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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碎影

 晓峰书阁 2016-07-31
  迎着阳光上班,满心喜悦。骑车向南,往东,右转,上立交桥——我们报业集团那栋大楼,悠然呈现眼前。
  这家报纸,是我呈现青春、激情,实现理想,获得欢乐的所在。
  小时候有个念头,希望长大后开家书店,再开家电影院。因为,书和电影是我所爱。书里、电影里有大千世界。
  后来,我没有开书店也没有开电影院,但读书、看电影这两个愿望,在进这家报社当记者的同时,都实现了。读与看的习惯,一直继续到今天。
  儿时摔了一跤,很痛。父亲在旁叫:不要哭,自己爬起来!我没哭。从跌倒在地到爬起,总共花了六七秒钟时间。1957年我已是个小伙子了,又摔了一跤。这次摔得很重,头破血流,伤筋损骨。父亲没有喊我爬起来,因为他自己也摔倒了。我仍旧没有哭。我爬起来了。这次摔倒在地到爬起,总共花了21年时间。
  不是我自己爬起来的,是时代之风把我吹起来的,帮我站直的。
  在跌倒的时间里,单位那栋二层楼跟我了断了一切关系。我没有一分钱来源。我在烈日和寒风里用汗水疗伤,年复一年。
  在露天下劳作很爽气。我爱上了大自然。那些年月,我觉得有苦力做就很快乐。这,应了格里高利·丘赫莱伊说的: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偶尔都可能会欢笑的。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地上爬起,抖掉满身尘土,带着“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就像那位土耳其诗人说的),重新迈进报社(那栋二层楼已变成三层楼了)大门时,迎接我的都是友善的笑脸……
  我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上了原先那把椅子,恍然如梦。
  我离去那天是某年某月12日,星期一;归来这天的某年某月,也是12日,星期一。离去时,旁边电影院放的是苏联影片《海底擒敌》;归来这天,这家电影院放的仍旧是苏联影片《海底擒敌》。——似乎,21年仿佛只过了一个星期。
  坐在我对面的仍旧是原来那位同事。从他原来光滑的脸上的皱纹,我才感觉到这个“星期”是很长很长的。
  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星期”,我怕跟不上了。一位新同事安慰我:别担心,我们荡了个圆圈,又回到了你离开时那个起点。你刚好接得牢。果然。
  事物常常有两面性。我损失了很多,也获得了不少。最庆幸的是:我逃避了那个布满媚语和谎言的时代,没有受到恶俗风气的熏染,没有去欺骗读者。我在最不适宜做新闻工作的年月离开,在逐渐形成适宜于新闻工作的时光里归来。
  我是在破天荒的新芽与败叶的对话、新时代对旧岁月的诘问声中归来。“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我没变,变得是时代。
  同样庆幸的是:“冰冻期”为我冻结了时钟的转圈,让我依然年轻,激情,好奇,进取。渐渐,我在这天地里如鱼得水。我在新时期的考卷上获得了及格。
  我的老师是苦难。我的恩人是时代。
  阿尔贝·加缪说:“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在苦难的衬托下,我感觉阳光分外灿烂。——这就是我每天上班时在阳光沐照下的感觉。
  苦难教会我如何生活。生活又反过来叫我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在职业生涯里的年年月月,我学会了诚信、敬业、责任感、平等待人、换位设想和一点点独立思考(只有此时独立思考才不会被打入另册)。
  我由衷高兴的是报纸发展成了多媒体集团。
  “怎么你还在上班?”有人问。
  “我调休了21年,得还班哪!”我回答。
  “还在工作”不是为了钱(钱当然多些好),而是为了保持大脑鲜活,身心康乐;为了不过分脱离时代。
  我庆幸自己能在这个朝气蓬勃的集体里与70后、80后的年轻一代融洽相处,并肩劳动。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才子才女,杂文家、时评家、散文家、诗人、影评家、摄影家,都堪称朋友。餐厅就餐相遇,彼此往往会端着盘子聚在同桌,随意交谈文学或电影,使就餐时刻变成快乐辰光。
  一位才女记者偶然在报纸合订本上翻到1986年我写的艺术报道,对我露出惊讶:“唷,你那个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写法啦!”
  我受宠若惊。
  我把她将我视为同类,当作对我的莫大鼓励。这远胜于获个什么奖项。
  最重要的是,如今在没有任何功利和压力的情况下,我在写我内心想写的一切。我写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些。偶尔我也还在采访,不以记者的身份,而用个人的名义。这是我与社会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一位老同事兼好友说,他的事业开始在退休之后。我也是。我真正的写作生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为此,我——
  感谢时代,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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