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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1] 吕留良案件，广为人知，所以不必详述其过程。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2]。至于其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3] 那么吕留良究竟宣扬了些什么思想让清廷统治者如此震慑恐惧呢，以至于他死后还要将其尸体剐割挫骨以泄愤呢？ 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只鳞片爪，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钱穆说“晚村评点四书文，其语保传迄今者，有《四书讲义》四十三卷”。[4] 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也可以窥见吕留良思想一斑，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以便一般读者了解。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种种不仁之心，都从他不仁之心揣拟”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 “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 “后世事君，其初应举时，原为门户温饱起见。一片美田宅，长子孙，无穷嗜欲之私，先据其中，而后讲如何事君。便讲到敬，也只成一种固宠患失的学问”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纂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宇隔绝” “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总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来，由‘天降下民’起义。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故差自农。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 “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曾静《知新录》中言‘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耳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5] 从上面这些摘引可以看出，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人，很容易就发现，《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内容与这里摘引的吕留良对君主帝王以及君臣关系的观点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只不过是黄宗羲师从刘宗周，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传人。两人一个是从程朱理学出发，另一个是王阳明心学为根底，最后形成的观点却颇多一致（尽管两人后来关系并不很好，甚至互相嘲讽抨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内孕育的思想，无论心学还是理学，都是文明进步，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不受满清统治干扰的情况下，其趋向都是进步的，并不存在一个进步开明，另一个保守僵化的问题。 尽管黄吕二人思想殊途同归，但他们的论著观点遭遇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穆曾经发过一番感叹“余观其说，颇似黎洲（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论。……黎洲著之于《待访录》，而晚村见之于《四书讲义》，……惟黎洲《待访录》，自晚清以来，极为一时传诵，而晚村《四书讲义》则注意者少。身后声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严抑，足以使学者精神长埋至于数百年而终不显白。”[6] 造成这种际遇差别的原因，除了黄宗羲更韬光养晦，甚至在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与清统治者虚与委蛇，说一些违心话，作媚顺之态以迷惑对方；而吕留良则更刚烈，更决绝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对于清统治者而言论，吕留良从程朱理学出发阐述的观点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 当吕留良案件爆发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也还未被清廷完全磨灭，还有人敢于清廷凶虐淫威之下，为其辩护。比如当时有绍兴人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为吕留良争辩，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 结果唐孙镐被秘密杀害，雍正批示说“似此妄匪之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也，可将此论秘密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7] 而齐周华被投狱五年，受尽酷刑，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结果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还是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更令清廷憎恶恐惧的就是吕留良通过孔子和朱熹来阐发的民族主义观点。 “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然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任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 “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其时社会已有宋儒之诮，而晚村独深喜宋人” “晚村（即吕留良）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阐王为梯荣捷径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也。”[8] 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钱穆把吕留良的境遇与陆稼书的境遇作了一个对比： “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而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与稼书绝不同。……然则晚村之在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所梦想于万一也” “稼书身后，清廷褒崇有加，从祀孔庙，俨然一代儒宗，而晚村合门骈诛，戮及尸骨，今《三鱼堂集》涉及晚村语，皆删削不敢存一字。实则稼书尊朱抑王言论，多袭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为许衡、吴澄[9]，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然则处异族淫威之下，国已亡、政亦失，耳言学术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10] 满清对程朱理学表面尊崇，实则阉割架空，也可以从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中窥见一二。葛兆光在其长文《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节中说 朝鲜人觉得，“清朝的读书人好像对孔子之学，特别是正宗的宋明理学并不那么在行，对儒家学者的著作也不那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说，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那个时候，这种诧异和蔑视似乎很普遍，一个叫做韩元震(1682一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这些还剩下表面的理学也已经腐朽，他们对于自我标榜理学的人有名无实，很不以为然，讽刺地说当时清国的理学家，‘先骂二氏，自以为理学者，此习不知创自何典，夫理学贵于躬行实践，若虚诋二氏即为理学，则卑贱矣’。这种‘理学’，在朝鲜的文人看来，不仅不是士人修身养德的学问，不仅来历并不纯粹，而且还是官方设下的学术和思想圈套” “当他们发现清国的文人讨论《春秋》居然不遵朱熹的说法，‘终不提论华夷内外’时，就故意挑出来质问说，‘文固可佳，而但孔圣之所以作《春秋》，专为上下之分，内外之别而作也，今无此等语，可谓失旨矣’”。 “在这些维护朱子之学立场坚定，而且对于真理在握相当自信和自尊的朝鲜使者面前，一些立场不那么坚定的清人，多少有些愧歉与尴尬，像严诚(1732一?)就向洪大容坦率地承认，‘近时经学荒芜’;潘庭筠(1742一?)也在洪大容的追问下，一面承认‘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一面打个圆场，讪讪辩护说，‘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 “正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与纪昀、李鼎元等学者都有交往的柳得恭看到的，‘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当时在北京的书肆里，竟然连《语类》等朱子学的书也没有，纪昀托人为朝鲜人购这些书，还要到南方去订购，‘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至今’”[11] 3、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为什么满清要选择程朱理学作为表面加以尊崇，实则进行阉割的对象？ 我觉得原因如下，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种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它更鼓励人们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作出牺牲，绝不屈服在外来压迫，暴力威胁的淫威之下。一旦清廷公开反对程朱理学，那么程朱理学必然成为一种反政府的意识形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绝对不下于近代一些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而决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学对清廷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最大。 相反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而王阳明的心学，本身更多的是强调个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为是非”，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难以形成一种一致的，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这从王学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学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派就能见端倪），一遇到外来压迫，这种心学体系很难成为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更难以整合出坚定顽强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变为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只要施加严酷的暴力压迫，心学自然就能消灭于无形之中。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 对于满清表面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2] 应该说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确实很卑劣，很恶毒，但也很有效。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在清代，真诚信奉程朱理学如吕留良及其学生子孙，固然要被清廷屠杀剿灭，如果敢于明确措辞反对程朱理学，那同样要倒霉，如谢济世以“毁谤程朱”“肆诋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学变成了一种不能对其进行任何真诚思考，纯粹被清廷裁减利用的工具。满清统治下的文人对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对程朱理学的任何独立思考，在满清屠刀下也成了绝对的禁区，于是只能提倡所谓汉学。 如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去理会程朱理学在宋明时期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为因为满清表面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于是满清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丑恶被许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学造成的罪恶。 而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与倒退！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理学对立面心学的发扬与流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清代的这种学术上的倒退，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中也有深入论述，这里摘引一些内容 “尊汉与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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