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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抑武开创文官政府新时代

2016-08-02  依山居图...

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他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经验,所以赵匡胤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将的限制,确立了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重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开创了文官政府新时代,文官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使宋代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但也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实力,造成武力积弱的局面。

削弱武将权力

建隆二年,一天晚朝结束后,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屏退侍从,推心置腹地向他们诉起了衷肠。他说:“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我是到不了今天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是,做皇帝太艰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从来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赵匡胤不慌不忙地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的位,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将领们知道自己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顿时冷汗淋漓,一边流泪,一边叩头,请赵匡胤给他们指一条明路。赵匡胤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所有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些金钱,多些享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困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伎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再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赵匡胤已经把话讲得这样明白,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赵匡胤的恩德。第二天,侍卫亲军司马步兵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张令铎、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等,都上表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欣然同意,罢去他们禁军职务,到地方上去任节度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北宋建国后,一改唐末五代之重武风尚,实施重文抑武政策。重文抑武,“武”并不是指军队和武事,而是统领军队的武臣或武将。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削夺武将权力使军队归己掌握。剥夺武将权力,首先从禁军入手。赵匡胤首先降低禁军武将的政治地位。宋太祖开国后,沿袭后周兵制,禁军由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组成,设5个最高军职:殿前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当时,禁军最高长官殿前都点检不但为正二品,而且与文臣宰相处于相同官阶,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官阶也仅次于宰相。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禁军5个最高军职被废。宋太祖将禁军两司分成三司:殿前司、侍卫马司、侍卫步司。三司均设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挥使从二品,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而侍卫马、步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仅为从五品。赵匡胤处心积虑地废除两司的5个最高军职,而代之以品秩较低的9个三司长官掌军,其意图十分明显——降低武将地位。北宋除了将禁军的最高军职品秩降低外,武臣的品位在整个官品中官阶也相对降低了。宋初,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为武阶之最高者。宋中叶后,重文抑武进一步加强,武将官品下降。节度使降为从三品,节度观察使为正四品,观察使为正五品,防御使、团练使、诸州刺史为从五品。节度使本是武官的最高职衔,到宋朝时已不再是武将的专利,而成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执政的加衔。因此,对于武官来说官品降低了。相反,文臣最高官职中书令和尚书令为正一品。这一降一升的结果是大大降低了武将的政治地位。

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掌握禁军指挥权的几个高级将领的兵权外,赵匡胤还任用中级将领分掌禁军,但不授予调兵发兵权;设置枢密院以掌握调兵发兵权,但枢密院无权直接掌握军队,其所发一兵一卒都必须有皇帝的命令。这样,禁军的兵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里,这就改变自中唐以来禁军高级将领手握重兵、尾大不掉的现状。接着,他又将矛头对准地方武将——藩镇。对于五代以来盘踞一方的部分强大节度使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同时,北宋中央采取削减辖区、剥夺司法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措施,极大削弱了地方藩镇的权力。通过这些措施,宋代统治者把禁军以及原来藩镇掌握的诸多权力逐步收归中央,事权的归一极大限度地抑制了武将,唐末、五代那种专制一方甲兵、钱谷、司法权的藩镇就不复存在了。

将武将的权力收归中央后,宋朝统治者还对带兵出战的武将进行限权。古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历朝名将均能享受这一权力,唯独北宋武将不能。整个宋朝,只有狄青平南时能专权,而狄青在北宋武将中如鹤立鸡群和其悲惨际遇,也体现了北宋重文抑武政策实施之严。宋代沿用了唐代的宦官监军。宋太祖即位后,差遣宦官充当监军借以削弱主帅兵权。如宋太祖进攻北汉时,宦官窦神宝、李神公式从征;曹彬伐江南,又派宦官王继恩率兵会讨,遂成制度。宋太宗即位后,实行“将从中御”,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纵容他们在军中胡作非为。监军设置泛滥成为武将行动的掣肘,在北宋酿成多幕悲剧。宋太宗第二次征辽期间,名将杨业被监军王公式逼死。除纵容监军外,宋代帝王还喜欢自绘阵图,亲授作战方案,闭门造车。宋代特设一种官叫做“走马承受公事”,其职责是负责传递皇帝各种军令,担任这种职务的多是内侍。本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北宋的将领在外作战,凡事都要请示朝廷,在前线作战的将领如果不依照皇帝的阵图打仗,失败了要罪加一等,即使打胜了也不一定能得到奖励。这在其他朝代看来是匪夷所思,而在宋朝则是稀松平常之事。为配合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宋朝廷往往任用那些“谨慎能御下”的平庸将领,对那些有勇有谋的武将多加压制,呼延赞、杨业等抗辽名将的悲惨遭遇即是明证。

对文臣礼遇有加

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刻了一块誓约石碑,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打开封闭的夹室默诵誓词,除了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正因为如此,只有历任皇帝才知道誓约内容。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东京(今开封),为了搜罗战败赔款,曾打开皇宫的所有宫门,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人们才看到此碑。宋太祖在誓碑上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祖碑誓”。

宋代统治者对文官的礼遇是其前后各朝所无法相比的。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轻杀大臣与言官的“祖宗家法”。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曾说过:“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因此,宋代除了周怀政等叛逆、谋反的“不贰之臣”和宋初的少数贪官污吏外,其余时期,文官们罕有被刀斧之刑者,一般都是贬黜地方,但俸禄照旧。罪大者也不过贬谪到边远州军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琼州海峡)算是最严重的处置,但仍然可以做官食禄。而武将则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恩赐”,比如一代名将岳飞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

宋代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武臣防范极严,动辄生疑惧。反之,如果文官犯罪、贪赃,则是姑息迁就,松之又松,甚至根本不予查处。开国元勋、文官之首的赵普,私自接受钱公式贿赂,而赵匡胤却是一笑了之。宋代文官在退休(即致仕)后,还可依条例荫补子孙为官,并且皇帝还会为主动请求致仕的文官设筵饯行,赐诗题字。每逢重大节礼活动,如祀明堂、封泰山、为皇帝祝寿等,朝廷还常常聘请已致仕的高级文官前来参加。

除了政治上的优待以外,宋朝廷还在经济上给予文官们极为优厚的待遇,文官的俸禄相当高,可以说已经达到“高薪养廉”的地步。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每月的俸钱就达300贯,足够买上等良田百亩以上。此外还有冬春服装、随从人员的费用等。高官如此,低级官员也不差,主簿、县尉等官每月俸钱也有7贯以上,还有两三石的禄粟。根据宋史研究专家何忠礼先生考证,北宋前期,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价格在30文到60文的范围内波动。按常人的消费量论,每人每天需食米1.5升,再加上每人副食品支出10文左右,如果按平均值每斗米价45文计算,一个文官每月平均用在“吃上”的费用大约为425文。最低级的文官县尉的最低月俸按7贯计算,养活一个10口之家绰绰有余,况且他每月还有至少2石(即200升,可供5人食用1个月)的禄粟。这么一来,高级文官的俸禄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之了。而当时的武将,最高级别的,即三衙之首的殿前司每月只有30贯的俸禄,只相当于文官中一个知县的水平;而低级武将诸如虞侯等每月仅有3贯的正俸。也就是说光凭月俸,一名低级武将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别说解决其家人的吃喝了。除此之外,尚有各种名目的恩例,每次数量之多,令人咂舌。宋代宗法思想盛行,一人当官,便往往会有许多亲属聚集在其周围,少则数十人,多则二三十人、甚至四五十人,全靠当官的一人来养活。苏轼从黄州贬官至汝州时,随从者20余人。王安石在其《上执政书》中,也称自己内外数十口。这几十口人都是靠他养活的。

宋代的文官不仅任职时经济待遇很高,就是其致仕后经济待遇也是不低的。宋代不但给致仕官半禄,而且发放原有体料衣赐一半。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诏令正式规定:“应曾任文武职事官,恩许致仕者,并给半俸,以他物充,于所在州县支给。”职事官致仕后领取半禄,至此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在规定的体禄、职钱外,宋代文官特别是高级文官致仕时或致仕后,皇帝还往往特赐钱物,这也是致仕文官生活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咸平四年五月,时翰林士、吏部郎中知制浩朱昂致仕,宋真宗不仅下诏“可给全俸”,还赐银200两、帛300匹,并给归乡释券。元丰年间,曾任参知政事的元绛告老还乡,宋神宗赐他白金千两。平时,每遇大礼、皇帝登基及庆寿等重大活动时,恩及百官,除为致仕官晋升官资外,还赏赐礼物。逢年过节,则诏令各州县为当地的致仕官送羊、酒、粟、帛等。少数官员居住在京师,皇帝还特赐生日礼物等。宋代武将品阶既低(武将之首三衙长官不过正五品),又颇不受皇帝重视,由皇帝赏赐的其他额外收入很少,所以宋代的武将在经济方面的待遇与文官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在情感上,宋代统治者对其文官的礼遇都是历朝各代所不曾见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学者赵翼就有句著名的评论:“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礼遇与优给俸禄相结合,培养了宋代文官实践儒家思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唯恐朝廷的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宋代的许多文官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关注民生加入文官队伍,为发展文官制度、支持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正所谓“国朝之待臣甚厚,养吏甚优,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乐于为用,盖以有养其身而因其心也”。赵翼也称:“(宋代)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公式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唯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赵宋王朝一贯实行文治,“以文制武”,厚待文官,使得很多士人都愿意为朝廷效力,于是文官队伍急剧膨胀。面对如此庞杂而又人数众多的文官队伍,朝廷必须拥有一整套关于文官的录取、任用、考核、奖惩等等的规范与制度,即文官制度。宋代文官人数多、水平高,又竭尽全力地为朝廷服务,这又反过来促进文官制度的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促使宋代文官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开创了文官政府的新时代。

文臣掌握大权

皇公式四年,宋仁宗欲升狄青为枢密副使,御史中丞五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赞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与之为伍、动摇人心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之后,狄青率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取得自统一以来宋朝边境战争最大的胜利。宋仁宗不顾宰相庞籍等官员的激烈反对,将狄青升为枢密使。狄青在任枢密使4年中,处处受文臣节制,还遭来无数流言蜚语。后来,在文臣欧阳修、刘敞、吕景初等人的附会日食征兆轮流极谏下,宋仁宗不得不将狄青调外任。狄青至任所不过半年,便郁闷而死,时年仅50岁。

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不仅表现为文臣与文士政治地位相对于前朝明显抬高,武将地位相对于前朝则不断下降而且权力遭到极大限制。更重要的是,宋朝帝王依靠或利用文臣来压制武臣,实施以文驭武的策略。因而虽同在一朝,文臣与武将的地位却极不平等。

北宋政府以文抑武政策首先表现为中央掌兵机构逐渐为文臣控制。作为中央的掌兵机构,其权力掌握在武将手中应是正常现象,反之则是不正常现象。枢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机构,其长官枢密使从后汉开始一般由武将担任,北宋初沿后周制,以武将掌枢密院。但自赵普任枢密使以后,这一军事最高长官逐渐由文官担任。有人对北宋枢密院的正副官员的文武出身进行统计,枢密院正职共85人次,其中文职出身者63人次,占总人数比例的74.2%;武职出身者22人次,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5.8%。枢密院副职共143人次,其中文职出身120人次,占总人数比例的83.9%;武职出身者23人次,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1%。自宋仁宗朝始,枢密院正职中文官人数大大超过武官人数,宋英宗朝开始枢密院正职由文官单独主掌。由此可见,在北宋中央掌兵机构枢密院的演进中,武将与文臣的势力是互为消长的。一方面,武臣逐渐从中淡出,另一方面是文臣在枢密院的影响愈来愈大,成为决定力量,武臣在枢密院的话语权必定不断遭到文臣的蚕食。文臣与武将在政权中的这种权势占有的演变,正是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鲜明体现。

其次,地方武将权力也为文臣所侵占。地方上,文臣代替武臣任知州,“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不久,宋太祖“置诸路转运使……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政大权。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政、财权尽归于文臣,由皇帝直接领导。

陆续派文臣知州事,逐步剥夺禁军将领和地方节度使的军政大权之后,宋朝廷又加强了对监督权和司法权的控制。建隆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由初登科第的进士们担任。鉴于“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乾德三年三月收回了节度使和州郡长吏任用军校、僚佐为幕职官的权力。唐末以来,诸州府任牙校为马步军都虞侯及判官,掌狱断,多草菅人命。开宝六年七月,太祖下诏:“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以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为司寇参军。”自此,从两使职官到判司簿尉的所有幕职、州县官全改由朝廷从选人中委任。

宋仁宗时,战场上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文臣。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负责指挥对夏战事。正如北宋神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的刘挚所说:“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摩。”通过文臣,宋廷将中央的权势伸入到地方和军队,各种权力包括行政权、财税权、基层官员的任免权、司法权、征兵权等权力都由文臣掌握,武将在政治上的权势遭到文臣的蚕食。

为了改善军队将领的素质,北宋通过武举制度选择武将。宋仁宗天圣八年起“试书判拔萃及武举人”,武举成为制度。武举取士人数远不如科举取文士人数。在中选者任职方面,武举人也远不如高中科第的文人。北宋武举中选后,分三等授官。其中“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正九品)”,这与科举进士授大理寺承(正八品)形成鲜明的反差。就连北宋官员考核升迁制度,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文抑武倾向。事实上,由于北宋统治机构为文人所控制,武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遭受的压制必定比表面的政策要大得多。由此可见,北宋确实存在重文抑武政策,文臣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突然大幅度降低。

宋朝采取了一系列重文抑武政策,使社会上产生了与前朝截然相反的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认为当文官有出息、当军人没出息。因而,当时的人们多以读书做官为荣,以习武从军为耻。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申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民间流行的俗语则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重文抑武的影响

北宋时期出现朝廷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降低武将的政治地位,并通过文臣来压制武将的政策,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赵氏帝王出于保全皇位传承子孙万代之目的;另一方面强大的士大夫集团为重建封建秩序和维护其既得利益,防止武人得势,而竭力维护、强化崇文抑武政策的执行。从其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达到了扩大统治基础,防止藩镇割据的目的。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贯穿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给当时社会和以后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北宋重文政策推动了民智的开化和教育的普及,促成了读书办学的风气。宋朝人读书求知之风之浓,在我国封建社会实属罕见。不但帝王带头读书,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认为读书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范仲淹寄语乡里的诗中,就号召“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文化教育不再为豪门望族所垄断,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专利。北宋中期以后,公私学校林立,书院讲学盛行。据统计,宋代书院达到397所,其中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都是兴于北宋。北宋州县学在其发展兴盛时,规模之大、学生之多也远过于前代。唐代学生最多时,全国共有63070人。而宋徽宗大观年间,仅州县学生就有16.7万余人,超过唐代10万之多。《三字经》、《百家姓》等孩童的启蒙普及读本开始通行。在当时世界上,宋朝的文化教育水平应是非常高的。

北宋重文政策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学与史学等领域,都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这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也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载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北宋政府以高官厚禄网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批人讲学立论、著书立说,促使地主阶级思想文化的勃兴。仅《宋史·艺文志》中所收录的书目,就有8卷,这还远不能反映两宋时代的书籍之多。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所编成的《崇文总目》,所收录的书目就达60卷之巨,到南宋孝宗淳熙与宁宗嘉定年间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二者合起来共100卷之多,两书目合计共录书59429卷,足见两宋时代的书籍之多。

在文学艺术与史学方面,宋代也取得巨大成就: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宋词的成就,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块瑰宝;宋代话本的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开启了明、清时代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序幕。宋代的史学,也以各种新体裁史书的编纂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著称,对后代史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现行《二十四史》中,有三部为宋人所修,即《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书》;同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294卷,开启了宋、元、明、清的“通鉴学”之先河;袁枢编《资治通鉴纪事本末》42卷,开创了中国史书的新体例——“纪事本末体”;李焘历时40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59卷、郑樵的《通志》200卷,这都是中国古代史籍的经典之作。

在自然科学方面,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引以为荣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在宋代发明或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的,这三项发明都对后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重文抑武国策也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导向效应,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的重武轻文的社会心理,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北宋诸帝防范武臣专权,选用武将,采取“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的方针,打击良将、重用庸将,导致军队将领整体的作战能力下降,同时,庸将当权影响了军队指挥与管理,进而造成整个北宋军事实力的下降。这严重影响北宋的军事实力。纵观北宋边疆之争,宋与辽战,宋屡战屡败;宋与夏战,宋也是败多胜少,失去了外交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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