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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原文 他们出身英国名门甚至贵族，毕业于同一所著名大学，却心甘情愿为敌对阵营工作；他们甘冒生命危险几十年，却分文不取；他们中的一位居然当上了英国专门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在世界间谍史上几乎绝无仅有；而另一位甚至成了可以自由出入王室的女王艺术顾问，英国情报部门对他无可奈何。他们是一个在世界间谍史上被称作剑桥五杰的间谍小组。他们的故事，是一段间谍史上的传奇……档案揭秘系列节目《冷战谍影》，今天李涵为您讲述：神秘的剑桥五杰。
盖伊·弗朗西斯·伯吉斯，五人中的第一个，1910年出生，曾担任过英国BBC广播的主持人、英国军情六处探员、英国副外交大臣秘书等职。伯吉斯的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母亲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20岁那年，他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在剑桥大学里，伯吉斯因才智过人而小有名气，并且非常热衷于社会工作。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里有个很有威望的地下组织，名叫“剑桥传道者”。其成员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伯吉斯就是其中的一员。
第二个人名叫唐纳德·麦克林，1915年出生。曾任英国驻法国、美国、埃及等国的外交官。麦克林的父亲是一位自由党派的政治家，曾担任过教育委员会主席。 与伯吉斯不同的是麦克林早在上中学时就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到了剑桥大学后，伯吉斯和麦克林两人经常在一起热切地讨论当前的时政问题。 大约1933年秋天，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被苏联情报机构秘密招募，开始了他们的间谍生涯。 上世纪20年代末，克格勃的前身，苏联情报机构契卡做出一项决定，征招间谍渗透到英国的政府各部门及情报机关中去。挑选的目标是名牌大学里那些出身富有，前途光明的大学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这“五杰”中打入英国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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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五杰中的第三个人名叫哈罗德·鲁塞金·菲尔比。菲尔比1912年出生在当时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安巴拉。他的父亲是英国伯爵，在英印度政府做文官。菲尔比13岁时回到英国，进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校。 17岁那年，菲尔比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剑桥大学里，他不但阅读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还积极参加学校里的社会主义者活动。1933年，21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被苏联情报机构征招，成为伯吉斯秘密小组中的第三个人。现在有很多研究者把他作为五杰中排名第一的人来看待，这是因为他的智慧和贡献在这五人中最为突出。 菲尔比和五杰中的其他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为苏联提供情报，却一分钱不要，并且，坚持了几十年。 在菲尔比去维也纳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目睹了奥地利政府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流血冲突，并且主动设法帮助那些受难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脱离危险。 当菲尔比从维也纳返回伦敦以后不久，周围的朋友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他整个像变了个人。他先是与那些左翼同志朋友断绝了来往，而后又加入了亲纳粹的英德联谊会，甚至在纳粹资助的一份刊物当了主编。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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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现象也陆续地出现在其他几个人身上。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最大限度地隐藏自己。 1937年，菲尔比以记者身份去西班牙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手情报，却差点因为一张小纸条而送命。不过，对这次惊险遭遇的处理，也彰显了他的过人智慧 这年2月，菲尔比前往西班牙，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的记者，目的是采访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的军队。而克格勃给他下达的任务是：搜集有关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第一手情报。不过，他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他间谍生涯的第一次惊险。 菲尔比在进行情报工作初期，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写有密码和联系地址的纸片放在兜里。正是这个习惯，险些要了他的命。 一天深夜，他正在旅馆的房间里睡觉，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他把房门打开时，两名国民警卫队员凶猛地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他押到警卫队的指挥部里。 菲尔比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首先意识到自己衣兜里的那张纸片，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处理那张写有秘密的纸条。 在指挥部里，他受到了严格审讯和搜查。搜查先从菲尔比的手提箱开始，但是一无所获。接着开始搜身检查，菲尔比当时直冒冷汗。就在军警准备翻他的裤子口袋时，菲尔比突然灵机一动，掏出钱包往桌上一扔，钱包在桌上蹦了一下，掉到了地上。 那些审讯人员见到钱包里散落的钱，仿佛饿狗扑食一般，一个个慌忙低头去抢。就在他们转身的一瞬间，菲尔比迅速将那张要命的纸条放进口中，吞进了肚子里。等那几个家伙再转过身来的时候，菲尔比不紧不慢微笑着翻开口袋，什么也没有，随后他就被放走了。 从此以后，菲尔比办事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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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到了1940年5月，德军把英法联军的30万人围困在敦刻尔克海滨，英军丧失了战斗力，丢盔弃甲，仓皇逃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敦克尔刻大撤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菲尔比突然决定辞职离开《泰晤士报》，在伦敦的家中闲居，或者整天在街头闲逛，他怎么了？
表面上看来，脱去记者外衣的菲尔比整日无所事事。实际上，苏联情报机构给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苏联情报机构正在为他寻找新的机会和新的切入点。 闲居伦敦整整一年的菲尔比，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伯吉斯的电话。伯吉斯此刻已是英国BBC广播电台备受听众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同时，他也结交了许多政府人士。电话中伯吉斯告诉他有一份新的职业，问菲尔比是否乐意接受。 这份新职业是英国军情六处第五科特工。凭着剑桥大学的背景和贵族出身，菲尔比于1941年9月正式进入英国军情六处，一直到1963年东窗事发，他在这个机构干了整整22年。 不久，菲尔比被派往北非战场，直到1943年回国。回国时正赶上科长赴美考察，由于他的工作出色，回来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代理科长。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为苏联红军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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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恩格玛密码机。英国潜艇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的德国沉船里得到了一台恩格玛密码机。密码被破译以后，英国并未公布消息，但这并不妨碍菲尔比把英军破译的德国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苏联红军。 1943年苏德进行的库尔斯克会战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大战。苏军虽然付出了近8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大战中，苏联红军总是能提前对德军予以打击。这是为什么呢？ 当年负责和五杰联系的一位克格勃情报员在晚年回忆：通过菲尔比，我们得到了太多的情报，所以，我们对德军部署及作战计划，有了准确的判断。 菲尔比的这些情报，对于苏联来说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的情报，苏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此时的菲尔比在英国情报部门的官运也开始亨通起来。 到了1944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取胜已成定局。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战后最大的敌人将是苏联，于是命令秘密情报局成立一个反苏反共的专门科室——第九科。很快，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科长。一年后，第五科和第九科合并，负责人仍是菲尔比。 这位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英国人，居然当上了英国专门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新官刚上任，菲尔比就遇到了一个相当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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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间，菲尔比接到了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的一个电话，电话一接完，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局长告诉他，一个名为伏尔科夫的苏联高级特工叛逃到英国驻土耳其总领事馆，此人掌握着潜伏在西方的大量苏联间谍的名单。局长命他迅速去土耳其处理此事。 说来也巧，局长一开始并没打算让菲尔比去，但他准备派去的官员患有严重的恐高症，不能坐飞机。于是有了下面这一幕：菲尔比刚刚到达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就有人看见苏联人用担架抬着一个浑身裹满绷带的人上了飞机。此人是谁，不言而喻。 菲尔比在土耳其转了一圈以后回英国复命，在写给局长的报告中，他借口伏尔科夫太爱酗酒而走漏了风声，使苏联人有隙可乘，把责任推给了永远也找不到的伏尔科夫身上。 智慧和冷静的处事风格使菲尔比在军情六处越来越受到重视。1947年1月，菲尔比被派往土耳其，担任军情六处土耳其情报站站长。战后的伊斯坦布尔，由于处在与欧洲关系和苏联关系的边缘地带，也成了欧洲各国获取苏联情报的重要窗口。 1949年夏天，从伊斯坦布尔返回伦敦不久，菲尔比就被派往华盛顿，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驻华盛顿的代表，负责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络工作。 菲尔比此时已经逐步接近英国情报部门的顶峰。那么，他的那两位战友伯吉斯和麦克林此时在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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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林早在1935年就进入了外交部工作。1944年开始，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丘吉尔与罗斯福和杜鲁门之间沟通的文件，都被他送到了莫斯科。而他对于苏联最大的贡献，是向苏联报告了有关美国核武器研究的进展，同时泄露了美国的铀储备量。有了这些数据，苏联科学家足以计算出美国人可以制造多少枚核弹。 而伯吉斯在BBC担任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之后也进了外交部，并最后成为英国副外交大臣的秘书，这个职务足以使他轻易地将外交机密拍成微缩照片，然后摆在斯大林的桌上。 菲尔比到达美国后不久，麦克林就从美国返回了伦敦，担任英国外交部美洲司司长一职。不过，菲尔比到达美国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向他通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1949年，美国联邦特工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神秘的电波从英国大使馆持续地向苏联发送信息，并且持续有几年之久。当时他们排查出三到四个嫌疑人。其中一个便是麦克林。 菲尔比找了个借口让伯吉斯回到英国，面见麦克林商讨办法。伯吉斯这一去就和麦克林一起失踪了，直到1956年两人在莫斯科露面世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51年菲尔比被召回英国，并被免去了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职务。因被怀疑是剑桥大学第三位苏联间谍，菲尔比在英国受到长达四年不间断的审讯。但聪明的菲尔比没有让英国情报部门抓到任何把柄。 1955年11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向议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菲尔比先生曾在什么时候背叛过我们的国家”。 一锤定音，菲尔比就这样又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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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菲尔比又干起了早年的老本行，他以记者的身份被派到贝鲁特为两家报纸撰稿，1963年，一位叛逃到澳大利亚的苏联间谍揭穿了菲尔比的身份，而前往贝鲁特负责审讯菲尔比的，是他在军情六处的老同事兼老朋友。 菲尔比这次承认了他是苏联间谍，只是请求对方宽限他几天，好让他打点行李回到伦敦。在这几天里，他也玩起了失踪。 1963年1月23日，苏联政府宣称，已经批准菲尔比在莫斯科申请政治避难。 菲尔比在苏联的生活很惬意，1965年他得到了一枚苏联的最高荣誉勋章“红旗”勋章，还赢得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爱情。 此后的岁月，他与爱妻在莫斯科平静度日，闲暇时光也写写回忆录。 至此，剑桥五杰中的三人都已经暴露并且到了莫斯科，那么第四人呢？这个第四人，情况有些特殊，他不单曾是一名特工，更是一位艺术家。
安东尼·布兰特，就是五杰中的第四人。二战期间担任军情五处探员，战后曾任法语教授，艺术史专家，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英国科陶德艺术学院院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院的院士。 布兰特出身英国典型的上层社会，在他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从小布兰特就受到艺术作品氛围的熏陶。 与前三位校友不同的是，布兰特不是一个纯粹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只是在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在他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战后，他成为一位艺术界的权威，1956年被授以爵位。到了1964年，一个曾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指认，布兰特招募他为克格勃工作，至此他才算暴露。不过，英国方面没办法迫使布兰特签署认罪书，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可以自由出入王室的女王艺术顾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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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人直到1985年才浮出水面。 早在1974年，苏联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被英国军情六处成功策反，成为同时给前苏联和英国提供情报的双面间谍。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英国。他的叛逃，使第五个人浮出水面。 这第五人就是约翰·克恩克罗斯，1934年进入剑桥大学。目前人们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很多。只知道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深层的政权核心。1936年他进入英国外交部，先后在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 而他在进入剑桥大学之前，就已经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据说是先认识了布兰特，然后经过伯吉斯的招募加入了五人组。 当时克格勃第一总局评价克恩克罗斯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此，剑桥五杰已经全部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他们惊心动魄的间谍生涯，还有很多故事不为人知。
不过剑桥五杰最后的命运却各有不同。 伯吉斯到了苏联后，因为思乡而剧烈酗酒，最后于1963年去世。 菲尔比去了苏联以后，继续为克格勃工作，担任克格勃顾问和特工导师，并且娶了一个苏联太太。直到1988年去世，埋葬在莫斯科。他死后，苏联专门发行了一张邮票来纪念他。 布兰特1979年被撒切尔夫人公开宣布是苏联间谍后不久，即被剥夺爵位，而后一直在英国平静生活，1983年因心脏病在家中去世。 麦克林在苏联加入了苏联科学院进行研究工作。之后的情况，和克恩克罗斯一样，因为解密资料很少，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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