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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31 糖小晚 时拾史事 朝中局势混乱如此，王敦的政治选择，也从“司马越+王衍”转变为了“司马睿+王导”，因此当司马越征召他为尚书时，他不肯回去，反而接受了琅琊王司马睿的任命。没过多久，扬州刺史刘陶去世，司马睿便将时任安东军谘祭酒的王敦提拔为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不久又升任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到了这个时候，王敦可以说是进入了司马睿的政治核心，与其堂弟王导一起辅佐司马睿，共谋江东大事。  尽管《晋书·王敦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晋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但实际上“同心翼戴”这四个字的背后，包含了太多欲图中兴的艰辛。 晋元帝司马睿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十五岁嗣位琅邪王。司马睿沈敏有度量，为人相当低调内敛，从“时人未之识”来看，司马睿结识的人并不多，而王导就是其中一个。两人大概志趣相投，不以君臣论交，如同寻常朋友一般往来交游。王导见天下越乱，常常劝司马睿返还封国。但这时王导对司马睿的劝谏，应该是出于让司马睿自保的心理，并没有太多要与司马越分庭抗礼的“兴复之志”。司马睿没有听从这个朋友的忠实劝告，反而跟随司马越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然而司马越荡阴战败，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也被司马颖所杀，司马睿恐怕祸及自身，连夜出逃到洛阳，携带太妃夏侯氏回到了自己的封国。这也许是司马睿在政治上信赖王导的开始。不久，司马睿被任命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他将王导请为自己的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非常信任倚重他。《晋书》中提到的“请导为安东司马”，应当是平东司马之误，一直到两年后，也就是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才改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渡江镇守建邺——也即是历史上所谓的晋室南渡。然而到了建邺后，江东诸人对这个琅琊王采取的是不理不睬的态度——“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导对此感到很焦虑，但又无能为力。据《世说新语》记载，为了结援吴人，王导曾向陆玩请求家族联姻，陆玩却拒绝说：“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甚至到了后来，司马睿已登基为帝，陆玩去拜访王导，吃了乳酪生病，还会写信给王导说：“我虽然是吴人，但险些成了伧鬼。”伧，是江东对北人的蔑称，伧鬼的含义就更加低贬了。陆玩是三国时东吴丞相陆逊的侄孙，高平相陆英之子，可谓门第高贵，是典型的江东旧族。他的态度，其实表明了江东绝大部分士人的态度。而王导虽然出身琅琊王氏，但这时的他，其实并没有太多名望，更无法令江东名士依附司马睿了。 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王敦来到了扬州，王导见之如同救命稻草，说：“琅琊王虽有仁德，但名望还不够，而兄长你威风已振，应该帮一帮他。”因此三月上巳节时，司马睿亲自参与禊事，“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等人随从其后，纪瞻、顾荣等江东望族见了莫不惊惧，纷纷在道旁叩拜，于是司马睿威名始建，“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这是《晋书》中的记载，但显然有夸张之嫌。纪瞻、顾荣等人手中皆有重兵，也曾参与平定陈敏之乱，又岂会轻易将司马睿放在眼里？他们之前对司马睿漠视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不会因为一个手中兵力无几的王敦就会大为改观，甚至到“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的地步。江东诸人之所以逐渐认可司马睿，更多的是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提到的那样，“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士各自做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马理解到江东形势亟待强藩出镇，南士则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是出于政治考量，绝非如《晋书》所言，通过一场小小的游行就能使江东望族俯首称臣。  此处提说一点质疑。按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于本国琅琊，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琊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田余庆先生认为，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上巳，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因此也不可能亲观禊事。对于这一点，我抱有一定的疑问。按《晋书》记载，“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司马睿与王导来到建康，是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发生的事；而王敦之来朝，应该已经是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了。不过，无论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以王氏兄弟为政治核心的门阀政治，就此拉开了帷幕。 在王敦被提拔为扬州刺史以后不久，石勒率兵在苦县宁平城抓住了护送司马越灵柩回东海封国奔丧的王侯公卿，“纵骑围而射之”，死者十万余人。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等人无一幸免。临死之前，众人无不显露出畏惧的神情，唯有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正色说：“今日之事，何必多说！”从容赴死。司马范是带兵诛杀杨骏，后为贾后所杀的楚王司马玮的儿子，卓然有父风。同年六月，刘聪遣始安王刘曜、其将呼延晏、王弥等人领兵攻陷洛阳，晋怀帝与玉玺被送往平阳，史称“永嘉之乱”。  朝臣们很快就放弃了被掳走的君主。西晋开国重臣荀勖的儿子荀藩与弟弟荀祖等人传檄四方，推举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中原大部分士族也都选择了南渡，投奔江东。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意见，收其才俊，以为自己的掾属，时人谓之百六掾。这些人里不仅有少有重名，后为东晋重臣的周顗周伯仁；还有渡江后对司马睿大失所望的桓彝——其子桓温后来也是东晋权臣之一，也在见到王导后大为倾倒，愿意为司马睿效犬马之力；还包括了后来我们会提到的周顗、桓彝、刁协、卞壶、诸葛恢、庾亮等许多名士。一时间司马睿府中人才济济，虽晋怀帝尚在，但政治重心显然已经移到了江东，洛阳政权，不过是名存实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以司马睿马首是瞻。 譬如江州刺史华轶就认为自己是听命于朝廷，没有亲眼看到朝廷的诏书，坚决不肯接受司马睿的命令。因此当司马睿收到荀藩的檄文，开始设置官署，俨然要建立一个江东小朝廷，与洛阳分庭抗礼的时候，华轶与豫州刺史裴宪都没有听从司马睿的安排。也许很多人都不认识华轶，但对他的曾祖父华歆与管宁割席断交一事，应该有所耳闻。华轶少时以才气闻名，又礼贤下士，博爱宽仁，人们都对他称赞有加。其镇守江州时，颇有威望，许多流亡之人纷纷来投奔他。乱世纷争，西晋皇室的权威早已不在，许多人各为其主，而华轶却仍然坚决站在晋怀帝一脉正统这边，“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虽然《晋书》中说，在司马越发檄文要求诸州郡助力讨伐石勒等外族时，华轶派前江夏太守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作为声援，但以司马越本传及其他史料看来，华轶的这次屯兵，也只是“声援”而已，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举动。而对于经营江东并建有成绩的琅琊王司马睿，华轶则声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这句话看似是对司马睿的认可，但其实隐含的意思却是，除非洛阳那边的局势再无任何转圜之地，否则我是不会承认琅琊王的。而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司马睿对于华轶的举动十分不满，命令王敦与历阳内史甘卓、扬烈将军周访等人共同讨伐他。到这个时候，司马睿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讨伐华轶，不过是排除异己，清除反对他即位登基的示威罢了。 而时机的确已经成熟。 首先，洛阳方面的局势不容乐观。晋怀帝与太子司马铨被掳至平阳，司马铨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端投奔了苟晞，苟晞将其立为皇太子，自任尚书令，在蒙县设置了官署。然而苟晞出身寒素，一朝位列权贵，不免自得起来，以至于“刑政苛虐，纵情肆欲”，众人离心，后与司马端同为石勒所杀。第二则是刚才所提到的，大批名士南渡，投入司马睿府中。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江东的支持，这从讨伐华轶的任命上可窥见一二。历阳太守甘卓，其曾祖父甘宁是三国时东吴著名将领，祖父、父亲均任东吴高官，甘卓自己则被州郡举秀才，擢为吴王常侍，后破陈敏有功。而周访，虽然《晋书》将他归于寒族，但其祖父吴纂曾担任东吴威远将军，秩第五品；父亲吴敏曾任第四品的左中郎将，均担任过一定的职务。周访本人沉毅果决，宽弘有志，常常接济乡里百姓，以至于家中无余财。曾有与他同名同姓的人犯了死罪，有司误捕，周访“奋击收者，数十人皆散走”，其勇猛如此，也难怪这件事闹到司马睿面前，司马睿不仅没有怪罪，不久还将周访擢为扬烈将军，领兵屯于鄂陵。甘卓与周访出身虽然未必是如义兴周氏那样的豪族，但其家族或本人在江东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在“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魏晋时代，他们对功名的寻求只能通过这样的军功，因此司马睿在江东的经营，于他们而言，其实是一个机会。反过来说，司马睿所能调动的，除了南渡而来的士族以外，大多也是这样的寒族或二等士族。这一点可以从周玘一事看出来。周玘强毅沈断，有周处遗风，身处乱世，他“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风敬惮焉，故名重一方”。不仅如此，周玘三定扬州，杀石冰，斩陈敏，破钱璯，十分有威望。司马睿初来江东，以其为仓曹属，后因功擢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他在任期间，恩威并施，州郡得以安定，百姓都很敬爱他。但正是这样的人情所归，引起了司马睿的忌惮，周玘性格刚强，对司马睿的忌惮十分不满，觉得备加耻辱，因此怒而思叛，事泄，忧愤而死，时年五十六。他死前对自己的儿子周勰说，杀我的人，是诸伧子，若不能为我报仇，你就不算我的儿子。其恨意如此，后周勰果反。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周勰继承父志，与吴兴郡功曹徐馥相勾结，欲起兵谋反。徐馥家虽有部曲，但兵力尚弱，周勰便假借自己的叔父，从事中郎周札的名义，集合江东豪杰，“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应和。周札直到生病回家才知道这件事，十分惊讶，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义兴太守孔侃。江东豪杰之所以跟随周勰，大多是因为周札的缘故，如今周札不肯配合，周勰自然也不敢贸然发兵。然而此时箭在弦上，已是不得不发，周勰、徐馥的犹豫导致了徐馥部曲的不满，因此群起而攻之，杀掉了徐馥，孙弼之众也溃然失败了。虽然《晋书》上记载是“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但实际上，这件事是因为晋元帝司马睿任用不当，先对周家有所猜忌，才导致了周玘含恨而亡；而豪杰的响应，进一步证实了江东士族与南渡政权之间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因此当时江东豪族虽然作出了示好的姿态，愿意接受司马睿的调任，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司马睿的政治集团存在着一定的顾忌和试探，而司马睿更是对手握兵权，人情所归的江东豪族抱有猜忌之心。不过，虽然政局不算太安稳，但司马睿执政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华轶的败落也在意料之中。 华轶被杀后，王敦又前往荆、湘一带平定杜弢之乱。正如前文所述，杜弢起义，主要是因为王澄将无辜百姓沉江的缘故。王澄麾下其实很有一些人才。例如被乡人称赞为“后来之秀，终成国器”的郭舒，见王澄心不在庶务，不畏强权，屡屡进谏。当时有荆州士人宗庾廞因为醉酒的缘故得罪了王澄，王澄命左右棒责宗庾廞，郭舒厉声呵斥左右：“使君喝得太多了，才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你们怎么敢轻举妄动！”王澄大怒，掐住郭舒的鼻子，用火灸烧其眉头以泄其愤，郭舒跪下默默承受，等王澄怒气平息后，释放了宗庾廞。郭舒为人也十分宽容。当时有乡人偷了他的牛吃掉，后来事发，来向郭舒道歉，郭舒却不以为意，说你饿了才会把牛吃了，剩下的肉，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众人都佩服其弘量。而这样恢弘有志，直言得失，纵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其色，虽天下人负我而不失其宽的人，王澄却待其如此。又如都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的南平太守应詹，在洛阳沦陷时，攘袂流涕，力劝王澄赴援，其檄文“辞义壮烈，见者慷慨”，只可惜王澄本无匡世之志，被严嶷一吓，就解兵返还了。荆、湘一带少数民族很多，对朝廷皆有怨怼之心，应詹将他们的首领召集起来，与他们以铜券为盟，由是境内安定，百姓为其歌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然而王澄对这些人才根本不在乎，仍然日夜纵酒，玩乐不休，于是内外离心，怨愤更甚。应詹对王澄也失望了。当时山简的参军王冲叛变，因为应詹素有名望，迎其为太守。但后来应詹认为王冲并不可靠，返还了南平，王冲便拥兵自立，以为荆州刺史。这些变故发生后，王澄恐惧非常，斗志全无，命其将杜蕤守住江陵，自己先后逃奔，最后到了沓中。郭舒对此十分无奈，劝他说：“使君在州郡虽然没有特别的政绩，但人心尚未全失，要是能西收华容县的兵力，足以与之对抗，奈何自弃？”然而王澄根本不听，不但不听，还想让郭舒与他一起南渡江东。郭舒拒绝说，“舒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坚持留在了沌口。而王澄则接受了司马睿的任命，前往江东。这时荆、湘一带的战局越发混乱。杜弢可谓是所向披靡，先后击败了始兴太守严佐、安成太守郭察，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先后杀了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人，荆州刺史周顗也不能守，“狼狈失据”，司马睿于是派王敦前去讨伐。王敦进据豫章，以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等人为将，前后数十战，杜弢兵力不敌，于是请降。司马睿原本不许，但因为应詹作保，便遣前南海太守王运受其降，宣诏书大赦，加杜弢为巴东监军。然而杜弢接受任命后，众将仍然攻打不休，杜弢没有办法，只好杀了王运再次叛变。陶侃遣伏波将军郑攀追击，众党散溃，杜弢不知所踪，这次变乱才终于告一段落。 客观地说，若不是王澄草菅人命，导致百姓怨愤，杜弢起义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而变乱以后，他又高歌纵酒，不理政务，也听不进任何劝谏，只知道兵败即逃，单为保全自身，以至于人情背离，众人皆叛。然而即便到了这样的地步，王澄“犹傲然自得”，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王衍曾经评价自己两个弟弟说，“阿平（王澄）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王敦）第三”，认为王澄高出王敦许多。而王澄所写过的文章题目，若再有人撰写，王衍便不再多加评价，只说“已经有了平子了”。得王衍高看如此，王澄也难免自以为是。因此路过豫章去拜访王敦的时候，王澄对其军功视而不见，对王敦出言不逊，屡尽侮辱之意，使王敦越发忿怒。纵然《晋书》中记载，王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身为王敦忌惮，再加上其对王敦之不逊，才让王敦起了杀心。但以常理推断，王澄终日醉酒，不理政务，轻率杀人，又弃众逃奔，何得民心？更不必说“士庶莫不倾慕之”了。于其一生之评价，当以晚清史家李慈铭最为精准，“狂且恃贵，轻侻丧身。既无当世之才，亦绝片言之善。虚叨疆寄，致乱逃归。徒以王衍、王戎，纷纭标榜。一自私其同气，一自附于宗英。大言不惭，厚相封殖。观于此举，脱衣上树，裸体探雏，直是无赖妄人，风狂乞相。以为简傲，何啻寱言？晋代风流，概可知矣”。这样的人，已然倾覆西晋，于根基尚未稳定的东晋来说，不啻为一颗定时炸弹，这绝不是王敦所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无论是出于私情，还是出于公理，王敦都无法容下王澄了。王澄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手拿玉枕以自卫，又命二十人持铁马鞭为侍卫，左右不离身来保护自己。但后来王敦将其左右灌醉，命力士将王澄绞杀，时年四十四，正如多年前刘琨对他的评价——“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也是咎由自取。 上一期：魏晋风骨 | 王敦：何以成败论英雄（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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