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2.5公里处，从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家小院并无区别，但这里却曾经是当年党中央的中枢所在。当年，毛泽东主席坐镇杨家岭，为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时至今天，当我们伫立在黄土窑洞前，仍然能从那些粗糙的门窗、简陋的桌椅中感受到平凡中蕴藏的伟大，感受到革命先驱“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悠悠岁月，能涤荡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却不能消减至今还萦绕在宝塔山、延河水的革命先驱的丰功伟业。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陆续由凤凰山麓迁驻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先后在这里居住。在中央机关居住之前，这里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口有明代吏部尚书杨兆的陵墓和祠堂，因而得名杨家陵，党中央居住这里后改名为杨家岭。
党中央在这里居住期间，继续指导敌后抗日战争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领导全党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当年设在这里的机构有：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农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职工运 动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现在对外开放的有：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以及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旧居，还有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1947年，胡宗南侵占延安时，大部分建筑被破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国解放后按原样修复的。
一进杨家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苍松环绕，翠柏映衬之下的中央大礼堂。它始建于1942年，是由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同志设计，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而成的，礼堂可容纳千余人左右。礼堂看上去建筑风格新颖独特，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建筑的独特体现在中西巧妙地结合。内部采用了传统的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外部则采用了西方的一些建筑风格。仔细观察，礼堂没有木梁木柱，用四个大石拱做主梁，避免了阻挡视线的两排木柱子。这也是当时唯一没有木梁木柱的大型礼堂。
现在礼堂内部是按照“七大”会场的原样陈列的。主席台工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和6面党旗，两侧挂着马、恩、列、思的画像，主席台前的几张桌子和椅子，是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标语是 “七大”的政治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对面的标语是“同心同德”，它的意思是号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心一意、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两侧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再来看两边墙上的“V”字形木座和24面党旗，英文字母“V”是 “Victory”（胜利）一词的缩写，把它与24面党旗结合起来看，意思是表明我们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24年是胜利的24年。大厅内摆放了当年代表们坐过的200多张木质靠背长椅和“七大”投票箱，所有这些陈设，都为我们展示了“七大”的盛况，让我们再次倾听历史的回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4月23日下午5时，“七大”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开幕式由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主持，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也相继发表了演说。彭真向大会做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开幕式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25日，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随后大会进行了讨论和发言，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26位同志。5月14日、15日两天，刘少奇向大会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已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使我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大礼堂除了召开“七大”负有盛名外，当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以及延安的一些文艺团体经常在这里举行文艺晚会和演出活动，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除此之外，当年在这里还举行过一些大型活动，比如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这里招待了出席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的全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全体干部，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两种本领，一种是松树的本领，一种是柳树的本领。他说：松树冬夏常青，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扬，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二者缺 一不可。
1946年11月30日，申共中央在这里为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举行了60寿辰的祝寿活动。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寿。 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致了贺词，朱总司令在答谢词中这样说：中国人一般活到60岁就算够本了，以后我就是赚下的了。我相信可以亲眼看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历史的进程确实被这位伟人所言中，仅过了3年多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在东方的大地上。
从中央大礼堂出来，通过一个小石拱桥，我们便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院子。中央办公厅楼是由中央机关和附近的军民自已动手、就地取材于1941年修建而成的，形似飞机，两侧如机翼，二、三层通往后山的天桥，很像机舱，因此人们称它“飞机楼”。建楼时要从对面山上采石，每天早晨要放炮，我们知道主席习惯工作到深夜，早晨睡觉。这样就影响了毛主席的休息，最后决定毛主席搬到枣园去住。办公厅的西厅是中央机关的餐厅，有时作会议室用，窗户看起来很小，而且没有向外开的门，这都是为了保密。第二层是办公室，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同志都在这里办公。第三层楼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室。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制定和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里讨论通过的。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90多人。座谈会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5月2日下午，会议由中宣部部长凯丰主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第二次会议是5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到会听取了大家的汇报。边区民众剧团的负责人柯仲平在讲到他们团到农村演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时说：我们每次演出结束时群众都送来许多鸡蛋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一边走，到了新的演出地点，鸡蛋皮就撒了一路。如果有人要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顺着蛋皮找就找着了。毛主席听到这里爽朗地笑了，他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噢，要为群众演出更多更好的节目，不然的话，下次群众就再也不会给你们鸡蛋吃了。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根本道路。
文艺工作者通过整风学习，批判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纷纷深入实际锻炼改造，创作出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如歌剧 《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墙上的这幅照片就是当时鲁艺在街头演出《兄妹开荒》时的剧照，这场演出观众竟达两万多人。可见人们对它的喜爱程度。这是评剧《逼上梁山》的剧照。毛主席看了之后称它是 “旧剧革命化时期的开端”。这三幅照片反映了新秧歌运动的广泛开展。
唱遍全国的《东方红》就是文艺座谈会后，农民歌手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白马调》改编的，表达了陕北农民对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无限热爱之情。
这个仅有三孔土窑、两间平房的小院是周恩来同志1944年7月至1944年11月住过很短时间的家。革命者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家是随着革命的需要而定的。右起第一孔窑洞是寝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工作人员的住室。1943年7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8月2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礼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
周恩来在此居住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深人开展，周恩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和1931年至1934年党的路线问题时，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地、全面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中央党校礼堂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4年，他针对康生在审干工作中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左”倾错误，当即表示要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他指出对冤假错案一定要进行甄别。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无论在武汉、重庆或在延安，他都严于律己，享受着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他的一条破呢子裤，从太原一直穿到武汉，补了又补，总是舍不得换。1947年7月的一天，他从西安回到延安途中逢天降大雨，便临时决定住在一家旅馆里，吃饭的时候，勤务员想买一荤一素给他吃，可周恩来执意不肯。他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芽，吃起来可口些，吃那么多肉干嘛？当他看到勤务员还撅着嘴，就望着延安的方向，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该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
1939年，周恩来同志在延河边骑马时，不慎摔倒，左臂严重骨折，后经在苏联医治痊愈，但因损伤过重，留下了终生残疾。门口的这张照片是周恩来从前苏联回来，利用工作间隙锻炼手臂时照的。1944年月11月初，周恩来迁往枣园。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就住在这里，1941年春离开前往王家坪。第一孔窑洞是工作人员住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寝室。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朱德重返抗日前线。在与日寇进行战斗的同时，朱德既坚持了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又同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3月间，朱德指挥太行山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5月经洛阳、西安回到延安。身为我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普通战士一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搞特殊。这次回延安经过洛阳时，卫立煌将军派要员前去迎接。然而迎接朱总司令的这位高级军官等到朱总司令一行从他眼前走过时，还未发现朱总司令，一问才知道朱总司令早已过去。不得已，只好请求总司令重走一遍，方完成欢迎仪式。其实这也不能怪这位军官。爱国名将续范亭在一首诗中写道：时人末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然没想到我们八路军的总司令竟是一位“田舍翁”。朱总司令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从拐峁医院向回走的路上，遇上一位背粮食的老人，便立即跳下马来，亲切地说:你这么大的年纪，背上东西吃力吧！来放在我的马上，给你捎带着。他一边说，一边让警卫员把老人背上的粮放在马鞍上，自己同老人边走边拉话。老人把朱总司令端详了好久，虽觉得面熟，但又一时记不起是谁。当警卫员悄声告诉他是朱总司令时，老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朱德对自己的子女总是严加管教。有一次，他的孩子到边区政府礼堂去看戏。那时中央机关只有一部小车，回来时由于人多车小，警卫员就把座位让给了他，自己步行回来。朱德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孩子，告诫他说：那是卫士的岗位，他的责任是保卫首长安全，他下了车，万一路上发生问题怎么办？
朱德总司令十分重视学习，工作再繁忙，也从不放松学习。而且他十分关心警卫员的学习，并手把手地教警卫员写字，还利用去南泥湾视察的机会，上山剥了许多桦树皮，订成小本子，送给每个警卫员两本，用来练习写字。
朱德回到延安时，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时候。他在处理军务的同时，对边区经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视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召开座谈会，了解生产情况，帮助工人和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视察回来后，写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根据中央“自已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提出要领导边区留守部队实行屯田政策。1940年秋，他和留守兵团负责人一起到南泥湾一带勘察地形，随后，命令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一面防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一面开荒种地。英雄的三五九旅没有辜负党中央、朱总司令的期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杨家岭的北山坡，看上去朴素庄重的小院里有三孔接口土窑洞，这便是毛泽东在杨家岭住过的地方。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搬到这里，1943年初离开这里，移住枣园。在这里整整住了5年时间。中间这孔窑洞是主席办公的地方，窑洞的后面有一个防空洞，左边窑洞是寝室和中间的窑洞相通。
在这阴暗潮湿的土窑洞，为了克服困难、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工作，著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幻篇。毛泽东在写作时常常废寝忘食，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他的健康，经常想办法劝他休息。一次，天已经快要亮了，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工作人员几次催他休息，他总是一面答应，一面仍继续写着。没办法，大家想了一个办法，让年纪最小的警卫员王来音去劝主席休息。王来音轻轻走到主席身边，恳切地说：“主席，时间很晚了，您该休息了。”边说边把煤油灯端到床头上，毛泽东只好放下笔站起来笑着说：好吧，我就睡。警卫员看着他上床休息后，才熄灭了灯，走出窑洞。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以为这下主席可以睡个好觉了。可第二天早晨警卫员告诉他们，昨晚你们走后，主席又起来整整工作了一夜。警卫员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两行热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在艰苦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的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他穿的衣服领口、袖口和裤腿全是补丁。这张照片就是主席1942年穿着打着大块补丁的衣服为干部作报告。桌上摆放的这盏煤油灯，尽管耗油量不大，照明度不强，但毛泽东还是十分节约用油。每当他思考问题时就把灯芯拧得很小，继续写作时才把灯芯拧大。
在这张普通破旧的办公桌上，当年主席曾写下了多少“指点江山”的论著，今天我不讲这些，却只想讲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张桌子，曾被当作花轿，为杨家岭的农民迎回了一位新娘的故事。杨家岭有一位小伙子叫杨志孝，因家里穷，父母早亡，30多岁还娶不起媳妇，好不容易说上了一门媳妇，娶亲那天新娘因没有花轿而不穿衣服，不过门。杨家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沉思了一阵高兴地说：有主意了。他让身边的同志把这张办公桌搬出来，四条腿朝天，绑上椽子，围了一圈红布，不一会儿，一顶漂亮的花轿做成了，新娘子被高高兴兴地迎进了家门，两口子过上了甜蜜的生活。这件事激动得杨志孝逢人便讲：“毛主席为我娶回了新娘。”
1940年年底，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从前线回来上党校的部分干部。针对部分人不习惯学校生活的情况时说：不习惯住窑洞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可以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她的访问记录中曾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却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战争年代，为了安全，防空洞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设施。在枣园我们看到毛主席旧居旁边有一个防空洞，而这里的防空洞却在主席窑洞的后面。我们知道，窑洞有冬暖夏凉的特点，特别是防空洞，一到夏季，从里面透出的风阴冷无比。毛泽东在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比喻成从防空洞里吹出的阴风。我想这大概是他亲自体验的缘故，所以就自然地把一些不良作风与防空洞里的阴风联系在一起了。
1940年5月的一天，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来到延安。主席会见了他，并在这个小院里请他吃了一顿饭。当时院里放了一张没有油漆的小低方桌，主席拿了一张报纸铺到桌子上充当桌布，当他转身回窑洞取东西时，风把纸给吹跑了，此情此景不禁使宾主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俭朴的生活作风给陈嘉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由衷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张照片是1939年延安电影团拍摄我党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时留下的。
位于毛泽东旧居的右侧，有一排14孔的石窑洞，居于正中间的两孔窑洞就是刘少奇的旧居，这是他1942年11月至1944年10月居住过的地方。左边是寝室，右边是办公室。
从1937年到1942年，刘少奇多次往返于延安和华北、华中之间，并参加了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年初，他在杨家坪居住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于7月间，应张闻天邀请，在马列学院做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变党的作风起了重要的作用。整风期间，党中央将这篇文章作为22个必读文件之一。
1942年年初，党中央调刘少奇回延安工作。他从苏北解放区启程，经过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底回到延安。当时正是边区经济困难时期，对于党的负责同志的生活很少照顾，刘少奇患有胃病，可他从不特殊，和大家一样吃粗米淡饭。
刘少奇非常重视加强干部的思想修养。有一次，他对大家讲：我们许多干部思想吃苦不够，不愿意、不善于动脑筋，不去深入细致地思考问题，不动脑筋想道理，就是怕脑子吃苦，但思想上的懒汉，才会使人吃更大的苦头呢！刘少奇非常勤于动脑，他常在屋里踱来踱去，认真思考问题，他的讲演、文章和谈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4年10月，刘少奇由此迁往枣园，参加书记处的工作。
我们眼前的这个小石桌却不同寻常，这是当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斯特朗来延安访问时，正值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依靠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扬言要在3～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就成为全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斯特朗也就是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来拜访毛泽东的。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向客人询问了有关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这时山上有几个小孩子偷看这位外国客人，斯特朗就问：那是谁？毛泽东笑着说：是村里的孩子，他们对我们的外国客人发生了好奇心。斯特朗不好意思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感到这里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山村，而毛泽东不过是这里普通居民的友好邻居。
接着毛泽东逐一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各种问题。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利用石桌上的茶壶、茶杯等做了形象的比喻。他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本质，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翻译把“纸老虎”译成英文中“地里吓鸟的稻草人”，毛泽东摇头表示不对。翻译又译成 “papertiger”即“纸做的老虎”时，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后来斯特朗把这一论断称做是 “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传播于世界各国。
我们看到山坡下有一块菜地，那就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亲自开垦出来的。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是身体力行，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当年地里种着辣椒、西红柿、土豆等蔬菜。在主席的精心管理了，地里的菜长得非常好，他用这些菜招待前来谈工作的中央首长，还招待过华侨领袖陈嘉庚呢！大家见主席工作很忙，都劝他不要种地，主席却笑着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当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