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出去的财富越多，一个人就越“富有”
黛姆·斯蒂芬妮·雪莉 IT业先锋女企业家，著名慈善家，1962年成立了帮女性重返工作岗位的“自由程序员”软件公司，后半生致力于慈善事业，“雪莉基金”捐助了5000万英镑给各种慈善项目。 核心提示 ● 有野心的女人头顶很平，那是用来屈尊俯就让别人拍打的。而且我们还有足够大的脚，足以走出厨房那一块小空间。 ● 现在我的精力都放在慈善事业上，走在路上我不必担心迷路，因为许多慈善机构都能快速地找到我。 当我写回忆录时，出版人感到非常困惑。我的故事是讲一个童年时身为难民的经历，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高科技软件公司——上市后雇员发展到超过8500人——的女强人？还是一个身为自闭症孩子的母亲？还是慷慨奉献大量财产的慈善家？好吧，事实上，这些全都是我。那么就让我给你们讲述我的故事吧。 公司只雇女性，我却以男人名自称 一切从我坐上一列前往维也纳的火车开始。 这列火车是“儿童转移组织”营救行动的一部分，从纳粹手中拯救了近万名犹太儿童。当时我五岁，紧紧抓着九岁姐姐的手，对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英国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那儿？”我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热心的陌生人帮助了我。我很幸运，更幸运的是，后来我跟亲生母亲重聚了。但不幸的是，后来就再也没有相聚过。 但是，自从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起，这七十年间，我做过的事情之多，远超乎所想。 我爱英国，这个接纳我的国家。这种爱，或许只有那些丧失过人权的人，才能感受到。 我决定要度过有意义的一生，不能辜负救下我生命的人。然后，我确实做到了。 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对抗性别歧视的问题，作为英国软件行业第一批企业家之一，我创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这同时也是一家只为女雇员、只为女性提供机会的早期社会企业。人们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当时软件是随硬件免费赠送的。没有人会掏钱买软件，当然也不会从女人手里买。 尽管那时的女性读过大学，有了像样的文凭，她们的职业道路上，依然充满了无形的壁障。我为了冲破这些壁障不断努力，我想为职场女性创造机会。我招募了那些拥有职业技能却在婚后离开工作岗位的女性，还为那些准备生第一个孩子的女性，提供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我们引领了“让暂离工作岗位的女性重返职场”的理念。我们是倡导各种新颖而灵活的商业模式的先锋——股票分红，利润分红，还有共同所有权。我把股权的四分之一交给员工，而这只是减少了我个人的一些收入而已。 多年以来，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女性。在那个年代，我无法进行证券交易，我不能开公交或者驾驶飞机。而且，没有我丈夫的批准，我是不能开通银行账户的。我们那个时代的女性，更为工作的权利和薪酬平等的权利而抗争。没有人会对职场或者社会中的女性有什么真正的期望，因为那时对女性所有的期望就是承担家庭责任，操持家务。我实在是无法接受，所以我向这个社会习俗发起了挑战，我甚至还在发展业务的信件上，把名字从“斯蒂芬妮”改为“斯蒂夫”，以便在被人看出“他”其实是“她”之前，敲开投资者的门。 有野心的女性，头顶很平 我公司叫Freelance Programmers（自由职业程序员），顾名思义，不能再寒酸了，创立于餐桌旁，注册资金只相当于今天的100美金——这些资金其实是来自我的劳动报酬，和用房屋抵押借来的钱。 我的兴趣是科学技术。可惜市场是商业化的——人们更关注工资单之类的东西——尽管我觉得那很无聊。因此我不得不在研发工作上做出让步，转而寻求客户所看重的商业价值：如货车时刻表、公交车的时间编排、股票控制、许多许多的股票控制。最后，订单终于来了。 我以固定的产品定价来掩盖公司设立在家中、员工都是兼职的这些事实。这样的做法在行业内也少见先例，有谁能想到协和超音速飞机上进行飞行记录的黑匣子程序，是出自一群在家中兼职的女性？ 支撑我们完成这些的，只有一个简单的理念：相信员工，以及一台普通的电话机——我们甚至还问前来申请工作的人，“你家里有电话吗？” 我们早期的一个项目是开发一个管理控制协议的软件标准。“软件”曾是现在依然是极易失控、令人抓狂的东西。因此我们的那个项目价值连城，我们自己也采用了这套标准，持续多年对其进行有偿更新。最终，它被北约采用作为标准。 我们的程序员——记得吗，只有女性——用铅笔在纸上画下那一幅幅的流程图，定义每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然后他们写代码，通常是写机器代码，偶尔也写二进制代码，这些代码通过邮件，被寄到数据中心，打在纸带或者卡片上（那时的程序是通过打在纸带上的孔来让计算机读取的）反复打孔，确保无误。这一切是远在近代电脑出现之前的做法，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早期编程方式。 1975年，公司创立后的第十三年，英国通过了平等就业法规，只雇佣女性的做法成了违法的政策。因此，始料未及地，我们的“女性公司”不得不让男人进来了。当我创立我的女性公司时，男人们说“真有趣啊，他之所以没有倒闭，只是因为公司太小了”。后来，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他们说：“没错，规模是大了，但是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再后来，这家公司估值超过三十亿美金时，我们让70名员工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们好像是这么说的：“干得好，斯蒂夫”。 你始终可以从头型来分辨出那些有野心的女人，他们的头顶很平，那是用来屈尊俯就让别人拍打的。而且我们还有足够大的脚，足以走出厨房那一块小空间。 我来跟你们分享两个成功的秘密：让自己周围都是精英和自己喜欢的人，然后谨慎地，再谨慎地，挑选自己的搭档。因为有一天，当我说，“我的丈夫是个天使。”一个女人抱怨道——“你真幸运，”她说，“我的丈夫还活着。” 因为孩子患自闭症，我投身慈善 对我而言，我的成功是伴随着家庭的“创伤”的，甚至是“危机”。 我老来得子。贾尔斯是我唯一的孩子，一个美丽的、让人心满意足的孩子。但是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就像童话故事里被仙女偷换了一样，他不再言语，变成了焦躁、不听话的小孩。不是普通两岁小孩的那种“糟糕状态”，而是严重的自闭症，他再也没有张口说过话。 贾尔斯是我为自闭症患者开创的第一所慈善机构的第一位入住者。后来，我前所未有地创立了专为自闭症儿童设立的特殊学校，以及医学研究慈善机构，每当我发现有服务不足，我就尽自己的力量去填补。 我喜欢新鲜的事，让创新成为现实。最近我刚刚为自闭症患者建立了三年智囊团服务。我的部分财富回馈到了我获取财富的行业，我还建立了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和其他一些IT企业。牛津互联网研究院，不仅仅关注技术，也关注互联网的社会、经济、法律和道德问题。 贾尔斯在17年前突然去世了。我已经学会了没有他在身边，学会了生活在没有他需要的世界里。现在我的精力都放在慈善事业上。我相信，给出去的财富越多，一个人的生命就越“富有”。走在路上我不必担心迷路，因为许多慈善机构都能快速地找到我。 有创业点子是一回事，但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让点子变成现实是很难的，这需要巨大的精力投入，坚定的信念和决心，还有承担家庭问题风险的勇气；还得每天24小时，一周7天地扑在自己痴迷的事业上。 没错，我就是个工作狂。我相信，当我们以谦虚的心态做正确的事时，就能发现工作的美。“工作”不是那种“我明明有别的更好的事可做，却不得不做”的事。 生活需要向前看，我的这些经历教会了我什么呢？我学到了，明天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当然也不能像昨天那样。这让我能够适应一切变化，最终切实地拥抱变化——尽管别人告诉我，我是个不知满足的人。 （本文编辑整理自黛姆·斯蒂芬妮·雪莉在TED的演讲，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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