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片及说明取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大雁塔的西北侧，筹建于1983年，1991年6月20日落成开放，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
用一个字概括陕西文化，那就是“雄浑”。这座馆舍为“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浑庄重，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于一体。馆区占地65000平方米，馆藏文物多达370000余件，上起疯狂原始人的简单石器，下至晚清遗老的奇技淫巧，时间跨度百万年。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中的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独步全国，唐墓壁画举世无双。可谓琳琅满风光旖旎、精品荟萃人文精神。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朝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
银壶的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在壶身的两面，以模压的手法各捶出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提梁、盖及舞马纹饰均鎏金，灿灿金色与灼灼银光交相辉映，色调分外和谐富丽。此壶造型、纹饰别具匠心，制作精湛，舞马形象栩栩如生，尤具风采，更因其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玄宗驯养舞马祝寿的故事而弥足珍贵。
《旧唐书》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勤政楼设宴聚会时，常使“蹀马”（也就是会跳舞的骏马）昂首甩尾，按着音乐的节拍纵横舞动。唐人郑处诲写的笔记《明皇杂录》中记载，玄宗曾经命人训练舞马“四百蹄”，即一百匹。这些舞马还被分为左右、部目，用绣花的绸缎、金银络头和珠玉装饰它们。当舞马的表演到达高潮时，他命壮士举一榻，让马在榻上起舞，而穿淡黄衫、系玉带的少年乐工立于左右前后。《舞马干秋万岁禾府词》的诗中说：“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恰恰是那件鎏金银壶上骏马的姿态。
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朝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
此造型新颖浪漫，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这不就是走穴嘛。）驼背部架一平台，铺方格纹长毯，上有乐舞俑8个，7男乐俑1女舞俑。（这就是一个组合啊！）乐俑环坐平台四周，分别执笛、箜篌、琵琶、笙、箫、拍板、排箫7种乐器，在全神贯注地演奏，女舞俑婷婷玉立于7个乐俑中间，轻拂长袖，边歌边舞。这组乐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时期的作品，舞乐者均穿着汉族衣冠，使用的却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表现的是流行于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釉色鲜明亮丽，协调自然。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
陶瓷业在唐朝时期有重要发展，主要是陶瓷技术突飞猛进，除了“南青北白”瓷业之外，三彩陶器在唐代烧造达到鼎峰时期，创造了浓艳瑰丽的唐代艺术风格。三彩陶器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具，制造时入窑两次，釉在高温下呈玻璃状可流淌，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制造出绮丽的艺术效果。绝大多数的唐三彩用于殡葬，极少用于日常生活。唐代的厚葬风气也推动了三彩业的发展，使三彩成就达到前无古人的巅峰状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唐三彩中的大熊猫）。
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
唐镶金兽首玛瑙杯由红、棕、白三色相杂的玛瑙雕成，层次分明，浓淡相宜，晶莹鲜润。圆雕技法琢制，造型生动优美。杯呈弯角形，状若一尊伏卧的兽头，有浑然天成之感。口部镶有笼嘴形金塞，可以卸下，内部有流，杯里的酒可自流中泻出。（介就是一个高级漏斗啊）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熠熠生辉。这件玛瑙杯不但是一件极其珍罕的古玉雕艺术品，也对我们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唐镶金兽首玛瑙杯的材料应来源于国外，据《旧唐书》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玛瑙大如五斗器。波斯曾遣使献玛瑙床。玛瑙贡品大多来自波斯等异域。其次，唐镶金兽首玛瑙杯的造型与西方“来通”相似。“来通”起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rhyton），它像一只漏斗，可用于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关于兽首玛瑙杯的产地与年代，仍在讨论之中，有人认为是八世纪唐人的仿制品，有人认为是七世纪之前的外来物品。（怎么突然有种直觉，这该不是明教波斯总坛的圣物吧？不对，明朝好像离唐朝差着好几十年呢。）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唐朝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通高24.2厘米，口径14.4厘米。
锤击成型，花纹平錾，通体装饰，图案繁复华丽。以鱼子纹为地，腹部正、背面各以鹦鹉为中心，四周绕以折枝花，组成团形图案；左、右两侧以鸳鸯为中心，饰折枝花，余白填单株折枝花草。颈部与圈足饰海棠形四出花瓣。盖顶中心为宝相团花，周围饰葡萄、石榴和忍冬卷草纹。提梁上饰菱形图案。纹饰皆鎏金。盖内有墨书二行“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表明为储存药物之用。此提梁罐造型雄浑典雅，纹饰富丽堂皇，银罐采用了锤击、浇铸、切削、抛光、錾刻、涂金、焊接等7种工艺完成，是一件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稀世珍品，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银罐的装饰题材以鹦鹉为主体。鹦鹉因美丽能言，成为唐代王公贵族喜爱的宠物。《明皇杂录》中记载：“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驯服，聪慧而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雪衣娘’”。因此，鹦鹉成为唐代工匠们乐于表现的题材。这件提梁银罐上刻划的鹦鹉振翅欲飞，鲜活而丰满，仿佛在问：“你是谁？”各类植物纹样处理的繁简适度、形态各异，既烘托出了鹦鹉的生机，也表现出工匠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此银罐在1970年何家村出土时罐内尚存有半罐水，水上浮着一张极薄的金箔，其上立十二只精致纤细的赤金走龙，水中散落着十余颗颜色各异的宝石，历经千年岁月依然璀璨夺目。
兽面纹四足鬲
商代中期的文物，1981年出土陕西省城固县龙头镇，高22.8厘米，口径21厘米，腹深16厘米。这件鬲纹饰清晰，铸造精美，四足上各有一变形饕餮纹饕餮的眼睛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效果极强。
鬲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炊煮器，圆口，三空心足。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古代的锅。最早为陶制，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许多青铜制造的鬲。但在商代后“重酒文化”的背景下，铜鬲并没有进入青铜礼器的核心；西周建立之后，周人摒弃了殷人重酒的传统，树立了新的青铜礼器文化——重食文化，鬲开始跻身上流社会。（事儿君琢磨：商人是酒囊、周人是饭袋？）
三足是鬲的基本特征。事实上，目前出土的鬲，无论是陶鬲还是铜鬲，都是三足的——除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青铜鬲。它为何比其他的“同胞”多了一条腿？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令人不得其解。作为全国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件孤品，弥足珍贵，兽面纹四足鬲因此进入国家一级文物的行列。（多一条腿就了不起么？明天做个八足的螃蟹鬲，能当国宝不……）
皇后之玺玉印
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晶莹润泽。玉质坚硬致密，无任何受沁现象。
此枚玉玺玉质之精美，螭虎造型之生动，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玺文字体之规整大气，雕琢技法之娴熟，都是罕见的。《汉旧仪》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印形制与印文正与汉制相合。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皇后合葬的长陵约1公里，推测为吕皇后吕雉之物，是汉后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江青素来对吕后十分欣赏，她曾评论说“吕后也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1974年，江青听说前些年发现的“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便将玉玺索借进京，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皇后之玺”才得完璧归赵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1991年6月20日，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大雁塔西北不远处建成开放，这方历经沧桑曲折的国宝，从此在这座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的艺术殿堂中正式陈列，公开展出。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西汉时期的文物，1981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市茂陵东侧从葬坑。通高58厘米，口径9厘米。熏炉的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两条龙昂首张口咬住竹柄。竹节形的柄分为五节，节上还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铜炉系博山炉形式。由炉体、长柄、底座分铸铆合而成，通体鎏金鋈银，精雕细镂，是一件至为罕见的艺术精品。炉口外侧和圈足外侧刻有铭文，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三十五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刻铭文三十二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记其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应是汉武帝赐给阳信长公主及其丈夫大将军卫青的赏物。
我国自古就有熏香的习俗，战国时人们就在室内放置各种熏炉，一方面净化环境，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袅袅香烟就像进入了飘渺的仙境。这件竹节熏炉的炉盖形似多层山峦，云雾缥缈，再加以金银勾勒，宛如一副秀美的山景。青烟袅袅飘出，缭绕炉体，造成了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是传说中的海上“博山”。西汉时，封建帝王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大都信奉方士神仙之说，博山炉就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产生的，并在汉代广为流行。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很多器物上的莲瓣纹饰内都雕刻有唐代流行的各种花鸟纹、珍禽异兽纹等。这件银罐的莲瓣内没有装饰任何图案，莲瓣彼此相连突起，增加了纹饰立体感，显得素雅大方。出土时罐内有玻璃杯等器物。葡萄龙凤纹银碗
银碗碗高4.2厘米，重158克。外腹部以葡萄、卷草、忍冬缠绕布局分为六区，三鹦鹉、三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部位，衬碗内底刻有一只走凤，外底錾刻一条蟠龙。以葡萄作为装饰纹样在唐朝非常流行，寓意多子多福，鹦鹉也是深受唐人喜爱的吉祥鸟，除此之外，银碗上还錾刻龙、凤，表达了人们祈求祥瑞的美好愿望。素面长柄三足银铛
这件素面银铛的形状像一个锅，在底部有三个兽蹄型足，口沿边有一个半圆形短流。器身一侧焊有一曲尺长柄，柄上有活页。不用时可将长柄反折扣到铛口上，并有滑动的锁扣用来固定，以节省空间。可折叠长柄蕴藏了制作者的奇思妙想，虽经历千年至今依然牢固，充分反映了唐代精湛的铸造技艺。在铛底部有墨书“十二两”题记一行，标明了铛的重量。
明彩绘仪仗俑群
300多件。墓主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次子秦简王朱樉。这组俑群表现的是一个出行的仪仗队伍，原本他（她）们手中都拿有各式各样表示其身份的物品，如旗、幡或乐器、花灯、团扇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品都已腐朽，幸好在他们的脚踏板下用墨书写着各自的站位、所司职务等，为我们了解这批仪仗俑的分工提供了很大方便。明代仪仗陶俑的出土，弥补了陕西陶俑在这段时期的空白。子长钟山石窟
15公里处的钟山南麓，开凿于东晋太和年间（公元366—370年），历经千余年建造而成，共由18个石窟组成。
鎏金双鱼纹银碗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鱼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并被赋予了吉祥的含义，成为婚嫁、富贵、种族繁衍的象征。
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并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圈足为焊接，出土时脱落。这种内底装饰风格是在伊朗萨珊银器上的徽章式纹样的影响下创制而成的。
鎏金双雁纹银盒
1.8厘米，重39.5克。盒面中央有相向站立的双雁，脚踏一只莲蓬，盒底装饰有忍冬、折枝花草等图案。
素面金铫
鎏金弥勒佛
,就成为大肚滚圆、喜眉乐目、笑口常开的形象了。其实人们熟悉的这种“大肚弥勒佛”形象是以五代后梁时期浙江奉化的怪和尚契此为原型而塑造的。契此和尚长的又矮又胖，肚子非常大，经常用竹杖挑着个大布袋，面带笑容四处化缘。他圆寂时端坐于一块盘石上说了一段的：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胖和尚就是弥勒佛的化身，此后，他的模样就成了“大肚弥勒菩萨”的形象。人们常用“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来形容他。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
2.4厘米，重62克。盒盖面中心錾刻了一只口衔绶带长有双翼的鹿，盒底中心是一只衔绶的凤鸟，忍冬花草及流云飞鸟等图案装饰在周围。唐代鎏金有多种方式，这件银盒的特点是，在纹饰鎏金全部完成之后在盖面上又加鎏了一层，所以盒盖相对盒底更厚一些。素面高足银杯
鎏金裴肃进双凤银盘
这件银盘呈六曲葵花形，盘内饰双凤折枝花和双鸟衔花等纹饰。盘外有“浙东道都团练观察置使大中大夫越州刺史……裴肃进”的錾文两行、“点过讫”三字以及重量。在唐代，金银器是上层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奢侈用品，同时在政治生活中它也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皇帝安抚和奖励下臣时，常常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臣属和各地官吏为了得到皇帝的宠信，也盛行用金银器作为各种节日礼物敬奉给皇帝，并在所进奉的金银器上刻进奉者的地区、官衔、姓名和进奉数量等文字。文献记载，唐代刺史向皇帝进奉金银器是从裴肃开始的，“天下刺史进奉，自肃始”。可见裴肃进奉行为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件银盘不仅制作规整，纹饰华丽，其铭文更是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彩四系罐
1150℃下素烧，上釉后又在900℃左右的温度下二次烧制。由于釉料中含铅，铅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温度之内釉色会下滑，互相侵润、互相融合，从而呈现出班驳淋漓、千变万化的装饰效果。
这件罐的肩部有四个泥条形耳可以穿系。罐身黄、褐和绿三色釉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水波的动感，显示了三彩“流釉”的艺术特点。
1999年9月，考古人员在秦陵二号陪葬俑坑中发现了绿脸跪射俑。目前它是已发现的惟一的绿脸俑，具有相当高的考古价值。俑的脸、颈部均为黄绿色，双耳为浅绿色，头发、发髻为赭石色，发带为朱红色，眉毛、胡须为黑色，眼睛黑白分明，表情自然而神气。目前关于绿脸俑的说法各不相同，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是镇墓所用，但三个坑中仅出土这一件，而且其面部表情并不狰狞，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工匠颜料不够用，临时调制了一种更接近于生活的黄绿色。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靠推测来判断，真正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青铜水禽是从秦始皇陵园七号陪葬坑中出土的。共出土46件，其中青铜天鹅20件、青铜鸿雁20件和青铜仙鹤6件，这里展出的是其中的精品。我们看青铜天鹅站立在长方形的青铜踏板上，伸颈欲鸣，弯曲回首，姿态万千。而青铜仙鹤则俯首啄着一只青铜虫，生动地再现了从水中取食的瞬间形态。如此众多青铜水禽的出土，说明这个陪葬坑营造出了某种“水环境”。专家认为，这对丰富和研究秦始皇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陶囷
柞钟
柞钟前四件各铸一篇铭文，后四件合铸一篇铭文，内容相同。大意是说:柞在三年四月甲寅这一天受到周王的册命和赏赐，感到非常荣幸，因此铸钟纪念。编钟演奏时敲击中间和转角两处，中间敲出的音称为隧音，转角两处称为鼓部，敲出的为鼓音，两个音相差大三度或小三度。钟的内壁铸有调音槽。古代音律为宫、觞、角、觯、羽，分别是1、2、3、5、6，没有4和7两个半音，到了战国时编钟的音阶就已七音俱全了。这组编钟的音域已达到了三个八度。
乐器作为青铜礼器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达官贵人们就连平时吃饭也要列鼎而食，鸣钟佐餐，“钟鸣鼎食”形容的就是这种奢华场面。钟也就成为祭祀和宴飨时必不可少的重要礼器。透光镜
伎乐纹八棱金杯
杯身八面分别各装饰有一位手执乐器的乐师，他们都身着短衣宽裤，笑容可掬，神态各不相同，服饰和发式也不常见，具有粟特风格。乐师手中所执的乐器以竖箜篌、曲颈琵琶、排箫等乐器，在隋唐属于西凉、龟兹、高丽的乐器种类。杯身上部有联珠组成的环形把，指垫上有相背的侧面胡人头象。杯柄、杯底和八棱都装饰有联珠纹，这也是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典型做法。金饼
金饼共出土三百多枚，直径为5.6厘米至6.5厘米，重量为250克至300克，总重约54.5公斤，纯度达95％，其表面有“黄、张、马、吉、贝”等姓氏戳记。
素面带把银杯
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经过锤揲成型，光滑没有纹饰。腹壁上环形手柄已经脱落，留有“T”字形的焊接痕迹。圈足内部写有银器重量的墨迹楷书，虽然已经减淡，但仍能看到“九分”字样，根据银杯的实际重量395克以及唐代的重量标准，可以推定墨书内容为“九两二分”凸纹玻璃杯
凸纹玻璃杯为吹制成型，腹部有八组圆环纹，采用的是粘贴玻璃条技术，就是将熔融的玻璃条挑出，趁热贴压在杯身上，这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同类工艺的玻璃器皿在陕西扶风法门寺、韩国庆州松林寺和日本都有发现，是唐朝东西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
祭红、祭蓝碗
“祭蓝”又称“霁蓝”，是一种在石灰釉中掺入适量的钴料，在1280摄氏度——1300摄氏度的窑内一次烧成。这件祭蓝碗色泽深沉，色调浓淡均匀。“祭红”，是鲜红釉中的一种，因这种釉色常用来祭祀而得名。又因它创烧于宣德年间，也称“宣烧”。古人配制“祭红”时不惜工本，在釉料中常加入珊瑚、玛瑙、寒水石等，有的配方甚至掺入了黄金，但烧成率却很低，所以祭红碗的价值非常高。鎏金鸿雁纹银匜
银匜通高9.2厘米，重806克，体量较大。在装饰风格上摆脱了早期繁琐细密的风格，花纹比较写实，并且加入了浮雕的技法，立体感极强，体现出成熟期的工艺水平。匜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常见的器皿，是贵族洗手的用具，汉代以后就很少见了。从新、旧唐书的记载看，匜是唐代贵族礼仪活动中重要的水器，但出土数量不多，见于报道的共有三件，仅何家村窖藏就出土两件。
这件银匜的导流槽和底部圈足都是焊接上去的，使用了一种从西亚传过来的焊接技术，其中主要原料是梧桐树的树脂，焊接处非常牢固，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洗礼也没有脱落，足以证明唐代金银器焊接工艺的高超！马蹄金、麟趾金
汉代黄金货币的形式有马蹄金、麟趾金、饼金和金五铢等，其中马蹄金和麟趾金出土较少。马蹄金呈椭圆或圆形，底凹、中空，形似马蹄。麟趾金是仿瑞兽麒麟之足所铸，呈圆形或不规则圆形，背面中空，口小底大，形如圆形兽蹄。这两种货币于1974年在上林苑遗址内发现，一个重约250克，也就是汉代的一斤，值万钱，一般用作帝王赏赐、馈赠、聘礼以及大额交易和域外交往，并不是流通货币。刻符陶钵
仰韶文化晚期很多陶器上刻划着具有一定规律和共性的符号，姜寨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有38种，半坡遗址中发现了27种。这些符号显然不是无意识留下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它们与甲骨文、金文类似之处，可以说是汉字的雏形，它们对研究探讨汉字的起源具有一定的意义。幻方铁板
36个真正的阿拉伯数字，我们现在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实际是印度数字，它是经阿拉伯地区被广泛传播的，因此被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从1到36组成这样一个数字方阵，无论横、竖还是对角相加，总和都是“111”。这种数字现象在古人看来神奇莫测，因而将它们深埋于房基之下，希望能起到辟邪消灾的作用。这件幻方是我国数学史上应用阿拉伯数字最早的实物资料。
小簇花纹银盖碗
唐代出土于西安市何家村窖藏
银盖碗高11.7厘米，口径21厘米，重1220克。在装饰上它采用散点式手法，盖顶中心錾刻出一朵六出大团花，周围及腹部散点式地配置了六朵向心式小簇花，纹饰全部鎏金，简洁大方又不失华贵。象牙算筹
用“算筹”进行计算称作“筹算”，这是中国古代算盘出现之前的计算工具，算式有横式和纵式两种。横着的一根代表一，竖起的一根代表五，遇“0”则空，严格遵从十进位制。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算筹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并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15世纪算盘推广之后才逐渐被取代。宝石一组
宫女图
这幅是绘制在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南侧的《宫女图》，高177厘米，宽198厘米，保存最完整，也最为动人，是唐墓壁画中反映女性形象最完美的一幅。图中描绘了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
客使图
客使图》位于章怀太子墓道中部东壁的，高185厘米，宽247厘米。画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穿着初唐时期的朝服，头戴笼冠，身穿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系绶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状站立。三人气度沉稳，雍容自如，神情肃穆，面面相对，似乎正在商讨事宜。后面三位，为首一人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身穿翻领紫袍，腰间束带，足穿黑靴，推断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面庞丰圆，须眉清晰，朱唇，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色，旁边加插鸟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圆脸，身着圆领黄袍，腰间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应来自我国东北靺鞨族。这三位使者均躬身,毕恭毕敬,谦卑的神情中流露出期盼、等待之意。
安伽墓石榻
2000年5月—7月发掘。这是我国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粟特贵族墓，也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北周时期唯一一座墓主人生前担任“萨保”这一特殊职务的墓葬。萨保是北周政府任命的管理粟特来华贸易、定居人员，主持来华粟特人宗教祭祀活动的官员。这座墓葬为我们研究北周史、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北周时期旅居中国的粟特贵族的服饰、文化、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葬俗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九环蹀躞带銙
整副带饰共计二十五件套，除带扣外，每个构件上还附有金钉和鞓，可断定为实用品。蹀躞带是一种缀以垂饰的革带，带上钉有若干枚带銙，銙上备有小环，环上套挂若干小带，以便悬挂各种日常用具。这种装备最初来自西域游牧民族，后传入中原。环数的多少表示主人的地位尊卑，镶嵌物的质地和多少显示其身份。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唐代九环白玉蹀躞带。武官俑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消灭了黄河流域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最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替。因为他们都在北方，故称北朝；同时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与北朝对峙，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为南北朝。当时陕西的陕北和关中地区属于北朝领地，而陕南地区则属于南朝范围，所以从陕西省境内出土的同时期文物中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陶俑就有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北朝武士俑面容冷峻粗犷、体格彪悍有力，南朝俑则是典型汉族人的长相，清秀纤巧。金臂钏
钏戴在臂上称“臂钏”或“跳脱”，戴在腕上称“腕钏”。唐代的钏有金、银、玉、琉璃等多种质地，制作也非常精致。何家村出土的这件素面金钏以纯金制成，佩带时可以根据需要开合，从其尺寸和形制判断这件金钏属于典型的金臂钏。
红陶尖底瓶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中典型的器物之一，也是半坡人最常用的汲水器。它的器形特点是：小口、鼓腹、双耳、尖底。尖底瓶具体的用法是先将绳子系于双耳之上，当尖底接触水面时瓶身便会自然倒下，水注满后则又自动立起，汲水非常方便。尖底瓶还有两大优点，一是口小，水装满后不易溢出；二是瓶腹部两边有耳，穿绳后便于背挎和手提。尖底瓶这种自动汲水的奇妙现象，恰是近代物理学中重心原理和定倾中心法则的最早运用。虽是一种巧合，却体现出半坡人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波斯银币
银币正面有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的右侧半身像。国王头戴王冠，冠顶有翼翅和雉形饰物。两侧有婆罗钵文王名，王像周围有两圈连珠纹外框，框外上下左右边缘各有一新月抱星纹饰。背面中央有点状堆积的火焰纹和台基组成的祆教圣火祭坛，两侧有手持长剑的祭司各一人，祭司两侧分别有纪年铭文和铸造地点，周围有三圈连珠纹外框，框外缘有新月抱星纹饰。
四神规矩镜
汉代，四神规矩镜是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最精美、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镜，其主要特征是在装饰花纹中间，有规则地分布着“T、L、V”这三个符号，非常规矩，所以称之为“规矩镜”。规矩镜的主纹饰以四神为主，还有动物、禽鸟及羽人之类。古人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位置将四神铸在铜镜上，用以镇宅辟邪。由于受当时求长生不老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羽人、四神、瑞兽等图案兴盛一时。青铜龙
秦代，青铜龙龙体中空，形体巨大，极具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这是战国秦的遗物，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史书上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以为钟鐻（jù）”的大型乐器架的底座。
鎏金团花纹六曲
唐高4.7厘米，直径11.4厘米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较多见的种类，造型也最为丰富。初唐时期，银盒的装饰上还有浓厚的外来影响，如盖面中心带有双翼的神异动物与外圈一周麦穗圆框组成“徽章式纹样”。这是萨珊、粟特金银器最具特点的装饰风格。这件银盒盖面上的主题纹饰已由粟特、萨珊的神异动物转变为唐代流行的团花、折枝花，徽章式的圆框也转变为活泼流畅、首尾相接的阔叶折枝。盒上的纹样变化、反映了唐代金银器从完全接受外来物到模仿改造，再到自主创新这一发展轨迹，是研究唐代器物变化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银杯杯体为浇铸成型，纹饰细部采用平錾手法加工而成。杯身被錾出八个棱面，这八个区域内分别装饰着乐伎、侍者和舞蹈者。乐伎手执拍板、小铙、洞箫、曲径琵琶等乐器。侍者均为胡人，深目高鼻，有的带卷沿尖帽、有的顶瓦楞帽，手中捧着杯和盘。银杯杯身背景为忍冬卷草、山石飞鸟和蝴蝶，通体饰鱼子纹为地。杯的足沿装饰有环状连珠。手柄上有指垫，上饰高鼻深目的两个胡人头。这件杯的造型和杯上的人物形象都带有明显的西方风格，由此推测这件银杯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或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忍冬纹银熏炉
5字，有五个兽蹄形足，其间设置五根链条，使熏炉既可以平放，也可以悬挂。中层与下层结合处焊有两朵如意卧云，起固定作用。熏炉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观赏性很强的室内摆设用具。日己方彝
西周,通高38.5厘米，重12.8公斤,1963年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日己方彝华美富丽，雄伟端庄，以饕餮纹为主题纹饰，具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它的器盖和内底各有铭文18字，大意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凤柱斝
商，高41厘米，口径19.5厘米，重2.86公斤，1973年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1号墓出土。
凤柱斝因两个立柱上各铸有一只高冠凤鸟而得名。凤鸟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题材，表现手法变换多样，平面纹样的较为多见，像这件斝上的立体造型较为罕见。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这件银盘以桃为基本造型，锤揲成形。桃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种历史。桃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洛阳的西王母桃，当时有俗语说：“王母甘桃，食之解劳。”意思是吃了洛阳产的柑橘仙桃可以解除身体的疲劳。道教的道士们更是将桃作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贡品。
仔细观察，发现在盘内底部中心又装饰了一只乌龟。龟纹通体鎏金，龟在古人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不仅因为龟能长生不老，还因为龟具有预知未来的灵性。古籍中曾记载龟千岁生毛，五千岁为神龟，万岁为灵龟。千岁神龟能与人对话，万岁灵龟知吉凶。因此龟在中国古代曾经受到极大的尊敬，在古代帝王的皇宫、宅院和陵墓里，都有石雕或铜铸的神龟，用来象征国运的久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龟作装饰。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这件银盘，构图方式上继承了粟特的艺术手法，但在题材上却是中国化的。龟坚忍长寿，古人认为它能占卜吉凶，并将桃的造型与龟纹饰巧妙地融为一体，两者结合似有神龟献寿的含义，是不可多得的唐代艺术品。忍冬纹八曲长杯
这件是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用和田美玉雕凿而成，玉质洁白温润，玉杯外壁装饰有忍冬图案。忍冬纹又称为卷草纹，是一种缠绕植物，因为在冬天也不凋谢，故有忍冬之称，是从南北朝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本草纲目》中记载：忍冬“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因此用它来寓意长寿。
这件杯子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形状为八曲长椭形。多曲长杯出现和流行在萨珊，后来影响到其他地区，这件杯子的形状完全模仿了萨珊风格的多曲长杯，但装饰纹样却是传统的中国纹饰，可以说，这件白玉杯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代表作。同时，这件玉杯也反映出唐代高超的制玉工艺。杯壁口沿处打磨的很薄，只有半厘米，从杯口到杯底逐渐增厚，唐朝高超的碾磨雕琢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三彩三花马
三彩三花马被塑造的头小、臀圆、腿长，典型良马造型。所谓三花马是指马鬃经精心修剪后形成三缕堞垛状的鬃毛。用“三花”来装饰马，是唐代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唐太宗陵前的“昭陵六骏”，马鬃都被修饰成三花的样子。唐代绘画和雕塑中，三花马也屡见不鲜。马鬃剪花的习惯可能是受突厥的影响，突厥马是唐朝马的主要来源。突厥和唐王朝关系密切，他们通过贸易、进贡或馈赠等方式，把优良品种的马连带马鬃剪花的习俗都传入了唐朝。
素面金盒
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各种金银器制作的盒子共有28个，其中有些大的有些大的银盒里面装有各种物品、药品，并在盒的盖面或盖内以墨书写明盒内所装物品的名称、数量及重量。这件素面金盒则是“大粒光明砂”盒内所装的“黄小盒子”。盒盖内墨书“六两一分”实际测得重量为259克。唐代的衡制分为大制和小制，大制一两约为现今42克，小制一两约为30克。从盒内墨书的准确性可知，唐朝人对物品的管理是非常严谨的。
这件素面金盒为圆形，素面，通体光洁，以子母口扣合。盒盖与盒底均隆起成慢拱形，盒的上下子母口扣合紧密。无论怎样转动均严密无缝。盒底与盒盖口部圆形十分规范，精密度之高，令人叹服。出土时金盒里面装有麸金，麸金是砂金的一种，唐代不仅盛行服用丹药，还服食少量的黄金认为黄金与丹砂具有强身延年的同等效果。
此素面金盒出土时放在银盒内且装有麸金，可见，它不是皇室和权贵们的供赏品，而是丹家盛放丹药的药具。唐代纯金盒的数量很有限，唐代目前只有何家村出土的两件。金盒制作精良，工艺娴熟，技术高超，是一件难得的工艺品，是唐代黄金加工工艺水平的代表。水晶八曲长杯
水晶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种装饰品，其实它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石英结晶体，和沙子的主要化学成分相同，都是二氧化硅。水晶在古代被称作“水精”，是精灵的精，因为晶莹剔透，唐代诗歌中常常把它比作冰、水、露珠甚至月光。从文献记载来看，水晶多产自西域各国，在唐朝时成为贡品进贡到我国。这件八曲长杯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伊朗萨珊风格，但是萨珊很少用水晶和玉石这种材料来制作长杯，从中国文化对玉石类材质的偏爱来看，推测很有可能是在唐朝工匠仿制的，也可能是来华的波斯工匠制作的。
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唯一的一件唐代水晶容器，极为珍贵。银石榴罐
银石榴罐名称的由来与它的形状像石榴有关。它的壁部厚重，口很小，颈部是将银片打制成圆筒状然后焊接在罐口之上的。在圆筒的底部有一个直径为0.5厘米的小孔，孔内有一根棍状塞子。银罐腹部有一周明显的焊接痕迹，由此可知银罐是由分开浇铸的两部分焊接而成的。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银石榴罐4件，形制基本相同。
根据宋代的《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中记载，以及书中绘有使用时将石榴罐倒置在坩埚上的图样，有学者判断何家村出土的石榴罐是古代炼丹用的简单蒸馏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炼丹术的国家之一。炼丹术约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期。唐代统治者为了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利用道教祖师李耳姓李的巧合，尊老子为唐王室祖先，并大力尊崇道教，道教的炼丹术便在帝王的支持下盛极一时。出土的银石榴罐和大量的炼丹药物正反映出唐代这一社会风尚。螺盏
海螺制品，通高10—9.5厘米，长17.5—17厘米，宽11—10.2厘米，重330克,出土于蓝田吕氏家族墓地。
由可分离的螺盏与盏托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均用天然螺壳制成，杯座为螺体切剖而成中空的环形座。杯体为海螺自然形状稍加刮磨休整而成。
贝类主要分为五大纲，全世界有7万多种，海生的种类可通称为海螺。由于我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海洋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先民们从很早就开始了对海螺的利用，早在商周时期就用螺贝作为货币，孔颖达在注疏《尚书?盘庚》中就曾写道：“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此外螺贝还被用为乐器、佛教法器、装饰品、艺术品等，而将海螺作为酒杯在文献中亦有不少记载。《康熙字典》中说：“螺同蠃（luó）。”蠃，《尔雅?释鱼》云：“蠃，大者如斗，出日南，长海中。可以为酒杯。”又如，北周诗人庾信《田庭》诗：“香螺酌美酒
螺杯虽为历来文人墨客所珍视但在考古发现中所见之实物却极少，因此此次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所出的这一对螺杯对我们了解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我国古代酒文化与习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釉里红僧帽壶
绿釉孔雀陶灯
这种灯早在战国时就已出现，到汉代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高度一般在1米左右，灯盘分层错落安置，点燃之后，灯火交相辉映，火树银花，尽显豪华气派。当然，像这样豪华，贵重的多枝灯主要供皇宫贵族使用，贫民所用还是以豆形灯为主。海兽葡萄镜
海兽葡萄镜在唐朝铜镜中非常引人注目，又被称为瑞兽葡萄镜。镜背面图案由高浮雕式的若干瑞兽和葡萄枝蔓组成，形态各异的瑞兽穿梭嬉戏在葡萄藤间，充满了生气。瑞兽是以狮子为原形，经过艺术再创作的特别形象。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和富贵”。将葡萄、瑞兽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枚铜镜又被誉为“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
金开元
仰莲瓣座银罐
这种器物形制特殊，仅见于何家村窖藏。根据同出土的药物、及石榴罐，推测其很可能也是一件炼丹用具。该罐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罐形，下部似一圜底碗，底部饰仰莲瓣一周，各莲瓣中央錾刻一心形图案。罐体和仰莲座式分别制好后焊接起来的。但不乏可对比的器物：上部罐体为唐代金银罐常见形制；圜底碗造型简单，是唐代的各种材料的器物中均可见到的器型；莲瓣纹饰唐代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
,又名荷花,古时也称芙蓉。是著名的观赏花卉，也被称为“佛门圣花”，是佛教的象征。莲花被佛教作为宗教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性来象征佛与菩萨超脱红尘，四大皆空；二是因为莲花是多年生水生宿根植物，佛家以为花死根不死，来年又发生，象征着人死而灵魂不灭、不断轮回。佛教把莲花看成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干扰。镶金兽首玛瑙杯
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
这件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却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我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鎏金菱纹银锁
银锁是唐代贵族重要的生活用具。分锁体和钥匙两部分，至今尚能使用，开锁自如。制作精美，纹饰考究，唐诗中有“银匙开香阁，金台照夜灯”的诗句。
何家村窖藏出土银锁共17件，最大的长19公分，最小的长10公分，工艺相同、纹饰相近。也许这里的银锁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实用器，可能为了某种仪式而进行的特意收藏。这种结构的锁一直延用到近现代。玛瑙长杯
这种玛瑙杯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两件，其材质和造型都来自西域，带有强烈的异国色彩。出土时盛放在莲瓣纹提梁银罐中，有墨书明确记录为玛瑙杯。两件玛瑙杯的色泽和造型有所区别，但都纹理清晰、琢磨光滑、晶莹滋润，这些我们从玛瑙杯本身和底部放置的镜子中都看得很清楚，玛瑙杯通体呈玻璃光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陶打马球俑
马球也叫波罗球，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项体育运动。它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后传入吐蕃（西藏），唐初时由吐蕃传入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是马球运动的倡导者，到唐中宗时，马球运动风靡于宫廷、显贵和军队中，后来成为唐代社会广泛参与的体育活动。从这件陶俑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马球手的瞬间动态。
车辖
车辖是古代战车上插在轴端孔内的常用零件，但这件车辖的纹饰却十分独特。正面上部是一个人头，下部为一醒目的兽面，背面是一个作蛙伏状的人形，此人披发垂肩，身穿短裤，背上绘有一对似鹿的动物纹样，学者们推断这可能是纹身习俗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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