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和简牍书法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 2016-06-14 163次阅读 
敦煌写经和简牍书法
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
刘正成
2013年4月11日
2013年，刘正成在鸣沙山
六年之后我又重访敦煌，我觉得敦煌就像一本书一样，每来次一次就如翻开新一页，就有新的感受。
这次，我更多的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敦煌的意义，因为我做“陇上鸿泥”这个展览，重新体验这一方山水、这一方感情，和这边的朋友一起重新游览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还去了阳关。阳关和玉门关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必经的关隘，也是我们历史文化中间的一个国门的象征。我知道陆游的诗“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这个“何处”，就应该在嘉裕关，玉门关和阳关这一带。林则徐“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说他一起才过玉门关，他被贬到新疆的时候，过这个关，刚出门这个门就给关上了，他感觉关上的不是一扇门，是一个国家的门户，所以这次更看见西陲边塞的文化在我们国家历史文化中间的意义。
当然，敦煌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更是不可掩盖，因为我们历来重视中原文化，中国的《史记》是以中原为主的文化历史记载，敦煌是一个地域的历史坐标，如果说一百年前没有王道士把敦煌的经卷发现出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汉唐时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和其它文化留下的东西，它是一个文化的宝库，现在大家知道王羲之王献之，到现在没有他们的墨迹。最早的墨迹本也是唐代的摹本，可是在敦煌石窟里面有西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的墨书，从文化上来说他弥补了这个时代，丝绸之路上人们的宗教信仰，人们对生活环境，地理，今生和往生，从生死涅槃，我把它称之为此岸和彼岸的对比，从这些角度去了解我们的先民生活时存在的环境和经济社会背景。敦煌有大量的墨书文字，再现了这将近六百年时间里活的中国书法史。 
我重新来到这里，就让我想起这些，想起我们这个地方见证古代文化的人，我们的古人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他们的信仰。
从敦煌莫高窟的绘画，一笔一画就是在文化高峰中间优美的渊博的艺术体现，也让我们看到了汉唐文化的高度，我们在看了敦煌的壁画以后再看明清时的绘画，那真的是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我在阳关的时候题了四个字“汉唐风韵”，敦煌莫高窟里边的壁画和经卷所展示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汉唐风韵。
通过敦煌的游览和体验，也让我有了创作的激情，去到一个洞窟中去抄写心经，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狭小的一个地方，光线又不好，能不能抄好，我真的没有把握，可是我摆好桌案以后，看到我们华丽的壁画，还有飞天，就感觉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拿起笔，就完全忘记了周围还有许多朋友，还有摄制组的镜头，完全忘了这一切，独自进入到一个经生的状态，安安静静的把这260个字的心经用楷书把它写出来了，他们说我的这个楷书心经比以前写得更好。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能把字写出来，我想，这就是一个精神文化环境给人的一种反馈和陶冶，能够让你的心宁静下来，符合我们心经中间要求的精神境界，所以也是我今天的心得，说灵感也好，说精神准备或环境条件刺激也好，我觉得这个刺激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敦煌写经和简牍书法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
我们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100年之间，中国的书法艺术发展起了巨大的变化。这巨大的变化从哪里来呢？就是在一百年前，我们在西域发现了流沙坠简，发现了敦煌遗书。这些就是西汉东汉时期，居住在边陲的人，留下的古书的墨迹，记录他们的生活军旅等的记录，同时还一些对于佛教供养的经卷，这些简牍和经卷，构成了我们今天抄经的书体，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书法。
回顾我们中国书法的历史，如果说唐代以来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那么这个晋唐的经典就成为了我们十几个世纪的经典的主流，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书法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以前的书法是拿到手上观赏的，到了明代以后，书法挂到墙上进行观赏，字就变大了，就像绘画一样，成为一个带有很强视觉意义的一种艺术，它不是阅读的，甚至就是一种观赏的艺术，这个时候，碑刻就有了大的空间，从摩崖中间去吸起了营养，所以乾嘉以后，碑刻、墓志一下子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书风，到了清代末年，我们发现了流沙坠简，敦煌写经以后，又重新找到了书法的另一种风格。
所以我说影响书法风格发展的三个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是晋唐的王羲之、颜真卿、以及宋代的苏东坡这样的经典书风，第二个是我们北朝的碑刻墓志，像云峰石刻，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这些，成了我们清代末年和民国的主流，二十世纪后半期，发现了简牍和敦煌写经，简牍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看刻到石头上的文字，我们称之为铭石书，而手写的文字，两千年来没人看过，所以它的发现改变了我们中国书法新的历史时期的风格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是书法家用草写的方法写隶书，甚至用草写的方法去写篆书，写行书，然后这个简牍主要是西汉东汉的简牍，还有战国的，这个简牍记载了那个时代的艺术演变过程中非常自由的书写，所以简牍和写经的书体，就改变了当代书法，形成了一个破体书风，成为我们今天的主流。
现在我们写楷书的人很少像颜真卿、柳公权这样写楷书，而是参杂以写隶书的方法，我们写草书往往还用章草的笔意，也有汉简的笔意，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清代以前的科举，把每个书体确定为一个体例，写楷书，就是一笔不能用隶书，篆书的笔意，如果有一笔，就成为了破体，成了破体，考试的卷子就作废了，我们现在恰恰是诸多书体杂柔在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所以这一百年的中国书法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在变化，方兴示艾。从这种意义，我们来看敦煌写经和河西的秦汉简牍，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所以，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非常伟大的，我们还要加深它，有利于书法创作的发展。
书体演变与宗教信仰对写经书法的书者的心态影响巨大
说到写经书法，可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这些写经的书家，和我们其它的文人书法不太一样，他们是当时的一个謄书人，当时还没有印刷术，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个的，并且是一种职业，而且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也许他们的文化并不高，但是这种遗传的规则，在他们的职业中间很重要，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抄经的。这种宗教的信仰对他们书写的心态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写的很安静，有一致的规律
，这是写经体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征。
第二，南北朝到初唐，书法正在书体演变的过程中间，他们的书写习惯，滞后于我们书法史上的文化书法发展的潮流。从南北朝写经，从书体上就能来辨别他的书写时代，在隋唐时代，书法已经有虞世南欧阳询等杰出的书法家的出现，他们的风格还带有隶书意味、有些古拙的一种遗传的方法，所以他们非隶非楷，形体飘逸。到了唐代以后，这种意味就非常少了，逐渐向颜真卿、柳公权那样，起锋驻笔，收笔回锋，形成了唐代楷书的特点。所以写经体的非隶非楷的飘逸的书风，是书法史上难得一见的新的书体，这种书体一出现就受到近现代和当代书家的欢迎，成为我们取材的对象。当然文字内容，书者职业，足以要对书法的发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种风格更加追求宗教信仰的境界。这种风格不像张旭怀素那样狂放，它更像一曲小步舞，回避甜媚庸俗的这个节秦的处理，显现示我们对于精神追求的另外一个层次，一种形而上的宗教信仰，更加恭敬，更加闲适，可以表现的这种艺术，反而符合我们艺术的自然。
刘正成在石窟写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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