的。”这让他引以为傲。 刘涛火了，还是继续抄水表。有亲戚请他给女儿拍照片。刘涛说，自己的摄影是“街拍”。亲戚说，“那就把我女儿拉到街上拍。”有时候，没法解释。 一个工人，忽然被关注，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与多年前迷茫不同，刘涛不是被生硬地摁回原处，而是为了背着相机继续行走在街头。 失焦 一颗落在地上的弹珠， 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 三十岁，刘涛有了人生第一台相机。在此之前，他以为拍照就是按快门。摄影于他，是一种疗治。曾经有人形容他像一颗落在地上的弹珠，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刘涛觉得很贴切。 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是刘涛从父母那里习得的经验总结。职高毕业的刘涛，最开始在佐丹奴专卖店做售货员。但父母觉得这不算一份事业，就把他送去当兵。从上海退伍后，刘涛又回到合肥，重回到佐丹奴工作。最终，刘涛辗转到了自来水厂工作。 从市区坐大巴到巢湖水源厂上班，需要一个多小时。厂里一共20多人，没有一个女职工。刘涛看着那些在厂里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同事，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 他想通过画漫画的特长得到厂里办公室的文职岗位。他帮厂里做设计、画宣传画。打算着，没准儿自己画到100张漫画，单位就能够看到他的努力。但是画到七八十张后发现，还是不行。 在单位篮球赛上，他想好好表现。他觉得那些队友都是老头子，打得不好，就单打，不传球。领导生气了让他下场，他就是不肯下，当场吵了起来，差点动手。回去以后，只要吃饭喝酒，领导就让他喝，不喝不行。 单位人觉得刘涛毛躁，不稳重。不会稳重地说话。啥叫成熟稳重？是不是不讲话就是成熟？刘涛现在想，还是抄水表好，不用讲话，拍照也不用讲话。只是遇到对的人，他就变成了话唠。 以前的刘涛，在单位是反面典型。经常被点名，被说成不务正业。领导讲话，批评人，最后说：“刘涛，我讲话你可听到啦？” 进办公室没指望了。刘涛开始给别人的婚礼画Q版漫画。他天天熬夜画画，早上起不来，就打车追厂里的班车。估算着在哪个路口能把班车拦住，但是经常拦不住，就只能打车到单位。“那时候我每天才赚多少钱啊，成了厂里的笑话。” 2008年，因为巢湖蓝藻暴发，水源厂里的人都被调到其他部门。刘涛一心想回市区，就选择当了抄表工。每月的工资比之前还要少三四百元。在街上抄表，有时候走过的路人会小声教育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就要像他一样抄水表。” 回忆过往，刘涛还会想起那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经常备受打击，纠结要不要辞职。压力太大，刘涛得了甲亢，变得很消瘦。人经常会兴奋，出很多汗，没办法静下心来。 很偶然地，刘涛看到日本摄影大师森山大道的街拍照片，很喜欢。2010年，他买了森山用的同款相机，开始拍照。病竟渐渐地好了。走累了回家的路上，就觉得自己安静下来了。 被关注后，在一次活动上，一个穿着得体的日本女摄影师想跟他交流。因为语言不同，女摄影师又找了一位翻译，第二次跟他沟通。当刘涛听到翻译说到“大道”两个字时，突然就忍不住哭了。女摄影师也哭了。 抄水表 “我曾经帮人交了一年水费， 成了单位的笑柄” 抄水表和街拍，都是在街上工作，基本不用和别人打交道，这很对刘涛的胃口。他的上臂黑白分明，这是常年的街头工作留下的印记。 一个人要抄几千个水表，起码要记两个月才能熟悉。刘涛愿意抄水表。过去，他骑自行车去抄水表。现在，他骑电动车去抄水表。虽然没有技术含量，而且工资还降了一档，刘涛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因为自由，可以天天街拍。 为了街拍，他帮别人交了一年水费，在单位成了笑柄。要抄的水表上停着车，没法抄。刘涛忙着拍照，就没等人回来挪车。那里老是停着一辆车，他就按照这块水表以前的使用量平均数来估算，后来一直累积到相差了百把吨，用户不干了，说怎么可能用掉这么多，又不是开游泳池的，拒交水费。没办法，只能刘涛替他交了。 刘涛基本上天天街拍。他拍摄的环境就是他抄水表的地方。一年最热的时候，他中午也要扫街。 抄表工在夏季是中午11点半下班，下午3点上班。中午街上没什么人，刘涛总想着，万一能出好片呢，还是去。自己倒是没觉得有多热，但是天气太热了，相机受不了。相机的感光元件会烧坏，电池电量也很快就没了。大热的天，有时候走了一天，一张也没拍到。一摸头上，都是盐粒子。有时候太累，就在街边的椅子上睡着了。 晚饭，他也不在家里吃，随便糊弄上一口，就到大街上去。刘涛开玩笑说，他对这片区域的熟悉，超过居委会大妈。“我在一个非常熟悉、平常的地方，没有太多新鲜东西。但环境固定了，所有的商店、菜市场，所有的人都交给你了，你在中间，你要给它组合成不一样的东西。” 合肥的老城区没什么变化，走上一圈就很丰富。光线不太好，没有高楼大厦外立面的折射。也不开阔，没有海，离山远。但是刘涛觉得城市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记住了森山大道的一句话：每个城市交给每个城市的街头摄影师去拍。 街拍 很多人在他的镜头里经历了生老病死 城市只是背景，刘涛拍的还是人。拍了很多人和他们生活的环境产生的微妙联系。 电话采访的间隙，刘涛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一对发福的中年夫妇，女人走累了，当街站住翘起脚来，男人蹲下为女人揉脚。旁边走过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眼神中满是惊愕和鄙视。刘涛一边描述，一边笑。 刘涛说，“时间是我的一针一线”，他缝出来的是一张张“小照片”。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小照片”。刘涛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拍得很辛苦，希望是生活中的随手一拍，有着自己的性格和趣味在里边。 很多时候，他会把面部表情忽略，他觉得肢体语言和生活环境组合而成的画面更有吸引力。“一个人的正面肖像，你跟他不熟悉，那不一定代表他。而他生活的环境、他的世界一定能代表他。人的情感很多是发生在家里和熟悉的环境中，不是在街上。街拍时你拍到某人的表情，不代表什么。”这是刘涛对街拍的理解。 刘涛街拍的路线，全走一遍，要走四五个小时。经过3个菜市场、8所中小学、1所大学、3个医院、4个大型商场、1座城隍庙、1个大型批发市场、3个公园。六安路、三孝口都是刘涛经常去拍的地方。今年6月份，刘涛以“导师”的身份，带着5位摄影师在合肥街头拍了3天。这五位，有放射科医生，有小学美术老师。他们发现，合肥老城区很难见到外国人。听说合肥的老外，一共只有二十多个，都聚在一个老外开的酒吧里，平时和当地人很难玩在一起。对街头生活无比熟悉的刘涛说，当街热吻，在合肥现在都还很罕见。 烟火气，不装，平常之下的趣味，是刘涛街拍的一些特点。“因为我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能看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追求，每个人的空间。” 路过一个门面，他知道这家有几口人，知道这个时间男主人会睡觉，他的孩子一定在看电视。他经常走的六安路上，有一栋楼的窗户临街。二楼的窗口有时候会看到一位老奶奶，楼下有一位老爷爷。有一次，二楼的窗户上放了一个花圈，楼上奶奶的老伴儿走了，楼下的爷爷当时在抽烟。旁边的宣传栏里，变换着宣传内容，日子就这样流走了。 不知不觉间，很多人在他的镜头里经历了生老病死。卖鸡蛋的还在那儿天天卖鸡蛋，马路上写作业的小孩已经长大了。 刘涛拍过一张保安的照片。胖保安穿着保安制服，外边却扎着黄色的围裙。他举起望远镜，望向远方。这位保安，白天看电动车，晚上在旁边的商店当保安打更，早上起来再继续看电动车。有一次，保安走到街对面拿起一只望远镜，“我在想，他是不是又在找什么工作啊？生命就耗在这儿。”刘涛发觉，为了生存，很多人觉得时间不重要，“但满足的感觉是很难找到的”。 看得多了，刘涛觉得自己的照片也有一丝悲悯。“看得很多，一张照片背后，我已经看了几小时的社会生活了。”忽然发现感觉对了，刘涛就按下了快门。 出名 媒体报道最多的时候， 微信加了一两千人 刘涛街拍的照片，喜欢放在网上分享。2014年，有人鼓动他参加三影堂的摄影展。因为这次展览，他的全家都被邀请到北京。平常因为街拍没少埋怨他的妻子被镇住了。“还有晚宴，有人围着跳舞。”刘涛跟爱人开玩笑，“你看你大学文凭，我高中毕业，咱俩的差距主要在我们的认识上。” 这是刘涛的魔幻一日。随后，他更是被突然的走红搞蒙了。2014年10月，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贴出刘涛的作品和个人介绍，24小时内，转发数突破了数万。“野生街头摄影大师”、“真正的决定性瞬间”等称赞涌来。第二天，刘涛一边送水费单子，一边接受媒体的电话轰炸。 他的摄影作品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也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从2014年末开始，他在当地也渐渐有了名气，从纸媒到电视台，几乎所有当地的媒体都转了一圈。 媒体报道最多的时候，刘涛的微信加了一两千人。不断地回复，“你好”就占用了大量时间。被拉到无数的群里，刘涛的手机又是2G的网络，速度太慢，造成了很大困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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