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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过的上海“老炮儿”,是这样的

 荷叶的图书收藏馆 2016-08-01


      从上海“老炮儿”的脾气里,能感觉到一种耿耿的锋芒,还有一些脆弱的敏感,那大概是他们一生都丝毫不容侵犯的面子和尊严。从这一点上说,上海“老炮儿”与北京“老炮儿”,南北心气儿还是相通的。

我遇到过的上海“老炮儿”,是这样的

在上海街头,还能碰到“老克勒”吗?“上海老克勒”,这个经历世面、光鲜摩登而被老上海人认作“上品”的男性族群,大多出自名门世家,从小接受海派西洋兼容的教育,家境较丰裕,在消费和文化休闲方式上引领潮流。当然这个“老”,并非仅指年纪,也有老手、老派的意思。


如今在上海,街头遇到的上些年纪的人,多半都不是“老克勒”了,而是像深水游鱼一样的平凡市民。上海市作家协会所在的巨鹿路一带,迎面走来的中年或老年男人,模样都有些相似,中等个子,双肩平稳,面容方正,常常戴一副深色框架的眼镜,衣着朴素,毫不张扬,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了。但是,他们的目光里蕴含着一种沉静深邃的辉光,他们身上有一股淡淡的书卷气,飘逸在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大都市里。这让我想起自己写过的一篇散文题目——《罗马,因先生们而尊贵》。


而让我感触更深的,是在上海里弄街巷讨生活的老市民。


先说一位“老的哥”。


今年春节前夕,那天是小年夜吧,患重感冒的女儿陪我们奔波忙乱了一天,在保罗饭店共餐后,准备在富民路与长乐路口打车回家。


已入年关,浮荡不安的霓虹灯光里,路人和车辆都是行色匆匆。向寒冷的夜色中望去,很少有亮绿灯的空出租车经过。终于等来一辆,司机是一位戴帽子的老头,粗嗓门儿,说一口沪语普通话。当女儿开门上车时,他还很热情,听到我们老两口想送女儿回家,就劝说不用了,女儿这么大了可以放心了。是的,女儿已30多岁,孩子都5、6岁了,但我们看她身体和情绪都不太好,还是执意陪她一起上了车。

 


没想到,老司机已不悦,车开动后,他不客气地斥责道:“干什么要送啊?知道弗啦,这是浪费资源的啦!”这趟车程也就是个起步价,转眼就到了延安中路女儿家门口,女儿下车道别,我们继续坐车兜一圈儿,返回上车的长乐路。不知道为何,老司机突然发飙,愤怒地大声说:“……我们不好,都不好!都是坏人!……”


我们愣住了,不明白老司机为什么发火。我先生小心地一再向他解释,说明送女儿的缘由,他则厌烦地连摆右手,打断话头:“不说了不说了!”一路上,他握着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自顾自恨恨地嘟囔抱怨着什么……


后来看报纸新闻,得知小年夜前一日的大雪天,在莘庄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司机劫杀年轻孕妇的命案。莫非,我们那天在出租车上的遭遇,与这件事、与司机的情绪有什么关联?总之,那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小年夜。


还有一位老阿姨。


东湖路一个路口,有家水饺馄饨店,店面十分低矮狭小,只挤得下几张小餐桌。但是,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都黑压压地塞满了食客,多是在附近上班的白领和打工者。每次进店里,还会看到男女老外,他们除了附近西餐店的炸鸡和披萨,也好这一口荠菜肉馅、韭菜肉馅的水饺。周围餐桌上,咱们的女白领们叽里呱啦大声炫着英语,而老外坐的地方却总是安静地带。


在人丛里穿梭张罗的,是一位老阿姨,一头短发染黑了,动作敏捷利落,忙着端盘子、擦桌子,看上去应是这个小食坊的当家人。

 


有两位食客吃完起身,轮到我们坐下了。不久听到叫号,老阿姨端过来两碗热腾腾的菜肉大馄饨,放在面前。我指指餐桌中间还未清走的剩碗筷,轻声问:“这些可以端走吧?”谁知,这一句话竟惹到老阿姨了。她身子突然后仰了一下,张大眼睛俯看着我,停顿片刻,甩甩手上的抹布,一边飞快地收拾餐具,一边吐出一连串的数落:“阿拉本来就是要清理的啦,你这一说嘛,阿拉还以为有什么事呢,真是好笑弗啦!……”同桌一位男人用上海方言附和她了一句,她得理地嗯了一声,端起一摞碗碟离去,那气宇轩昂的背影仿佛在说:阿拉可以伺候顾客,但绝不听人使唤……


经过一些不期然而然的接触,我才觉出,上海原来也有“老炮儿”!这些人一辈子闯世界,什么事情都经过,什么困难都扛过,老了仍然很能干,仍然在打拼。同时,他们大半辈子积攒的一腔火气也是蛮旺盛的,稍不留神就点燃了,烧着了,你想救火都来不及。


从上海“老炮儿”的脾气里,能感觉到一种耿耿的锋芒,还有一些脆弱的敏感,那大概是他们一生都丝毫不容侵犯的面子和尊严。从这一点上说,上海“老炮儿”与北京“老炮儿”,南北心气儿还是相通的。


不过,最近遇到的一位上海老店员,让我心中的上海“老炮儿”印象顿时变得柔和、温润了。那是在淮海中路上生意兴隆的长春食品商店,门口柜台的“上海老酸奶”每瓶15元,可我的零钱只有14元9角。正准备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那位花白头发的老店员和蔼地说:不用了,就这样吧。他顾不得听我道谢,把零钱放入钱箱后,径直走出柜台,从门口过道对面的另一座柜台下面,捡起了一枚1角硬币。那是顾客掉落的,没人注意,也没人在乎,在他的视线里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当时我离地上那枚硬币更近,但他默默地走过来,弯腰捡起硬币,擦干净放入钱箱,笑着说:“这就够数了。”他脸上温暖的笑意荡漾开来,以繁华的大上海为背景,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记得他的胸牌号“058”。


(刊于2016年7月31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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