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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歌德的名字，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起拉德布鲁赫那句几乎引用泛滥的名言：「很多诗人都是从法学院逃逸出来的学生」。若要说诗人中从法学院逃逸的学生，歌德绝对应该排在第一位。
关于歌德的文学成就毋庸赘言。他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脍炙人口，而《浮士德》更是被列入欧洲四大古典小说之一。而在文学之外，歌德在美术、生物、地理、化学诸多方面，亦颇有建树，只不过在他那文学家的盛名之下，这些零零散散的才艺都不那么重要了。读者诸君可以想象下，当歌德自豪地更别人说，我的写作才能是法学院老师教的，这该多么有喜感！
然而，歌德确实是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开卷即写道，「1749年8月28日中午，时钟敲了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降生了。」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早年曾有学法律的经历，既做过执业律师，亦在帝国政府、雷根斯堡议会及维也纳的帝国枢密院工作过。1741年卡斯帕尔回到法兰克福，想在市政府谋职，却一直不太顺遂。1748年，卡斯帕尔与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结婚，更不能在当地政府任职，只好赋闲在家。我们很难断定卡斯帕尔短暂的法律生涯是不是影响歌德进入法学院的诱因，但这个家庭背景势必会对歌德的抉择有促进作用。甚至，歌德一辈子的主要历程，都复制了他父亲卡斯帕尔的轨迹；若非歌德后来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他将注定与他父亲一样平庸。
在歌德成长的岁月中，文学成为重要关键词。他颇为早慧，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观察，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也开始用笨拙的笔触，开始表达他内心的火焰。当然，他早年的诗歌作品并不惊艳，他的传记作家格尔茨写道：
1765年10月，时年16岁的歌德在仆人的陪伴下，离开法兰克福，前往莱比锡上大学。他进入的是莱比锡大学法学院。三个星期后的一封家书中，歌德这样记述了自己的法学院学习生活：
上文提及的这位伯麦教授，后来与歌德有了更多的交往，也对歌德有比较大的影响。格尔茨提到，「最先是伯麦教授，他是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首创外侨法，同时他也想充当反对语言学和美术，主张学习法学的权威。」
然而，莱比锡大学法学院传授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让歌德觉得解渴。在歌德看来，绝大部分教授只能照本宣科给他书本上的知识，他对法学、政治学的很多老调也感到厌倦；假如老师在课堂上能够讲授一点点超越基督教宣教的知识，歌德都能够甘之如饴，甚至信奉好几天。
歌德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写诗以及与当地诗人们的交往。这里面有个叫贝里施的德国诗人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为歌德早期在思想上的盟友之一。但贝里施随后因故离开莱比锡，歌德也重新陷入迷惘期。1768年夏天，歌德郁郁不得志，拖着一身大大小小的病，回到了法兰克福，度过他一生中最暗淡、最不幸的一年。
1770年3月，歌德慢慢走出抑郁症的阴影。他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差，也促使他走出去，寻求新的生活。他来到斯特拉斯堡，决定在这里准备法学考试。为了顺利通过，他甚至请了家庭教师辅导他备考。这一年9月份，歌德顺利通过第一期法学考试。由此，歌德得以免于学习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专科课程，反而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生理学、历史等课程的旁听上。歌德逐渐重回到莱比锡时期无忧无虑的时光，也写下了越来越多的诗篇。
1771年8月6日，歌德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立法者》，在这篇论文中，歌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对流行观点的批判。但答辩过程却十分痛苦。当时院长认为歌德的论文中，批判宗教的内容过多、自由思想过甚，拒绝让歌德通过。一位叫施特贝尔的朋友，这样记述了歌德的答辩过程：
歌德对此倒不是十分在意，但他却也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只提交论文提纲参加答辩。院长经过慎重考虑，也同意这一方案，于是安排歌德和自告奋勇的质疑者莱尔泽围绕「法的地位」而答辩。据舒尔茨的描绘，「莱尔泽开玩笑地看待自己质疑人的角色，他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以讽刺的口吻向歌德提问，因此看来歌德这次是非失败不可了，但最终还是一切顺利。」歌德当然无所谓，但比较失望的是歌德的父亲，他终究未能看到儿子将博士论文打印出来呈送各方师友；在他眼里，那才是博士生涯完美的句点。
1771年8月，歌德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再次回到法兰克福。拿到博士学位，他的法学学习生涯终于该告一段落了。显然，较之对诗歌的热情、对文学的激情，法学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写诗毕竟还不能当饭吃，歌德循着他父亲的路线，干起了律师；此时此刻，歌德已在文学领域如日中天，卡斯帕尔也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儿子歌德的律师助理。在父母亲的大力帮助下，歌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功办理了28个民商事案件，为当地的商人们做了良好的辩护。只是，世俗的生活实在难以羁绊歌德丰富的想象力和泉涌的才思，他也不喜欢在父母身边饱受限制。于是，他在1775年11月，来到了小城魏玛。
在魏玛，歌德开始另外一种法律实践。1776年6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歌德开始为魏玛执政卡尔? 奥古斯特公爵效劳，以他私人顾问的名义，作为枢密院参事，正式参与魏玛的政治事务。歌德不光帮助公爵改善行政，更野心勃勃地想分封皇室领地、减免农民赋税等。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而在1782年，他又被册封为贵族，且被任命为会计长官。接下来几年中，歌德先后担任过伊尔梅瑙矿山企业总监、筑路大臣、军备大臣等职务。
只是时间稍微长一点，深层次的矛盾便频频爆发：一方面，歌德自恃才高八斗，他很想借助魏玛公国这个平台，施展他的政治才华和抱负，而且在事实上他还摆脱了法兰克福的种种羁绊；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的公爵面前，他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反而不得不应付无聊但复杂的宫廷政治。更为严重的是，奥古斯特公爵执政后期越来越刚愎自用，一度想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后尘发动战争，为此不惜与普鲁士等小国结盟。歌德极想在这样的难局中发挥谏言者的角色，无奈奥古斯特公爵早已听不进去。
1786年9月3日，愤懑的歌德下定决心远走意大利，铺开纸，拿起笔，继续他的纸笔人生。此时的歌德，早已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及其他一系列诗作、剧作，名满欧罗巴。1788年后，歌德曾回归魏玛，不再担负财务管理的重任，以著名文学家的身份出任剧院、魏玛美术学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监，逐渐让生活和工作都驶入自己预想的轨道，也在随后的几年中写下包括《浮士德》在内的大量杰作。终究，我们没有等到一个大律师的发家、一个政治家的诞生，却看到了一颗文坛巨星的升起。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歌德本人如何看待他的法律人生。今天且让我们翻开被誉为「世界四大励志自传」的歌德自传《诗与真》，继续探索歌德的法律人生。在歌德幼年，他的家乡法兰克福市议会墙壁上的一句话，让他铭记终身：「一人之言非人之言，公平则须听双方之言」，我们或许可以将此视为歌德最早受到的公平观念的启蒙。而在他的幼年里，观摩用于减免税收的「吹笛者法庭」开庭仪式，则成为他所看到的最早的庭审现场；尽管这种庭审仪式感大于实质意义，但对歌德来说，依然觉得十分有趣，尤其是他的外祖父贵为市长，在这样的仪式中自然风光无限。
1759年法军占领法兰克福后，歌德的家里住进来了一位法国军官。歌德对这位名为多伦伯爵的军官印象甚好：多伦伯爵不光处理军政事务，也处理民事、军民争执、债务纠纷和其他纠纷。在歌德回忆中，「伯爵常开庭审理种种的案件，因为他注重在判决时以一种滑稽的机制和开心的话出之，特别富于诱惑力。他的裁夺极为公正，他表现的方式却诙谐且冷隽……」 而在进入大学之前，歌德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法学的学习。他父亲极力将歌德的聪慧运用在法学启蒙中，
这个时候的歌德，也只有十多岁，他便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法学启蒙，「为了讨我父亲的欢心，我用功地复习荷普的小法学书，并让我父亲从里头这儿那儿抽问我，因此我把《法学阶梯》的主要内容，完全熟悉了。」
除了这些观摩，歌德走上法学生涯，与他的父亲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由于歌德早慧，他父亲很早就迫不及待地宣称歌德应该快点进入大学，而且一定要进入他特别赞赏的莱比锡大学，「同样研究法律」，然后再进另一所大学读博士。实际上，父亲尽管给了歌德最早的法学启蒙，但父亲失败而潦倒的法律人生，使得歌德在进入大学选择专业的年纪，对法律研究始终想敬而远之，——在他看来，语言学、古学、历史和一切源于它们的学问，都比法律要有意思。尽管歌德本人十分艳羡哥廷根大学，但由于父亲的影响，他最终还是去了莱比锡。
1765年10月，歌德来到了莱比锡。他刚在莱比锡安顿下来，便在他人的介绍下，前往拜见博麦。博麦是法学和历史教授，不光在莱比锡宫中担任顾问，亦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历史和法学。博麦，「一个矮壮而活泼」的人，还介绍歌德与他的爱人玛利亚见面，——如果考虑到后来博麦和玛利亚对歌德的巨大影响，这一会面被称为之历史性会面一点都不算夸张。歌德对博麦当然极为信任，迫不及待地表达了他希望抛弃法学、研究古学的想法，只是在博麦眼中，万般皆下品，唯有法学高，他先是批评，继而是苦口婆心地劝慰歌德：即便要钻研古学，通过法学也将是最容易事半功倍的途径，罗马古代史和法律史都将带领歌德通往古学。就这样，博麦三下五除二就打消了歌德的年头，甚至替他设计好了课程：先听哲学、法律史和罗马法，以及其他两三门功课。
只是莱比锡大学的法学讲授，大多让歌德兴味索然。这里面既有教师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还是歌德早年的法学启蒙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因为我所知道的，恰是教授认为应教给我们的那么些，我初时记笔记的孜孜不倦的勤勉逐渐松懈下来，因为我从前在父亲身边一问一答，常常复习，把法律的功课永远记在心头，现在再度把这些写下来，我觉得极无聊。」歌德在自传中这样吐槽。
离开莱比锡后，歌德下一个学习法学的地方是斯特拉斯堡。有当地朋友耐心地跟歌德讲了德国、法国大学的不同，这为歌德迅速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助力不少。这位朋友讲，德国大学是在广义和学术的意义上培养学者，而法国却以实用为目的，教师们只给学生提供基本的原理和入门知识，言简意赅者为佳。
这位朋友还为歌德介绍了补习老师，——歌德写道，
歌德随后提到，他的这位补习老师对他的喋喋不休忍耐了一阵子后，终于礼貌地提醒他，必须要先着眼于近期目标，尤其是应考、取得学位及实习，
就这样，歌德在补习教师的指导下，告别阳春白雪，重返下里巴人，在一本笔记本上写满问答，一如他当年在父亲指导下接受法学的启蒙那样。通过这种突击式学习，歌德很容易就获得了博士应考者的资格。
对于博士研习的过程，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着墨不多。但如同我在上一篇专栏中提及的那样，歌德的博士论文写作及答辩却大费周章。之所以如此，与歌德本身的轻慢有很大关系，他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博士学位，但真正在那里时，博士学位却成为他的日程表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就连他本人也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越轨行动之一」。
那么，博士论文到底写什么题目呢？歌德已注意到法学界的革命：法律判决开始强调公平与合理，而习惯法已不复往日荣光，在他看来刑法将迎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歌德并未为自己的选题做好准备，既缺乏知识，也缺乏动力，更缺乏外部的激励，博士论文的写作迟迟进入不了状态；斯特拉斯堡更流行的博士论文写作方式，是完成一般的论文，而非学术论文。歌德打算马马虎虎应付时，他的父亲却一再函告，一定要写一篇正式、像样的论文。
就这样，歌德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选择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为论文写作方向。他认为作为立法者的国家，不仅有权来建立一定形式的信仰，亦有此义务。歌德从历史的角度找了很多素材，来阐述这个题目，「我之写这篇论文本来只是为了使父亲满意，我更大胆地写。如果它在审查通不过，就是最好不过的事。自从与伯里施交往以来，看见自己的著作印刷出版迄今仍觉得厌恶，不能自已。」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歌德博士论文完稿并校订拉丁文后，他的第一个读者，不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破天荒地对他的标新立异表示赞赏，并预期歌德通过这篇论文的发表和出版而名满天下。
然而，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对这篇论文却经历了一个由喜到怕的过程。尤其是法学院院长埃伦，开始时对歌德的论文赞不绝口，后来逐渐说论文可商榷的地方不少，再后来便改口认为论文的观点十分危险，不宜作为学位论文公开发表。院长告诉歌德：应考学位的人已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学院当局对他的前途有莫大的期望；为使这事不至于耽误，院里决定把歌德的论文交付答辩，而不作为博士论文公开出版，当然歌德可以以私人名义正式印行。
这样的安排让歌德的博士答辩轻松通过，只是歌德父亲却实在是失望，因为他一直希望儿子的论文，能够作为新博士的论文正式印行，然后他便可以在法兰克福向人们炫耀。为此，他曾提出要自费印刷这篇论文，但歌德告诉他，论文写得十分仓促，只是纲要，将来充实后再印不迟，「为着这个目的，他很小心地替我保存这篇论文稿，好些年之后，我仍看见它藏在他的文件档案之中。」
2016年7月18日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本文首发于《法治周末》2016年7月20日「方寸正义」专栏。感谢宋学鹏编辑。) 陈夏红 微信公号：陈夏红的广播站。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在学校里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千禧年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近一两年关注近现代法学人物。著有《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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