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海军战略

战略地理与早期理论

　　尽管俄国从早期疆域和军事力量构成上看是一个大陆国家，但从1696年彼得大帝建立亚速海舰队起，历代俄罗斯君主对海权作为国家力量投射工具的性质可谓了然于心。彼得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由于巨大的空间隔绝和宿敌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俄国从陆上对欧陆政治施加影响的成功机率不高，西欧列强也很少把俄国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盟国；海军建设打破了这种局面，俄国海上力量一方面可以为其大陆扩张充当前哨和辅佐，另一方面提供了进入欧洲体系、成为西欧争霸战争重要平衡者的机会。俄国开始向海洋进军，其间虽亦经克里米亚和对马的挫败，但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苏俄四大海区、四大舰队的布局已经奠定，并为今天俄罗斯的海上战略地理所因袭。

　　然而，俄国毕竟属于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国家，它的高纬度大陆内核以及对外扩张的辐射状线路造成了一种不良的海上环境——波罗的海、黑海、北太平洋、北冰洋四大海区普遍位于高纬度地区，其中仅黑海沿岸冬季不结冻，此外北冰洋有摩尔曼斯克、波罗的海有割自德国的加里宁格勒、太平洋沿岸有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等少数不冻港，日本海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勘察加半岛东端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借助破冰船在冬季能保持通航，其余海区都有长度不一的结冰期。在结冰期内，苏俄海军的行动路线和调动规模受到显著限制。此外，四大海区基本都属于半封闭的边缘海，不能直接抵达开阔大洋，中间需要穿越好几层窄海（Narrow Seas），而窄海连接大洋的出口或者说瓶颈（Choke Point）却控制在敌对方之手。如波罗的海进入北海的通道松德、卡特加特、斯卡格拉克海峡控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手中，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则为土耳其所有。鄂霍次克海及勘察加半岛虽然与北太平洋直接接触，但一来该地区远离俄国在欧洲的权力中枢，战略价值稍逊；二来与日本的直接距离太近，仍然感受到驻日美军的压力，于大局无补。至于巴伦支海，它虽然没有海峡阻遏，但和大西洋之间隔着另一窄海挪威海，而“北约”在格陵兰岛和英国本土之间设置了著名的GIUK封锁线（G代表Greenland格陵兰、I代表冰岛Iceland，UK代表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常年有舰艇和飞机巡逻，足以使北方舰队不敢轻举妄动。GIUK防线的另一价值在于屏障北海，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抵挡波罗的海舰队提供支援，使苏联深受其害。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Milan Vego）在其经典著作《窄海地区的海军战略与作战》中指出，那些频临一个或多个大洋，但直接接触的乃是封闭海域或边缘海的国家，在海军战略方面往往具有两重性——它们会倾向于在封闭海域建立传统制海权，同时对半封闭海域和邻接的部分大洋实施制海权争夺（Dispute in Sea Control）。争夺制海的最高目标是向完全制海过度，最低目标则是消极的海上拒止（Sea Denial），即排除敌对一方利用该海区关键航路进行军事力量投送的可能性，但本身也不进行这种利用。在苏联的个案中，它在波罗的海、巴伦支海、黑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目标是实现完全制海，在挪威海、北海和勘察加以东的北太平洋则只打算达到争夺状态。

　　但在红海军初创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到了它的建设规划。第一是舰队实力积弱不振——1905年对马惨败之后，沙俄当局制订了规模惊人的海军复兴计划，准备对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主力舰艇做全面更新。但这一计划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夭折，1917－1922年的内战又摧毁了许多已经开工的大型舰艇，到20世纪20年代末，红海军手中仅有3艘旧式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和2艘较新的轻巡洋舰，即使是在波罗的海、黑海这样的封闭海域也只能处于争夺制海权状态。其次，追求大规模决战的德国“公海舰队”折戟沉沙以及英国未经特拉法尔加即取得胜（Win without Trafalgar），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存在舰队”、“小战争”、“贸易战”等革命性海军理论皆在这一时期出炉，使得非传统强国的海上力量建设出现了混乱，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到苏联。

　　1932－1937年，红海军中出现了与同一时期德国和法国类似的“新青年学派”，他们质疑经典制海权学说以及大型主力舰存在的价值，认为仅凭潜艇、岸基航空兵配合小型水面舰艇便足以建立一定范围内的海上优势。但斯大林几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这个学派，把他们从思想到肉体统统毁灭，原因则完全是心理性的——复兴中的苏联工业渴望以建成大型主力舰向“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展示实力、斯大林本人更是对重巡洋舰和战列舰有着近于偏执的热爱，并支持从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引进技术加强海军实力。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制订了庞大的造舰计划，仅苏德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工的就有4艘“苏联”级战列舰、2艘“喀琅施塔得”级战列巡洋舰和20余艘巡洋舰。这种情况符合俄国历史上海军建设方针出自秉国者的传统，某种程度上还定下了苏联海军指导路线变更的凭据（领导人的好恶）。

　　取代“新青年学派”的是以海军少将贝里（Vladimir Beli）和海军中将阿拉富佐夫（Vladimir Alafuzov）为首的“苏维埃学派”，他们认为制海权学说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但需要根据国情进行修正。产物便是所谓“有限制海”学说（Limited Command-of-the-sea）。贝里认为，舰队决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未来已不复存在。常见的海军作战方式为争夺制空权、反潜、中等规模遭遇战和两栖登陆、潜艇将依旧扮演重要角色，但主战场的确定取决于陆军。在陆上作战的展开过程中，海军需要为陆军提供登陆载具、火力支援和外围掩护，最终目标是以海陆结合的方式建立对主战场的控制。换言之，在斯大林的大舰队建成之前，红海军只是陆军的辅助，这与俄国历史上的海洋经验是吻合的。而苏联海军在参战之际拥有的潜艇数量远超过传统强国，则是“苏维埃学派”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四年的卫国战争检验了苏维埃学派理论的可靠性，同时大大变更了苏联的外部安全环境。1946－1947年，针对“二战”中太平洋战场出现的航母特混舰队、区域航空战等新现象，苏联海军内部再度发生了战略指导的辩论，新思维在指挥机关的代表人物是海军人民委员兼海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元帅（Nikolay G. Kuznetsov），理论体现则是已经升任海军参谋学院院长的阿拉富佐夫1946年8月在《军事思想》上发表的长文“论海军作战的性质”。阿氏此际的观念已经开始向后来维戈提出的“完全制海与争夺制海结合”过渡，他指出，苏联频临的海洋区块可以按距离远近分为三个部分：最近处为近海区，仅靠岸基轻型轰炸机、战斗机和巡逻舰艇就足以建立控制；中段为远海区，主要由依托基地的中型轰炸机、由驱逐舰组成的快速分队和中型舰艇加以控制；最外层为开阔大洋区，适用大型水面舰艇和大航程潜艇，因其超出岸基航空兵的覆盖范围，需要由航母提供保护。最终目标是由近及远地建立全面制海，这实际上已经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限制海权”学说的扬弃。但需要注意的是，苏联的制海权学说带有典型的大陆国家特色，即认为海洋是可以分割、制海权是可以限制在个别区域内的，这和马汉、科贝特等人把海洋看作相同整体的观念截然不同。

　　不过，1946－1947年的苏维埃学派与斯大林对未来海战的估计分歧甚大，后者依旧热爱“前珍珠港”式的火炮巡洋舰和大型战列舰，并认为苏联海军应当承担支援世界革命的重任。当库兹涅佐夫对传统水面舰艇的价值发生质疑时，斯大林在1947年1月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打发到太平洋舰队去当司令。不过到了1951年7月，因为继任海军司令员尤马舍夫（Ivan Yumashev）不堪重用，库兹涅佐夫被重新召回，阿拉富佐夫关于开阔大洋控制的理论也重新得到认可。在主管造船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的配合下，包括4艘“斯大林格勒”级战列巡洋舰和30艘“斯维尔德洛夫”级大型轻巡洋舰的建造计划在1949－1951年逐步确定，所有这些军舰都带有浓厚的20世纪30年代特色——大续航力、轻防护、为数众多的传统火炮，密度不足的对空火力，而掩护水面舰艇用的防空航母的建造却被推迟了。

　　领导人的个人好恶造成的深远影响，在苏联海军的复兴过程中一览无余：如果说1938年斯大林鼓吹大舰巨炮是为了缩短苏联与先进海军国家之间的差距，那么在海军航空兵已经大显身手的1951年，继续追逐这类过时的装备就只具有怀旧色彩了。同一时期，美国学界和军界正在对核时代的海军角色展开激辩，一线舰艇也在积极适应喷气式飞机带来的变化，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偏执使苏联海军虚度了近十年的光阴，也使赫鲁晓夫时代的激进变革成为必然。

　　赫鲁晓夫与核时代

　　某种意义上，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传统水面舰艇的拒斥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青年学派”改头换面的产物，但它也可以视为对斯大林晚年过时造舰计划的补偿性批判。伴随美国海基核打击力量的实用化（1953年，AJ－1“野人”重型攻击机和小型原子弹开始周期性部署到地中海的“中途岛”级航母上；1956年起，“中途岛”级和新完工的超级航母“福莱斯特”级又开始换装航程3380千米的A－3“空中战士”），苏联的北部和西部海上边疆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1955年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上将更提出“有限威慑”（Limited Deterrence）战略，在原有的航母战斗群之外加速建造可携带“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的核潜艇，以航母的机动性、潜艇的隐秘性和导弹的远射程对苏联形成威慑。从1958年到1965年，美国相继建成41艘携带“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即著名的“自由41”（41 for Freedom），这些潜艇可以在近2000千米外（“北极星”A1的射程，最终的A3型射程更高达4600千米）的地中海和挪威海对苏联发动核打击，而苏联岸基巡逻机到1961年还只能覆盖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挪威以东的区域，无力对抗这种威胁。

　　出于与美国实现核平衡的考虑，赫鲁晓夫从根本上否定继续建造大型水面舰艇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海军的主要功用是充当弹道导弹的机动载具，尤其要把洲际核导弹与长续航力的核潜艇结合起来，与来自挪威海－地中海方向的“北约”核力量形成对冲。1956年，6艘611型（Z级）柴电潜艇开始接受改装，以携带2枚水面发射的R－11FM战术弹道导弹；1959年，苏联第一艘可搭载3枚R－13潜射弹道导弹的658型核潜艇（H级）也告下水，导弹射程为600千米。而核时代初期的苏联海军战略在思想领域的体现，则是1955年7月沙夫索夫大校（D.Shavtsov）在《军事思想》上发表的题为“论制海权”的文章。该文开宗明义地宣称，“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大型水面舰艇已成为核打击的最佳目标”，有鉴于此，新建造的水面舰艇应以驱逐舰等级的中小船只为主，它们与对方常规力量的差距可以由核武器填补。在制海权问题上，沙夫索夫赞同苏维埃学派关于制海权必要性的陈述，但他认为这种状态不具有长期性，只有在需要达成根本战略目标时才须获致；他也怀疑建立有限制海权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海只有一个”。

　　为了修正主要是在核时代之前形成的苏维埃制海权观念，沙夫索夫提出了一种三分法：最高层者为“战略性制海”，相当于米兰·维戈笔下的绝对制海，它的适用范围为整个海上战场，基础为空中优势；中层者为“作战性制海”，相当于美国概念中的有效制海，目标不在于摧毁对方全部兵力，而是使其在战区范围内无法完成既定任务；最基础者为“战术性制海”相当于美国概念中的争夺制海（苏联海军不承认争夺制海是一种稳定形态，故这一术语很少在论文中被提及），主要由岸防力量配合一定规模的快速分队来完成。这种划分和阿拉富佐夫的同心圆式三层分区具有本质差异，因为不同战区在整体军事战略中的权重显然差异极大，并且一个战区的挫败未必能以另一战区的进取来弥补。沙夫索夫相信，战略性制海作为一种总体目标应当是苏联海军的长期追求，并且需要和陆军、空军相配合。

　　到这时为止，后来成为戈尔什科夫时代苏联海上战略指导的理论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唯一的问题在于，沙夫索夫在1955年倡导的是一种理论和实际脱节的观念，他的中型舰艇对追求战略性制海意义甚微，但赫鲁晓夫喜爱这种论调。坚持建造大型舰艇的库兹涅佐夫已经在1955年5月被迫退居二线，并于次年再度被降级为中将，随后强制退役。30艘“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中的17艘在1954年后停工或取消建造，取而代之的是装有巨大SS－N－1反舰导弹发射架的“卡宁”级和“克鲁普尼”级导弹驱逐舰，他们的吨位、续航力和造价都比前者小得多。潜艇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则明显上升，658型到1961年底为止已经有8艘开工，后期的几艘安装的是射程1300千米的R－21导弹；攻击型核潜艇627型（“十一月”级）到1962年为止开工了10艘，承担摧毁美国航母战斗群任务的巡航导弹核潜艇659型（“回声”Ⅰ级）也有5艘下水，并开始建造安装发射SS－N－3A反舰导弹的675型（“回声”Ⅱ级）。1957年秋，苏联巡洋舰和驱逐舰还抵达叙利亚，声援该国政府驱逐美国外交官的举动：这是莫斯科的第一次“炮舰外交”尝试。

　　即便如此，赫鲁晓夫对美苏两国在洲际导弹方面的惊人数量差距依然惴惴不安：由于美国在海基核力量方面拥有惊人的优势，1962年华盛顿可用于攻击苏联的洲际导弹总数达到了170枚，相当于苏联的五倍以上。为了填补新型潜射洲际导弹服役前的危险期，也为了在西柏林问题上增加筹码，赫鲁晓夫决定把R－12中程导弹秘密部署到古巴，但被美国侦察机发现。1962年10月下旬，在肯尼迪总统亲自命令下，6艘美国航母、1艘加拿大航母以及大批水面舰艇在加勒比海实施了“隔离”（Quarantine）行动，阻止苏联向古巴继续运输导弹和轰炸机；其中4艘反潜航母组成的TF136负责拦截苏联货船、迫使其远离古巴海岸，3艘超级航母组成的RF135随时准备发动空袭。

　　抵达加勒比海的唯一一批苏联舰艇是4艘641型（F级）柴电潜艇，它们每艘都携带有一枚安装1.5万吨当量核弹头的特殊鱼雷，并得到了在遭受攻击时可自行使用的命令。当潜艇自水下驶近封锁线时，遭到美军驱逐舰投下的深弹警告，B－59艇长马斯伦尼科夫准备发射核鱼雷，但被支队长阿尔希波夫（Vasili Arkhipov）阻拦，一场核战争的导火索勉强被消弭。随后十几个小时里，4艘潜艇始终为美国反潜航母舰载机和驱逐舰组成的拦截网纠缠住，其中3艘在耗尽空气后被迫上浮，而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悬崖勒马，在与美国讨价还价后同意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和轰炸机。

　　古巴导弹危机暴露出了苏联海军建设方针的结构性缺陷：潜艇虽然是争夺制海以及投射战略武器的优良平台，但它本身不足以承担建立和遂行制海权的任务；核平衡虽然是抵消美国战略威慑能力的必要条件，但因核战争的杀伤力和政治风险之大，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反而不会发生，而弹道导弹核潜艇是无法执行常规任务的。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新青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海军中将卡斯特早就提出过一个概念“水面控制”（Mastery of the Surface），他认为：潜艇和飞机的出现虽然使得水面舰艇建立全面制海的能力遭受削弱，甚至退化为水面控制，但这种控制依然具有基础地位；若不能建立水面控制，压制空中和水下的威胁也就成为空谈。而苏联海军缺乏的恰恰就是水面控制能力。

　　这种背景下，接替库兹涅佐夫担任海军司令员的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y Gorshkov）开始探索以水面控制方式对抗美国水下核力量的可能性，首当其冲的便是排除“北极星”潜艇进入挪威海的可能性。由于苏联在该地区缺乏前进基地，最便捷的方法是建造一种能搭载一个团直升机的反潜巡洋舰。它们可以前出到美国核潜艇活动的边缘地带，对其进行搜索和长期接触，一旦战争爆发，立即实施攻击；在本方水面舰艇出航时，反潜巡洋舰也可以提供必要的掩护和支援，水面舰艇则以反舰导弹保护反潜舰。这就是1123型反潜巡洋舰的由来，后来演变为苏联第一型航母“莫斯科”级，首舰于1962年底开工。

　　正当赫鲁晓夫对海军建设方针的调整步入正轨之际，1964年，他被一场内部政变赶下了台。他在1954－1961年的激进试验对苏联海军追求战略性制海的道路造成了不小的波折，并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的挫败。但从1962年起，激进路线已经让位于更务实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掌舵人戈尔什科夫从1956年起掌舵苏联海军直至1985年，没有因赫鲁晓夫的倒台半途而废，终于使海军稳定地发展至世界级规模，成为美国海上统治权的挑战者。

　　戈尔什科夫的“平衡舰队”

　　作为苏维埃学派的衣钵传人，戈尔什科夫在他1976年出版的理论著作《国家海上力量》中对从贝里到沙夫索夫的主要思想家做了总结，他指出：“苏联海军军事学一贯认为获取海上优势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条件，最终是要利用舰队的兵力和资源、在限定时间内于海洋战场的特定地区顺利达成其特殊任务。”“20世纪40年代末期，‘海上优势’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它能够促进舰队的正规海战和陆战队的登陆行动，为其顺利遂行创造条件。在海上优势当中，最有意义的是（海上）战略优势，它指的是敌人在整个战区内都无法阻扰我方作战行动的进行。”“而假如在海洋战区内未能获得战略优势，那么要保证海上作战继续进行，至少应取得战术优势，也就是在主要打击方向上的兵力和资源优势……如果说战略优势是为了达成从事战争的目的，那么战术优势就是为了达成遂行作战的目的。”上述字句与阿拉富佐夫和沙夫索夫的观点多有重合，显然是总结整理的结果。而戈尔什科夫对舰队准备与运用的思路，也和沙夫索夫的遗教毫无二致：“争取海上优势。从而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是故国家从和平时代起就必须做好准备。准备措施包括整备必要的兵力和资源以供作战之需，编组部队并将其部署于战区内、确保在态势上压倒敌人，同时对海洋战场加以经营，一切有助于达成争夺海上优势之目的为导向……海上优势的获得实为确保部队顺利达成其主要任务的因素之一，一旦舰队达成这些因素，又可进一步确保其海上优势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延展。”

　　在舰队建设方针上，戈尔什科夫倾向于发展一种“平衡舰队”（Balanced Fleet），但这一思路具有灵活性。他指出：“所谓均衡发展，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应当优先发展能够最有效地达成舰队面临之主要任务的某些兵种……随着时间推移，构成舰队作战能力和后勤保障的一切因素都会因需求变化得到兼顾，最终形成一种有利的组合。”这种表达实际上是春秋笔法，目的是对“新青年学派”进行迂回反击——虽然核潜艇在一定时期内虽有重要性，但不应超越或取代其他部分；鉴于和美国对抗的重心以及空间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海军的其他部分也应获得重点发展的资金和机会。在《国家海上力量》中，戈氏还直白地批评了德国在“二战”中的海军战略，他认为雷德尔在战争之初忽视了潜艇和航空兵的作用，把舰队浪费在无谓的通商袭击战中；邓尼茨在战争后半期则让潜艇陷入了单打独斗，最后势必被优势反潜兵力摧毁。至于潜艇战本身，“虽其对战争的全面进展影响相当大，但终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戈尔什科夫的算盘是把弹道导弹核潜艇变成一种“存在舰队”，其含义为：只要苏联始终保有足够数量的潜射弹道导弹，并以海军航空兵和水面舰艇对其加以保护，则“北约”考虑到无法彻底摧毁苏联的核报复能力，也就不敢主动发起战争。1976年之后，随着装备射程770千米的R－29洲际导弹的667B型（“德尔塔”Ⅰ级）核潜艇投入使用，苏联海基核力量在不进入大西洋或太平洋的情况下就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这意味着“核存在舰队”的第一阶段建设目标已经达成。此后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的进步主要在于累积弹头数量，包括继续发展667B型的多种改进版本，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6艘巨大的941型（“台风”级），后者搭载有射程8300千米的R－39导弹，数量达20枚之多！

　　对潜射核力量的保护是与发展核潜艇同步进行的，代表产物为1143型反潜巡洋舰，即“基辅”级重型载机巡洋舰。这种“杂交”航母的初始设计用途是掩护667B型潜艇突破GIUK封锁线，使美国本土进入其导弹射程。为对抗“北约”在GIUK线部署的巡逻机和水面舰艇，“基辅”级在前甲板安装有4座双联装SS－N－12反舰导弹发射架（射程550千米），并能搭载一个中队雅克－38“铁匠”A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19架反潜直升机可以用于搜索和攻击附近的敌方潜艇，防空则由大量舰空导弹来承担。考虑到舰队活动范越大、遭受美国航母战斗群袭击的风险就越高，1975年起苏联还开始建造专门发射反舰导弹的949型（“奥斯卡”Ⅰ级）核潜艇，包括改进型在内最终建成13艘。

　　发展大型航空母舰则经历了更曲折的历程：1972年，第17中央设计局（TsKB－17）开始了与美国“尼米兹”级相仿的大甲板弹射器航母设计，但因为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乌斯季诺夫（Dmitriy Ustinov）的反对，修改多次后仍告流产。1977年重新开始设计的1143.5工程采用了比较保守的常规动力方案，设计排水量5.5万吨，载机量50架，飞机利用滑跃甲板起飞，最终获得通过。1982年首舰“里加”号（后更名为“勃列日涅夫”号，下水后再度更名为“第比利斯”号）在尼古拉耶夫船厂动工，三年后戈尔什科夫退休，结束了由他主导的“平衡舰队”时代。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改革家，信奉“更优为上佳之敌”的戈尔什科夫在他主导苏联海军建设的29年里完成了高山仰止的业绩。苏联海军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二流水准进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次，且这种突进从未遭致与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相同的毁灭性后果；最终导致海军衰败的是国家本身，而非其海上战略。不仅如此，苏联海军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表现出的进攻姿态使其国际影响力达到惊人程度，从1969年到1980年，苏联舰艇完成了20次带有“舰炮外交”性质的海外远航，给美国造成巨大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的复兴，就是对东方压力的直接回应。

　　但戈尔什科夫的“平衡舰队”也从来没能实现他预想的获取全球战略性制海权的目标。应当承认，即使是在核潜艇部队已经得到充分扩充、保护手段也日益健全（用“莫斯科”级、“基辅”级这样的反潜巡洋舰以及攻击性核潜艇来保护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海军也仅仅是一支加大号的“存在舰队”。潜艇兵力占据份额过大使其无法建立大范围的水面控制，因之与美国海军相比一直处在守势；海洋地理对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限制则从来没能彻底消除，是故苏联虽能在地中海、印度洋和加勒比海获得若干分散基地，但可靠性依赖于政治形势的份额太大，对根本的战略制约也没有帮助。以“平衡舰队”为目标的苏联海军，实际上远远没能达到平衡的程度，这也是今天的俄罗斯海军迟迟无法复兴的原因——苏联舰队给它留下了可观的物质基础，但大部分装备是基于核威慑和核战争背景设计的，无法经济、有效地适用于21世纪的海洋；苏联海军战略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又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性，以至于俄罗斯无法以历史为鉴确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海军建设思路。

　　而在上述诸种缺陷中，最显著的一点在于：由于缺乏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水面主力舰，特别是脱离了航母所能提供的区域制空权，苏联海军那些巨大的巡洋舰依然无法进入公海作战；它既有的兵力最多能对能使邻接大洋的边缘海进入争夺制海状态，还远远谈不上获得制海权。之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海军没有像四十多年前的德国那样陷于崩溃，多少是因为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爆发核战争的成本太高，以至于只要不对美国构成压倒性威胁，华盛顿宁可容忍戈尔什科夫那上限可见的海上扩张。而这种扩张的实际威胁，也的的确确从来没有达到过1914年时德国对英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