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徐乾①信
徐乾：
……我不是以为你不行，而是认为你有远大的前途。可是文化太低，政治理论没有，又处在被人推尊你的环境，你的缺点不易被人发现，因为你还不负主要的责任，不会犯什么大错误。一天环境变化，你也有可能做妇女中的负责工作，尤其是与有常识经验的人们交往，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我每一分钟都发现自己学问不够，写文章不敢下笔。过去替《解放日报》写文章半日可写一篇，现在一月还写不出一篇。我读书和工作整整五十年了，还只一个半通。你比之我还有一个距离，但你的学习机会百倍于我。我希望你从今日起把学习列为正式时间，不缺一分一秒。但可把时间减少到最少，哪怕一日从一刻到半点，只要有恒。一经决定决不中断，把它当做吃饭、睡觉，除非有病决不中断。你在一月就决定写日记，你试查你的日记在这五个月中读了多少时间的政治书。你一查就会知道在学习上无计划性。我认为你应该下最后的决心学一个字，即是一个“恒”字。你是否还能进步到应到可能到的地步，是靠你自己下决心，兼能接受他人的批评……我已感觉不易向你进言，所以言词特别严厉。听否，还是你的问题。
特立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
（原文系徐特立同志手迹）
【注释】
①徐乾：徐特立儿媳。
（摘自《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家书摘编
“你的母亲年已七十，她不独维持了一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十三年，造就了许多学生……”
你的母亲年已七十，她不独维持了一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十三年，造就了许多学生。她没有念过书，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
“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
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在革命的复杂艰难困苦中，这种无条件的工作态度、无条件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
“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
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脑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
“你的母亲年已七十，她不独维持了一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十三年，造就了许多学生……”
给徐柏青的信①
柏青吾儿：
你的母亲年已七十，她不独维持了一家，并且办高级小学②共十三年，造就了许多学生。她没有念过书，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你是她所生，应该特别孝敬她。家中许多困难你们夫妇如能帮助，请你尽可能帮助……
秋生③叔父特别关心我的家庭，我很感激他，请你转告他，经武④已在中学毕业，现在到东北去了，准备到东北学工业，近日还没有回信。你的伯父、伯母还在否?有无疾病，没有见你一字提及，我没有另写信问他们，以后你写信要告诉我。
【注释】
①徐陌青，又名徐柏青，徐特立的女儿。当时她和母亲熊立诚、侄女徐禹强生活在一起，住湖南长沙县五美乡。
②徐特立早年在家乡兴办五美高级小学时，夫人熊立诚赞同腾出家里的房屋作校舍。后徐特立长期在外，五美高级小学一直由熊立诚照料。
③秋生，即徐秋生，徐特立的远方堂弟。曾在湖南乡下行医。
④经武，即徐经武，徐特立的侄孙。
特 立
十一月二十八日
（摘自《徐特立文存 第二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
致徐乾信
徐乾：
你只算是半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时刻感到你难接受真正有益于你的批评。由于你的周围的人有些比你弱，你就不知不觉降低自己应有水平。我是全面关心你的，主要是你的身体和学问。不只是希望你读书，即是不拿书本只要每日有十分钟与好学的人接近，耳朵中也能听一些。你看书的能力还极弱，我想帮助你找不到机会，是非常奇怪。
你的自信力强是对的，但过强至于不接受批评，前途是暗淡的。接近一切人，不放弃一切，对落后也给帮助是对的，但还要把自己提高一步，才能提高工作效能。
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在革命的复杂艰难困苦中，这种无条件的工作态度、无条件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革命的另一相反方面是严格地选择，毫不妥协和动摇，把握原则。如果没有自己的终身志愿，忘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意识上无中心思想，在学习上无最后的目的，在工作上无专门技能，广交无基本群众，无得力干部，无崇拜的革命导师，肯干而无策略路线，无工作方法，只凭主观经验而无原则，而不了解情况，那么前面的一切都成为无效了。
……这里我把几点意见再写给你，请你仔细想一次。我看你还是没有做党员的整个计划，只是看见眼前，抓不到做人的中心。我经常对你留心的只有两个问题：
一是养病。养病第一是休息和饮食，你对于这两项一点没有注意。你自己反省一次看是否应该改正。今天一个整天没有休息，并且把吃中餐也放弃了。不止今日如此，素来如此。
二、你对于政治全不注意，所注意的只是工作。这样下去，将来只是一个事务主义者。昨天毛主席与记者谈话，载在今天报上，我估计你是不能真正了解的，我也无法和你谈。近来有些重要问题我圈下交给你看，你都没有好好的看。忙到这样，只能说你是一个事务主义者。我和你一谈你就要哭，更使我难以向你说话。
三、你的工作无论如何要解放一部分。你如果想通了我再提办法。合作社的工作不是非如此忙不可的。
我所提的都是你的终身问题，应该抽一时间和我谈。
特立
1946年6月13日
（原文系徐特立同志手迹）
（摘自《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
徐特立谕女徐静涵①书
守珍吾儿：
来信收到，知道你们夫妇已经解决了失业问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你们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组织问题，首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在这一方面做到了不一定要加入组织，做党外的积极分子最重要。我是五十一岁才加入党。我没有入党的要求，自以为资格不够，只是努力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动摇分子退出党，我党的负责人以我够党外的党员，于是才有人介绍我入党。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脑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甚至成了一个非党的本质上无异于党员的积极分子。你们两人都是劳动者，没有家累，不必愁身后问题，比起我更自由。我实在忙，没有时间写信，希望你们尊重我在百忙中写的信。我在上海会见你们后，我也相信你们，爱护你们，由于相信就希望你们跟着我走，成为我们党外的同志！
特立
一九五三年九月廿八日
【注释】
①徐静涵：又名徐守珍，徐特立的女儿。
（摘自中国近现代名人家书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延伸阅读
我们劝他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几十年，吃尽了苦头，现在胜利了，也该享享福，学习、工作和建设这些都是年青人的事，您老人家就高高兴兴地过晚年吧！”祖父却满怀深情地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我还要用这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
“青年人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要多为社会做些工作，而不要过多地想自己，想家庭。”
“生活上艰苦俭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可以磨炼意志，增长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自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守旧的东西不加以自我批评，旧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
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的模范
——纪念祖父徐特立诞辰一百零二周年
徐禹强
今年二月一日，是敬爱的祖父诞辰一百零二周年。我们深切怀念他老人家，决心继承和发扬他老人家崇高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四化奋勇前进。
祖父数十年如一日，不管是艰难困苦的岁月，还是胜利以后，都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简单而俭朴的生活，并且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正如中共中央在祝徐老七十大寿的信中高度评价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母亲才去湖南老家接祖母和我。我们来到北京时，正值严寒的冬天，见到祖父头上戴的是一顶后沿都补过了的灰布单帽（后来被革命博物馆拿走），身上穿的是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衣服，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堆满书籍的桌子和两张床。听警卫员同志讲，祖父的帽子是在延安时发的，被子是妈妈用旧棉衣上拆下来的棉花和土布做的，棉衣服已经穿了好几个冬天，拆洗时，短了、破了就用布接上，补好又穿。公家几次要给他换新的，但他总是说：“农民一件棉衣要穿十几年，甚至一代传一代，我这件还可以再穿几年。”
我到北京不久，就被送到学校去过集体生活，只有星期六和寒暑假才回家。即使在假期里，我们也是和工作人员一道去食堂就餐。他老人家有空就给我们讲长征中的故事，每次讲完，总要教育我们说：“老一辈革命者，在战争年代，为什么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什么不论坏境多么艰苦，都能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因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脑子里装了天下的劳苦大众，他们把革命当作最大的幸福，把战胜敌人当作最大的快乐。只要革命需要，他们就可以愉快地作出牺牲，包括自己的生命。”
自从改成薪金制以后，祖母生病住院治疗费，祖父办公用的东西，都是自己花钱，从不向公家报销。祖母因终身劳累，身体不好，患心绞痛，经常要住医院，一些革命老前辈怕影响祖父的生活，说让公家给补助一部分。但是，他坚决拒绝说：“她是家属，我有薪金，可以养她，况且又不天天住院。”另外，祖父写文章，也不要稿费，报社的同志送来即退回去。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买点工艺品送来，以示纪念。他老人家对我们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更加坚定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到北京以后，祖父一直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较挤，我们回家只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一九五二年，为便于接待来访的群众和保存图书资料，中央决定给祖父盖几间房子。他老人家听说了，一再反对，并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财呢？还是等将来生产、建设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说吧！”后来，本着祖父一贯节约的精神盖了几间，建房费用减到原计划的一半。即使如此，他老人家还说花钱多了，光窗帘布就不知批评了多少次，说：“窗帘能挡住光线就行，干嘛要用这么好的东西做。当年我们在延安就没有窗帘，不是照样干革命嘛！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
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处处事事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出发，缩减每一项开支，不让浪费一点国家钱财。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不要让一滴水漏掉，不要让电灯闲照，一发现自来水龙头没有关好或者房间无人开着灯，就亲自前去扭好、关掉。
祖父的薪金，除了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就是用来订购书籍和报刊。听母亲讲，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组织上为了照顾年迈的祖父，给他老人家一匹马，但他不骑，用来驮书籍。为了让携带的东西不超过规定的重量，又能多带一些，就把书的上下和旁边空白剪下来，在行军打仗时，什么东西都可以精简，唯独不能把书丢了。他老人家逝世时，已苦心收集了近两万册书籍。有的书上圈圈、点点，重要的地方都划上了杠，写满了批注。这就是他老人家留下的宝贵财富。
毛主席赞扬祖父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的人。一九四九年，祖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老人家仍是精神焕发，手不释卷，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不知道什么是疲倦，还订了一个“二十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我们劝他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几十年，吃尽了苦头，现在胜利了，也该享享福，学习、工作和建设这些都是年青人的事，您老人家就高高兴兴地过晚年吧！”祖父却满怀深情地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我还要用这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他老人家博古通今的学问，就是这样不倦地、顽强地刻苦自学得来的。一九六五年，年近九十的祖父，记忆力大为衰退，但是他还坚持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一切会议。为了克服年老记忆力衰退的困难，他把需要记住的，用大字抄录下来，贴在办公室的墙壁上，以便能够经常默念。
……
祖父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几十年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住下来，他都亲自动手扫地抹桌子打扫卫生，还翻地拔草种菜，就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也从未间断过。
祖父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年较长足犹健，喜爱爬山四望明。”他老人家登山有个习惯，不到顶峰不罢休。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下午，祖父带我们去香山，翻过香山以后，来到门头沟，又从门头沟走到石景山，警卫同志劝说了几次，他老人家都不愿坐车，坚持要走回家。后来，看到表弟、表妹实在走不动了，才不得不同意我们上了从石景山到西单的公共汽车。到了家，警卫员同志如释重负地说：“谢天谢地，可算平安到达。”祖父听了，对他说：“你这个做保卫工作的，今天怎么把群众路线都忘了。置身于广大群众之中才是最安全的呀！”
祖父五十岁才学游泳。他说：“锻炼对年轻人需要，对老年人也需要。对革命者来说，斗争是不分年龄的，锻炼身体也是这样。”一九六五年七月，祖父到颐和园游玩，看到很多人在昆明湖里游泳，也情不自禁地下了水。他在水中仰游，来来往往，动作自如，丝毫也没有倦意，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他们说：“要不是亲眼看见，怎么会相信这是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游泳呢！”祖父笑着回答说：“锻炼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特别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更能增添青年人的气息，使老年人变得年青。”
……
一九七九年一月
（摘自《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难忘的教诲 深切的怀念
——纪念徐特立同志诞辰一百零二周年
徐乾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祝贺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高度赞扬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徐老七十大寿的信中，也指出徐老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同志就想把徐老的生活、事业、经验以及崇高的品德写出来，给大家学习。但徐老非常谦虚，不喜欢别人写文章颂扬他。有人写了送给他看，都被他说服制止。他说他是过时的人物，没有什么可写的。还是写毛主席的，总司令的和周恩来同志他们的，写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功绩，那样宣传教育意义大……我决心用自己笨拙的笔把个人了解的徐老的事业精神，对我的言传身教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学习，以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现在，先写出几个片断，作为对徐老一百零二周年诞辰的纪念。
一
……
一九二四年夏天长沙女师刚成立的时候，请了工人修理校舍及制造校具。徐老经常和工人师傅接近，和他们聊天，指导他们工作，一点也没有校长的官僚架子，大家只觉得他和蔼可亲。他一边和工人们谈话，一边把剩下来的小木头收捡起来，同学们问他收捡这些东西做什么？他回答说：“学校经费困难，很多用具都缺少，将来要做什么小东西，就可以不花钱去买材料了。”
徐老热爱学生，总和学生打成一片。当时学校里教师和学生吃饭是分开的。但徐老总是和学生一起吃饭，而不和教员一起吃饭，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解释说：“我同你们一样吃，才知道你们吃得好还是吃得坏，才知道叫庶务主任怎样办伙食。”
徐老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还兼任教员和校工的工作，每天除了教课、摇铃、扫地外，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检查学生的作业，并帮助学生补课。学生在徐老的辛勤教育和他的克勤克俭精神感召下，都能不计较物质条件而认真学习。全校洋溢着和谐活跃气氛，大家都很热爱这所学校。
……
一九三一年，我和徐老的儿子厚本结了婚。但徐老已离家多年，杳无音讯，是不是还健在人间，都不得而知，一家人都非常想念他。一九三七年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他回湖南任驻湘代表和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老太太和我听到消息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带了他的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孙女，从乡下赶了八十里路，到长沙城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看望他。可是初见面时，他竟来不及和我们多说话，而忙着去接待来来往往的客人，滔滔不绝地给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一直等到深夜，来访的客人走了，徐老才找我们谈话。他抱着小孙女，高兴地说：“离开十年多了，国家的变化大，个人家庭的变化也大，我现在也有了孙子。”他问长问短，无比亲热。
的确，徐老是很爱自己的家庭，很爱自己的儿女，很尊重老太太的。不过，他在处理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上，总是把革命放在第一，工作放在第一，他人放在第一。他早期在长沙办学，一直把家留在农村，以节省开支和专心治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离家达五年之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十年与家中不通信息。以后从一九四○年开始，又与老太太分离了，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才与老太太团聚。徐老为了革命，与自己的家庭团聚日短，分离日长，但他对夫人老太太的爱情，始终是诚挚笃厚的。徐老自己曾讲过这样一段话：“青年人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要多为社会做些工作，而不要过多地想自己，想家庭。我的大儿子笃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自己也没有拒绝，我当时很反对，我说，你还没有立业，怎么就想成家呢？过早地生儿育女，你自己也无法负担，更影响为社会做事了。他后来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农民运动，日夜奔忙为革命，个人问题也放到一边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牺牲了还没有成亲。”
……
一九四○年秋天，徐老写给董老的诗说：“妻老孙孤弱，长沙我有家，寄书长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转寄，借以慰天涯”……
一九三八年，厚本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回湖南工作。他回湘不久却不幸染病去世。徐老唯一留下的一个儿子又失去了，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坚强的徐老用加倍的工作，来寄托自己的忧思，那时我参加革命的时间还不长，还不完全懂得革命的意义，只想到老人家六十多岁了，还这么辛苦劳累地工作着，从不注意自己的生活。于是我就决心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到他身边去工作，去照顾他老人家。到了徐老的身边后，他要求我极严格，教我学文化，教我懂得革命的意义，教我怎样做人。我终生都不会忘记他的教诲。
二
徐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优良品德表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思想和言行可以为一切革命者的表率。数十年中，我亲耳所闻，亲目所见的事例不胜枚举。
……
徐老忘我劳动，艰苦朴素，奋斗终身。党中央祝贺徐老七十大寿的信中赞扬他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的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徐老早期的学生，后来又和徐老一起在长沙办过学的熊瑾玎同志，曾经向我讲过这样的故事：徐老在长沙教书多年，担任过几个师范学校的校长，社会地位不低，但他一贯粗食布衣，不吃珍馐，不着绸缎，不使用精美的物品，自奉俭约。一九二五年他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学校照例派一个勤务员为校长料理生活琐事，但徐老严词拒绝。他说：“有些事可以自己动手，专为校长配勤务员是一种浪费，让他为学校办事吧。”
一九三八年，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我亲见徐老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从日中谈话到深夜，还要抽空为长沙《抗战日报》等报刊写文章，整日没有休息。有时晚上只和衣躺一会儿，起来又工作。有时在外报告回来，办事处的同志都吃了饭，没有菜了。厨房要替他做菜，他却自己动手，一边装饭一边说：“你们不要炒菜，只要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吃，这样既不麻烦你们，又不耽误我的时间。”到了延安，他的工作更忙，开会，作报告，编教材，讲课，夜以继日忙得不亦乐乎。有一段时间，我在生产合作社做事，也比较忙，因此竟一连几天都不能和老人家见面，彼此要谈的事情，只能用纸条写了，留在家里的桌子上。
徐老一生不事铺张，不图虚名，从来不请客送礼。他早期在长沙，是各校争聘的名教师，兼课钟点多，收入不在少数，但他除了开支一家的生活费外，不事积蓄，均用于买书及办学校，因此就能谢绝一切应酬，得到朋友的谅解，而不受人责备。一九五一年，徐老回忆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了招待法国记者。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
全国解放后，徐老到了北京，条件比起延安来好多了，但徐老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爱吃粗粮、蔬菜。我见他的衣服烂了，想替他添置几件新衣，但徐老一直坚持不同意，说破烂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八十岁那年，一些老同志、老朋友和老学生想给他祝寿，庆祝一番。但他怕大家浪费，就趁开会的机会，提前去湖南和广州，在火车上度过了生日。“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徐老给《长沙日报》的这几句题词，正可作为他自己一生勤俭作风的写照。
徐老刻苦学习的精神，最为人所知。他少年时代只上了六年私塾，没有进过学校。他的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刻苦自学而得到的。徐老从来就是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说这叫做“水涨船高”。徐老最爱讲《三国志》上的“学足三余”的故事。他说：“只有得闲多余的时候读书，读得久了，学问也就会丰富起来。”古人云“不耻下问”，“圣人无常师”，说的是向一切人学习。这对一般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徐老却做得很好。他在长沙入宁乡速成师范时，科学知识在教员之上；他入江苏小学教师训练班，年纪比教师还大；他到法国留学，法文一字不识，向学生的儿子求教，人们讥笑他连降了三级，他也毫不以为然；在苏区，在延安，他常下乡，和农民谈天，向农民请教农事。一九四五年，徐老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徐老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徐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则是诲人不倦。他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而且喜欢帮助别人读书。有朋友或学生向他请教时，不管怎样忙碌，都要挤出时间来讲解，在他面前受益的人是很多的。他的一个学生，在长沙时要习字，他就送给了许多碑帖和很好的浏阳丁贡纸；要学诗，他就赠一巨册全唐诗抄一百二十本；一九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这个学生要读《资本论》，看不懂，徐老就为之提一纲，立一表，作过细的讲解。至于我自己得徐老的教诲就更多了。我小时候只读二年半书，以后都是老人家督促我，指导我读书。徐老的知识很渊博。一九五○年时，他每天抽时间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当时我们听了作了许多笔记，从尚保存下来的几本中，可看到徐老对马列主义理论，文、史、哲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今天重温感到格外亲切。
……
一九七九年一月
（摘自《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怀念徐老 学习徐老
帅孟奇
我第一次听到徐特立这个名字，是在14岁那年，那时，我是一个贫穷的乡村教师的女儿。由于家境贫寒和社会上封建礼教的习俗，我不能像我的兄弟们一样进学校读书。一天，父亲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以后你有机会读书了！他说：“湖南有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非常有学问，对老百姓很好……听说他又主张大力发展平民教育，招收贫苦孩子入学，还提倡女子教育，让女孩子也能读书。这下可好了，你也许会有机会上学了。”
然而，事隔不久，又听说这位先生的主张遭到了当权者的反对，他交还了科长委任状，又去教书了。后来，我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终于在莫斯科见到了徐老，当时我心里非常高兴。从此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先后在长沙、延安和北京等地常常和他有接触，他的模范行动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对于他的为人，毛主席曾称赞说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个赞语，他确是当之无愧的……
坚定的革命意志
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许多人都被卷入革命的浪潮。但是，只有经得住残酷斗争考验的人，才是难得的人。徐老就是这样的人。
1928年，徐老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有关他的佳话便很快传遍了全校。那时我是初学文化，编在该校初级班，徐老、董老、何老（何叔衡同志）、林老、吴老等在特别班。我常常看见徐老这位个子不高，面带微笑，异常慈祥的老先生在走廊里朗读俄文，在院子里跑步锻炼。我怀着敬意望着队，想着在这个普通的、平凡的身躯里有多么坚韧的毅力，有多么坚强的决心。他曾经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瞎碰乱撞过一气：研究过医书，习作过八股文，任过教师，当过副议长等；以后又舍弃了在湖南教育界的很高声誉和地位，甘心情愿到法国边做工边学习；最后在大革命的时期，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投身到工农运动的革命洪流中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遍及全国。湖南在“马日事变”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叛变到敌人那边去了。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赶到江西参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如果有没明确的革命目标，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是绝对做不到的。当我想着徐老所走过的艰苦曲折的道路，想着他那光荣的斗争历史的时候，我就愈发崇敬他了。
当时，徐老已经五十多岁了，可还那样顽强地学习俄文，学习马列主义。他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还有什么客观困难可以强调呢？只有为了革命顽强刻苦地学习，才是应有的态度啊！
忠实地执行党的任务
1938年，党组织派我到湖南工作，使我有机会和徐老经常见面。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奉党中央之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湘代表、高级参议，身份完全是公开的。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团结抗日的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徐老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把一颗赤诚的心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他是老教育家，在湖南声望很高，因此一到长沙，关心国家生死存亡的各界人士，都纷纷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聆听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论白天黑夜，徐老总是热情接待一批又一批的人，滔滔不绝地宣传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宣传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任务等。徐老特别关心青年，他为许多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方向。为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他常常外出到各处演讲，并到国民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人士中去做工作。深夜，他还要埋头为《救亡日报》等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在那一段时间中，他忘我地工作，每天除了短短几个钟头的睡眠之外，没有片刻其他的休息。
……
为了向延安和抗日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干部，给党增添新血液，徐老常常步行到落落工矿、学校、农村、码头，亲自在群众中了解情况，一发现好苗子，就告诉我，对他们进行组织审查。他经常对我们讲：看一青年要看他的主流——看他抗日进步的一面，只有他真心诚意地愿意为保卫国家而奋斗，其他的缺点是可以在革命熔炉中得到改造的。我们遵照着他的指导，输送了一大批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
在湖南这段日子里，徐老的才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他精神抖擞，朝气蓬勃，见着的他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于想象他已60高龄了。他自己因为能有机会做这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而感到极为快活，更加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心中想着人民
1940年以后，在延安、在北京，我和徐老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那勤俭朴素，处处想着人民利益的高贵品质，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在延安时，他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后又兼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了照顾他年迈，组织上配给他一匹马，但是他很少骑，总是步行横涉延河。公家发鞋，他常不领，穿他女儿徐乾同志为他做的布鞋和布凉鞋。他常教育大家，革命的经费来之不易，决不允许挥霍浪费。徐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始终如一的。1938年在长沙时，我就亲眼见过这位八路军的首席代表，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同志们吃一样的饭菜，出门从不乘车。还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次，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为他举行宴会，徐老仍是穿着他平日穿的、也是仅有的那套普通的灰棉布军装去赴宴。当他步行到省府门口，警卫不肯禀报，说是张主席今日有事，概不会客。徐从工作着想，便跑回住处，取了名片，第二次来到门口，当他递上名片时，警卫才知道他是今天宴会上的首席客人，又是惊讶，又是钦佩，赶紧请他入内。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平易俭朴作风，使国民党的下级官兵也深深为之感动。
几十年来，徐老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有关他的这方面的事迹人们已经写了很多，问题是为什么他能保持这优良的作风呢？我想那就是：他心中想着人民。
徐老在穷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了解黎民百姓的困苦生活，一生寻求的就是解放人民的道路。远在青年时期，他就节省自己的薪俸，为穷苦人民的子弟办学。他常教育他的亲属：“生活上艰苦俭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可以磨炼意志，增长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解放以后虽然条件好了，但他仍是粗茶淡饭，穿一身洗旧了的、两袖打了补丁的灰蓝布衣服。他仅有一件皮革，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或宴会的时候才穿一穿，过后立即换下来收好。他总是注意节省一滴水，一度电，甚至一个白菜头也不允许随便丢掉。他到各地调查和视察工作，都不许请客送礼。他常说：“人民生活还困难，我们不能浪费人民的财物”……
（节选帅孟奇《怀念徐老 学习徐老》，摘自《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家风故事】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徐特立最关注的事之一，就是如何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进京后，他特意写过一篇题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他深有感触地说：“在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种高人面前，则‘自以为是’四字，就是第一等的障碍物。首先就障碍了自己前进（即障碍着‘实事求是’），不接受他人的批评，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害怕丢脸——以被人批评，被人指责的耻辱，反不以‘自以为是’为耻辱。”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共产党，谁都不能否认它是一个先进的党。我们整风连续大整两年，三风之一风是学风，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两句话九个字。这九个字可以用来测量党员的学习风气，尤其是有教育责任的党员及干部，更当严格执行这九个字。”后来，他又针对“自以为是”的思想病态，撰写了《自以为是者的前途》的短文。文中写道：
“自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守旧的东西不加以自我批评，旧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如果他是一个老头子，他将就木焉，危害社会还不大，就可让他顽固；而年轻的人，前途远大，成熟过早，目中无人，不独危害自己，同时更会危害社会。少年得志，成功者少……自以为是，就是主观主义。如果主义再形成一伙，就是宗派主义。”
1950年11月6日，毛泽东应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之请，为一师题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之后，曾对徐特立说：“徐老，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也为第一师范写几句话吧！”徐特立以通过给周世钊写信的形式，提出把“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九个字，作为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风。他在信中写道：“‘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
进城后，徐特立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认为：生活过得俭朴一些，将有助于保持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所以，他对生活方面的要求极其简单，尽乎有些苛刻。1949年底，他在西单分到几间住房后，曾派女儿徐乾①回湖南，将老伴和13岁的小孙女接到北京团聚。他住的房子不大，也比较陈旧，有的地板已经腐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中央办公厅给换一下，中央办公厅也认为应该换，但他不同意，认为把坏了地方修一修还可以住。1952年，中央办公厅决定给他添盖几间房子，以便接待来访的群众和存放图书资料。他更不同意，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财呢？还是等将来生产、建设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说吧！”后来办公厅根据他一贯坚持节约的精神，把建房费用减少到原计划的一半。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花钱太多了。仅窗帘布一项，就不知批评过多少次，总是说：“窗帘布能挡住光线就行了，干什么要用这么好的东西做？当年我们在延安就没有用窗帘，不是照样干革命吗？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
他戴的一顶灰布军帽，连后沿都磨破了，穿的灰布衣服，已经洗得发白，一件旧棉衣，后勤部门几次催他更换新的，他总不答应，说“农民一件棉衣要穿几十年，甚至一代传一代。我这件还可以再穿几年。”为了工作需要，女儿徐乾为他做了一套毛料衣服，添置了一双皮鞋，他平时不穿，只是在接待外宾和参加宴会时才穿，回到家里马上换下。一双袜子，补了又补，还舍不得扔掉。
他对吃的要求极其简单。他常对人说，人的饮食要从五谷杂粮中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也要从多种蔬菜中吸取营养，不能有什么偏爱。所以，小米、玉米和窝窝头，他都喜欢，带白菜头都舍不得丢弃。即使晚上已经睡上，如发现灯没有关掉，水龙头没有拧紧，也一定要起床关好、打紧。他多次对身边的人说：“要节约水电，滴水成河啊！”1953年，他回到长沙，每当应邀到机关、学校、医院或工厂讲话时，总要讲到艰苦奋斗的问题。有位同志在笔记本上记录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开路先锋，也是建设祖国各条战线打头阵的人。责任重大，困难也很多，我们必须吃苦。”1955年秋，徐特立偕老伴熊立诚回乡小住。当时，长沙还没有直通五美乡的公路。老两口乘车来到江背时，五美乡的干部和群众抬了两副轿子来接他，硬要请两位老人坐上去，说：“老人家快八十岁的人了，田间小路不好走，还是坐轿子稳当。”但徐特立执意不肯，对大家说：“我二十多年没回来过，现在家乡变化了，我要边走边看哩！”他兴致勃勃地坚持步行，从江背到五美，走了二十多里路。
细微之处见真章。生活中的细节，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却真实、真切地展现着一个人的品质。这些生活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徐特立这位革命老人熠熠的光辉人生……
【注释】
徐乾，原名刘萃英，1933年与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结婚。1936年生下女儿徐禹强。1938年，徐厚本染病，医治无效去世，刘萃英在医院因一时伤心过度，不慎摔伤，从此落下头疼症。面对这种情况，承受着老年丧子之痛的徐特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悉心关心、指导儿媳刘萃英的成长，将其收为干女并改名徐乾，使她从一个仅有初小文化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心胸豁达、作风朴实、对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
（摘编自《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