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坎坷岁月
1952年的暮春时节，上海正当是“五反运动”的尾声。我所在的小厂运动基本结束，在工会的支持下，我们师兄弟五人向老板结算以往的学徒补贴，因为欠的时间长，总数倒也不小，老板怎么能肯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给我们呢？于是他就耍花招，对我们说：“国家要我交所得税，我没有那么多钱发给你们，否则，你们能不能向上面反映反映，免一些所得税，我就可以凑起来”。而到了税务所又推说“工人等着发补贴，我没有钱交，要不你们做做工作，叫工人暂时缓一缓，”我们徵求工会的意见，问到底该怎么办？工会立即拆穿了老板的花招，支持我们要回我们应得的待遇。经过几次交锋，老板就是推三阻四不肯发钱，从会计那里我们已经掌握了老板是有钱不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限他第二天中午前发出，否则就要叫他到区工会说理，老板知道：到了区工会事情就难办了，既丢了面子还要马上发钱，如不解决就要登“铁笼子”（临时拘留不法资本家的地方）。老板听到最后通牒，立即脸色发青以沉默抗议，他一向是以“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事我说了算，现在要听命于你们这些小赤佬，能心甘情愿吗？
当时阶级斗争形势非常激烈，有些小厂的老板因受不了这种刺激，就铤而走险，夜里趁工人不备，用凶器残害工人，这样的事件已有发生。我们为防不测，商量以后决定当夜出走，明天中午前再回来，因为到时老板发出补贴，他就没有必要再拼命，他发不出我们就可以将他送到工会处理。就这样我们五人走到“泥城桥”堍的“中法大药房”，分别找地方过夜，明天上午8点到原地集合，此时此刻大家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和二师兄到他哥哥厂里借宿，他哥哥自己睡在地上，让我们两人睡在他床上，第二天一早不到8点全部到了集中地，有人提出马上回去，我说别急，等到9点以后再回去，反正离12点还早，让老板也担点责任。上午9点多，当我们回到厂所在的弄堂时，整个弄堂闹得沸沸扬扬，都知道我们厂的五个师兄弟不见了，老板到处打听，我们几人所有的亲戚家电话都问过，没有人有消息，急得老板团团转，又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并没有违法）。老板欺压了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一回总算让我们出了一口气。中午前老板如数发清了我们的补贴，我们终于以胜利告终。20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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