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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的身体

 赵东华 2016-07-31
墨的身体
2011-04-28 17:11:54 来源:艺术名家 2 点击:1次 评论:0条 【我要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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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我第一次见到戴是在2001年。他刚刚完成在成都画院《执白展》的准备工作,而我为参观第一届成都双年展也到了那里。双年展相当乏味,尽管如此,我却发现了他、他的作品 , 而且看到了他宽宏地护卫着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在我看过他独辟蹊径、洞察入微、令人振奋的作品并与他持续了几年交流之后,无法继续再在国外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想法明确起来。对我来说,只有在中国身临其境,直接去看、去交流,才能激发我的创造力,就像戴光郁鼓励我做的那样。因此我说多亏了他给我的启发。
    我萌生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戴光郁。
    我第一次见到戴是在2001年。他刚刚完成在成都画院《执白展》的准备工作,而我为参观第一届成都双年展也到了那里。双年展相当乏味,尽管如此,我却发现了他、他的作品 , 而且看到了他宽宏地护卫着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在我看过他独辟蹊径、洞察入微、令人振奋的作品并与他持续了几年交流之后,无法继续再在国外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想法明确起来。对我来说,只有在中国身临其境,直接去看、去交流,才能激发我的创造力,就像戴光郁鼓励我做的那样。因此我说多亏了他给我的启发。
    今天,被戴光郁的作品所触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位艺术手法炉火纯青的艺术家。历经 20余年的创作,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四川美术界和1985新潮美术运动的重要代表之一。新潮美术运动的口号“艺术可以胡搞”的反向式提问 , 非常符合他不拘一格地自由状态,他通过绘画、装置来精炼不受约束的艺术语言,并已经开始尝试“墨戏”式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戴光郁开始深入研究行为艺术——这一他最钟爱的表达媒介。身体作为一种极为直接的媒介,在他创作那些精妙的、具有强烈美学震撼力的作品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里,他的作品主题包括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记忆的职责和时间的烙印等;这些主题在他最近的作品中也不断出现。到本世纪初,戴光郁毫无疑问的身列当代最重要的行为艺术家之一。
    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绘画、装置和行为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类型界限,这使他的作品给人以动态的非同寻常的感觉。装置时常作为行为的元素;而反过来,行为也可能变成一个物品、一个装置、一幅画或一件书法,而这也正是他作品的魅力之处。
    2003年他离开成都,而四川当代艺术领域也从此失去了一位领军人物。因为戴光郁曾以他的慷慨和热情把一些年轻的和与他同龄的艺术家们聚集一起,并参与当地的各个重要美术事件。他号召艺术家们关注环境问题(1995年和1996年的水资源保卫活动),是第一个促成中国艺术家关注生态问题的人。此外他还做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2000年的《人与动物展》和2001年的《残骸展》、《执白展》等),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这些因素促使成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城市。
    定居北京后,戴光郁置身日益世俗化的艺术现场边缘,行事低调,却继续执迷于他的艺术工作。
    这些创作的线索是“墨戏”这一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  通过它,戴光郁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充满创造性的艺术面貌。在质疑与水墨相关的价值(意义)  同时,再造了水墨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可能性,它不亚于当时毛笔之于绘画和书法的创造价值。在这儿,  技巧不再是标准,它被墨水爆发过程所形成的图式替代。
    墨一滴一滴地从四合院的屋顶流下,落在面粉垒出的\"山\"上,营造出映射传统绘画的三维山水图式(山水-风水,2001)。墨从破裂的花瓶中浸淌出来,模糊了一本隐晦的、有歧视女性之嫌的“房中术”刻本(静极生动,  2000)。墨浸漫一张婚床(寿床,2001)。墨水从一只沸腾的壶里溢出(诗意之水,2004)。或者艺术家有意打碎一个盛满墨水的花瓶(7′23’’,2001)  我射击我自己 1997)。在白色的宣纸上,墨水被彻底解放,  描绘出不受约束的书法,描绘出关于无处不在的文化隐喻。
    逐渐进入戴光郁的世界,观众就可以解读他的作品中所充溢的、有时相当复杂的象征符号。艺术家通过中国文化习语和他的想象力所建立的自我语汇:墨渍覆盖白纸、白色的面粉里;现代人与他的白领涂成白色的脸(西方人)、脸涂成金的白领(暴发户);  头朝下悬空的人正遭受着倒置的生活,食物象征着我们是谁或者我们要成为谁,所有的元素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戴光郁为他的装置和行为增添了美学维度的思考,  从而组织这些语汇 , 好象一出戏的剧本被导演控制而把握得当 , 使其富有诗性力量 。他对作品一丝不苟,无论是几分钟的行为(7′23’’,2001),还是规模庞大的装置(山水- 风水 2001)。
     转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过程中的存在状态”,是戴光郁在其作品中唤起的命题。他最关注的主题——文化、传统、历史和记忆等都暗示着“过程”这一命题。戴光郁的艺术非凡之处在于 , 他并没有直接阐明过程,而是将它付诸实践;换句话说,他没有讲述过程,而是在作品中体现。他的最强烈的、最富有诗意的装置作品就是这样直接抓住表现过程,同时把已经开启的作品交给时间完成。在《逝水如斯》(1997)中,戴光郁母亲的肖像在经历了几个小时后,从融化的冰块中展露出来。有时一个展览甚至需要几天时间,使墨能够浸透《寿床》(2001)中的白色床单 , 或者《静极生动》 (2000) “房中术”的文本,为了等待中的玫瑰花枯萎。同样,在留下某些物品后,戴光郁的行为在表演结束后也就成了装置。《我的名子是红,我的名子是白,我的名子是黑》(2007),戴光郁自己即在行为过程中,用墨涂满整张原本是红色的中国地图后,他小心翼翼地用墨将白色装束的全身涂满,以全部的黑色完成了这个作品。
    这里所选戴光郁作品难以归类,正如同他那不可驯化、独立不倚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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