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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汤显祖的美感不逊莎士比亚》 将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的生平经历、文学造诣及身后影响作对比，是一个有趣且有益的话题。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其实，这个称呼问题很大。就人格与文本的美感而言，汤显祖都是不逊于莎士比亚的。2016年，是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7月29日是汤显祖的忌辰。在中英两国共同纪念两位文学巨匠的同时，将两位大师的生平经历、文学造诣及身后影响作对比，是一个有趣且有益的话题。 其实，相关的工作早就有人在做。1930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名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最早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此后，“汤莎会”在学者的笔下，在舞台上充分展开。 莎为“主流”，汤属“异端” 1946年，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在论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提到二公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年接近，卒年相同，前者1550-1616年，后者1564-1616年；二是同在东西方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传统规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著名剧作家、戏剧界领导田汉对汤显祖十分敬爱。虽然没有像对待关汉卿那样为汤显祖写戏作传，但他留下了多首纪念汤显祖的旧体诗作。1959年，他到江西临川拜访“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这只是说具体角色的创造，田汉对汤显祖的政治作为、道德情怀膜拜有加。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文章经常自署名“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到了晚年，他就以关汉卿、汤显祖的传人自期，以“当代柳梦梅”自居了。这是一种文化回归。 1964年，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在其名著《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对汤莎二公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尤其是文本之外的时代比较。 第一，在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社会日益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封建礼教已经不再成为人们的桎梏，人性与个性被较广泛地承认。而中国的情况大相径庭，官方以“理学”为主流，以严苛的八股文取士，对外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与文化风气远不如宋代开明、活跃，更不能比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第二，汤显祖出身于书香门第，本人出任过京官，虽然仕途一再受挫折，却始终是社会上层士大夫集团中的一员，而且他从未做过职业演员。因而他从事戏剧创作，纯粹是有感而发，并借此自娱。而莎士比亚则是毫无社会地位的平民，而且他本人也是职业演员，他从事戏剧是一种职业，他要靠此生活。两者完全不同。 第三，明代传奇的体例与莎士比亚剧作区别巨大，中国戏曲的“每出戏由若干支曲调组成，每支曲调的旋律基本上是已经确定的，作曲的人只能依谱填写。曲调的句数，曲句的字数以至平仄、韵脚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然也兼用韵文、无韵诗和散文，但相形之下要比传奇的创作自由得多。徐朔方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这种韵文、无韵诗的格律同中国曲律的差别，不下于走路穿皮鞋同戴脚镣的不同。” 徐朔方教授认为，汤显祖通过剧作反映人文主义思想要比莎士比亚艰辛得多，这既是他对官方思潮的挑战，也是对自己出身体系的超越。同时，尽管传奇的形式存在许多牢不可破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汤显祖依然能用优美绮丽的语言充分表达他那种非常前卫的思想内涵，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识，更需要非凡的才华，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汤显祖取得成就的“难能可贵”，著名戏曲学者、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用一句话进行了“提炼”：汤显祖是“异端”，莎士比亚是“主流”。 只有了解汤莎二公所处的世界，还有我们这个世界，才可以对他们进行中肯的比较、分析与评价。而这些工作，不能完全以学术规范之，需要的是文化史与心灵史的视野。  [汤显祖（1550-1616）画像] 莎为“主流”，汤属“异端” 比较汤莎二公的生平，很能说明问题。汤显祖是真正的士大夫，他和儿子都进入清代官修的《明史》，他获得的评价是“意气慷慨”、“蹭蹬穷老”。他在浙江、广东、北京都做过官，官声清明，道德高尚。他的一生丰富而精彩，堪比他自己的传奇作品。 莎士比亚除了庞大的作品外，留下的事迹很少，仿佛一个巨大的谜团，而他有限的信息很多是负面的，比如,他曾利用灾荒囤积粮食、逃税漏税，他的女儿是文盲，儿子哈姆雷特（跟著名悲剧作品同名）早夭，他没有留下后人。除了那些涉及违法的行为之外，他是无可匹敌的剧作家，小有名气的剧场股东、职业演员，他在世时获得了大量财富，这既是他的人生目标，也为他长久从事职业创作奠定了基础。这点上看，他的经济状况远比汤显祖要好。“文穷而后工”是中国的悠久传统，至于正确与否，似乎没有标准。 在知识面上，两人各有所长。莎士比亚教育程度很低，但阅读量巨大，在舞台上和现实中见识丰富，对存在的思考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深度，这些在他作品中显露无遗。汤显祖经典修养深厚，从修身上看，他是标准的儒家君子，但他在思想上宗奉王阳明与泰州学派的学说，他在戏曲和诗文作品里，对“性”、“情”与精神自由的探索同样走得很远。他与道家和佛家保持密切的交往，同时，他的医学与科学造诣也都不凡，深度与广度在当时的中国是第一流的，受到张居正、李贽、利玛窦等各个领域杰出人士的高度认可。  [莎士比亚(1564-1616)画像] 他们都高度热爱戏剧，但表达方式和水平不一样。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莎士比亚说：演戏的目的不过是好像把一面镜子举起来映照人性。相关的观点散见于他的十四行诗与其他戏剧作品，此外，他没有留下戏剧理论著作。差不多在1602年，汤显祖作了《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这是他罕见的一篇戏曲理论文章，学术价值很高，在戏曲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跟徐渭的《南词叙录》并列，这也证明了一个规律：中国文人的理想，是政治成就、思想深度、知识广度、学术精度、道德高度的一体化，汤显祖因为风骨铮铮失掉了政治上的机会，但他的人格与学养却是明代的标杆。 他们在世时都受到了高度欢迎。1598年，汤显祖弃官遂昌，当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名动华夏。1601年，被正式罢免，当年秋天《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用老作家李国文的话说：伦敦的观众记得，那个被捉弄的颟顸情人福斯托夫，出现的灯光下，整个舞台都被掌声震得晃动起来。而汤显祖《牡丹亭》剧中的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京都的观众也记得，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这两位戏剧大师笔下的艺术魅力，可谓不相伯仲。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如果生前相遇或泉下邂逅，不无共同语言。但二人的志趣与品位差别之大，就是中英乃至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我个人理解，如果强作解人，清初的李渔庶几可与莎氏相比，从作品层面出发，《红楼梦》可与莎剧相比。《红楼梦》得享大名，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审美观念的影响分不开。在文本价值上，它不会高过四大名著其余三部，更无法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中的名篇如《西厢记》《牡丹亭》相比。 李国文曾经感慨说：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的完美，汤的才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这就是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中国文人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恶果了。 在我看来，这是把影响力当终极成就，而且跟强要孔子去学习苏格拉底和耶稣，强要李白、杜甫去信基督一样不可思议。 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认为，汤显祖是文人、哲人；莎士比亚是戏剧人、剧场人。高下自判。我的朋友、广东文史学者周松芳博士对我说，考虑到各自的价值观与所处环境，汤显祖取得的“相对成就”要远远超过莎士比亚。 最后再套用钱锺书那个著名的比喻，就是吃了鸡蛋不用认识生蛋的母鸡。看莎士比亚，看他的作品就够了，不用看人，因为没什么可看的，也不能细看。这很符合西方的价值，人文独立，柏拉图以降，到莎士比亚，到歌德，到尼采、叔本华，在私域里大多是道德虚无或者反道德的。但在中国，知人然后论世是伟大传统，有些文人的道德高尚、人格温暖甚至超过文章，韩愈与苏东坡就是典型的案例。汤显祖也是一样，辞章不朽，道德与道德支持下的事功同样不朽。关注汤显祖，就是关注晚明这个时代，关注中国士大夫这个独特的群体，关注东方古老而善良的文明。 了解到这些，我们便不再纠结于那些表面的问题，汤莎二人可否比拟或者谁更伟大，二人无法足够严谨地比较。但真要比较，我们要有比较的方法，做到足够的合情合理，更要有足够的自信。毕竟，现代人貌似进步，实际能了解到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当我们对历史有整体的观照与细节的还原，特别是对那些伟大的心灵能够对话与体悟，我们才可以说，就人格与文本的美感而言，至少汤显祖是不逊莎士比亚的。 身后如何，自有后人评说。 文/刘根勤（中山大学文史学者）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的第21期总第586期 《这些瞬间一旦错过，不复存在》 《这些照片张张扣人心弦》 《南海方向战斗机“漫天飞舞” “软战”意味非常明显？》 本期新刊已上架，点击'阅读原文'，参与“新刊抢先看”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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